浅析明末局势迅速崩坏原因_风闻

明末(非南明)局势迅速崩盘的若干客观原因与可能外来因素

对于明亡清兴的研究，历来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失败方大明朝的制度缺陷、政策得失乃至主政者各方势力的各种个人错误、缺陷、责任。几乎到了用放大镜显微镜努力寻找越找越多的地步，陷入一种成王败寇的观察思维窠臼。失败者承担一切过错、责任，研究者观察者一旦思维陷定在这窠臼中，就难免失去了客观中立，有失偏颇。

对于其中的很多客观因素，“死因素”，人们往往忽略了其意义价值作用影响。对于胜利者获利方历史书写者的观察，也往往多有不足。

因为研究者对于失败方大明朝的各种问题，以前已有够多乃至过多、不无夸大的检讨，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仅从以前研究者较少注意的客观因素、外来可能因素切入分析，以补不足，聊备一说以资参考。

一、内因

中枢变动频仍、政局动荡混乱不堪。

1620年一1627年，明王朝七年内，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换了四个皇帝。其中，1620年七八月份，一两个月内就换了三个皇帝。

皇帝走马灯，一朝天子一朝臣，中枢也就变动频仍。统治上层架构，也因此长期不能安稳。决策者人事变动频繁，政策方略也就难免朝令夕改，乃至动辄全盘推翻。

和平时期，这样的局势也会因内部频繁争斗纷攘而致自相扰乱，乃至逐渐自取灭亡。面对内乱外患两重压力一齐来，更是极易每下愈况陷入恶性循环而根本无力扭转。

本来，治大国如烹小鲜。戒急用忍，向来都是统治者决策者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的为政之道。面对危局，尤其需要保持镇静心态。

但天启嬉玩而委政阉竖(魏忠贤是文盲加流氓)、崇祯性急偏狭，这样政治幼稚的低能青年，在太平年月里连守成也并不容易，何况要当家做主决策应对大乱之局?

气候异常，罕见天灾接二连三。

既为反叛者提供源源动力，也让决策者应对危局的决策余地、腾挪空间日益缩小。最后往往明知是饮鸠止渴火上浇油，但也只能陷入决策死循环。左挖右补竭力支撑，最终也是让“救时”之人前赴后继却无力回天。

王恭厂军火库从万历后期到崇祯朝，一再爆炸。军火储备毁之殆尽，熟练工匠百不存一。

这直接造成明末军事崩盘。

总体上由依靠火力压制勉强支撑危局保持相对优势，变为冷兵器对抗时步兵难以抗衡骑兵以短驭长屡战屡败无力挽回的格局。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对朱明王朝而言，朱元璋起兵时，面对蒙元、张士诚、陈友谅等势力，并无优势甚至可说是居于末位。可谓夹缝中努力乞活，一次稍大的失利便足以让他万劫不复为他人作嫁衣。但他最终却剪灭群雄驱除鞑虏，写下了从乞丐到皇帝的人生传奇。

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鄱阳湖龙王庙风生水起。

而到了朱由校朱由检兄弟，同样是十几二十岁的小年青，却攻守势异。

运去英雄不自由，王恭厂上风雷动，二百七十年王朝转眼间烟消云散。

二、延申

财政

明朝灭亡是财政崩溃、银子的分配占有出了问题吗？

中国古代生产力低下，长时期大面积饥荒不是变态而是常态。对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而言，正常时候，金银贵金属都只是经济体系社会系统的调剂补充。说得极端一点，大多数时候，它们甚至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玩意。

明代的银子，绝大多数长期都是埋在宫库中、府库里、家宅地窖下、起义军埋在山洞沉在江河中的死物。

对王朝稳固统治真正关键的东西，一是粮草，二是军火，三是有军事经验有战斗力能掌控得住的兵马。

靠银子打仗，谁会捞银子谁就是能臣？于是甚至魏忠贤都可以翻案成能人？

这种见识真地有些浮于表面、浅薄。

和平时代，皇家短期内突然聚敛大量金银(如明武宗让财政管家刘瑾、钱宁等人搜刮)，意味着变相加税、抽离社会流动资本扰乱银钱市场交易秩序、扰乱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刘瑾当权四五年时间，为明武宗比正常年份多捞了几百万两银子，便足以让弘治朝的盛世局面迅速变成正德年间的动荡不休叛乱不止。

而灾荒战乱年代，皇家不谋求兵、粮根本，再用心于金银聚敛，那就不止是本末倒置饮鸠止渴，更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了。

党争

明亡于党争？

明末党争严重，根源也正是在于君主更换太频繁。皇纲失序，最高权力长期处于相当程度真空状况。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或许赢者通吃，退一步却极可能死无葬身。稍有政治头脑的官僚，都会不由自主抱团自保、追求政治进步。于是，激烈内斗不可避免。没有东林党，也会有西林党。

皇权频繁交替，皇帝们病衰老幼，皇权脆弱，镇不住场面，才会有朝野党争。

七年换四帝，历史上出现类似这样的政治事故，很少有不天下大乱翻船变天的。

七年换四帝，不光是政治上造成中枢崩溃，引发内斗激烈内耗严重。在整个王朝臣民心理上也造成严重的灾难性打击。

大明朝史无前例的在位长达四十八年的老皇帝万历驾崩时，大明朝全体臣民大约都有天塌了的感觉。

然后，春秋正盛的新君上台，搞了一把新气象。大赦天下，大发赏钱，大施恩典，人心渐渐安定下来。

然而一个月后，他又死了!

大明朝臣民们心中的恐慌翻了一倍。

再然后，更年青的少年天子上台了。几年下来，宫廷、朝堂阉党东林唱大戏，狠狠地折腾了几把。当然，一番内斗激斗虽是牺牲很大，但最后总算坐稳了江山。臣民虽然各种忧虑，但也渐渐又安定下来。

然后，他也又死了!

短短七年，祖孙三人全死了!

无数臣民心中，大明的天这回真的彻底塌了。不知多少人在心中盘算起来：大明朝怕是气数到头了。

王恭厂爆炸、接二连三的天灾，更加剧无数人心理上的崩溃：大明朝药丸啊!

当承天意而登位的天启帝死了时，大明朝祖孙三帝接连驾崩时，妄定年号为天命、天聪的建虏头子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却始终活蹦乱跳、春秋正盛，地盘越弄越大，家里头还不断添丁进口。

许多时务学校毕业的俊杰，不少研究天意的文武大臣、社会贤达，只怕都在心中敲鼓：莫非天命在彼?

七年换四帝，也不仅是造成人心动荡，心理崩溃。

七年换四帝，还直接造成明末财政上的破产。

许多研究明末财政的人，总弄不明白大明朝国库银子哪里去了。

封建时代财政支出的最大项目，莫过于先帝发丧修陵、新帝登基大赏军民。这种事儿花钱，没有量入为出凑合着办的。从来都是每办一回，就得堆出一大笔惊天烂帐。

这种花钱海了去了的事儿，七年内办了三轮。万历的丧事、泰昌的登基，或许还有点章法。后面那两场大丧、登基大典，朱由校、由检哥俩，懂什么?管什么用?都是无底洞。

三、外因

把观察眼光从中国地理范围内、中华文明发展进程自身，扩展到大航海之后全球范围人类文明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观察，就会看清发现另外一些"客观"事实。

明亡清兴，失败者并非只有朱明王朝、大顺大西以及三藩这些汉族势力，而是包括满族在内整个中华民族。因为，从大航海全球时代眼光看，由于明亡清兴，中华民族还整体丧失了一次压过西方率先进入近代的最好机会。

明亡清兴，胜利方获利方并不止是满清。因为若从大航海全球时代眼光观察，更大的获利者胜利方是整个西方世界。它们毁掉了一个可怕的潜在对手，让西方在主导全球近现代化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不受威胁再无敌手。

看明亡清兴，总结大明败亡之因。不能总是在失败者身上找寻越找越多的原因责任，有时候也可以睁眼看看当时的世界，想想这场历史巨变中，获利方胜利者历史书写者们做了些什么？掩盖了哪些东西？不能总是在胜利者留下的成王败寇思维窠臼中打圈圈。

利玛窦等罗马传教士，从中国澳门广东一路北上经过南直江浙到北京，他们看到了什么？怎么想？

他们看到了一个远超西方任何一个近代萌芽小城小国规模、人口众多、富裕繁华、统一强大的庞大帝国。其东南地区纺织工场、铁器工场、商业规模都超过西欧总和。东南地区中下层社会识字率、文教发达文明开化程度也远超欧洲。商业化市民化的士大夫们，对于西方新科技知识的开放吸纳能力极其惊人。规模庞大的东南海盗海船纵横东南洋，西班牙荷兰殖民先锋与之相比，也全都无法占据上风优势。

到北京后，他们看到的又是一个几千人数万人规模的庞大近代军工生产体系，数十万军队，超百万人口大城市。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不在一个量级。

对他们这些有新全球视野的开拓者来说，这一切都会让他们极其震惊乃至恐惧。 这根本不是新大陆印第安土著、千万人口印加帝国，见到手持火器白人就视为神灵跪拜的皮萨罗开局模式！

他们唯一庆幸的，当时这些中国人对他们真正目的一无所知，对新全球时代一无所知。很多人对他们十分友好乐于交往交流。

当他们发现有机会一击致命，毁掉这个上帝子民们西方各国潜在可怕对手、亿计人口异教徒生活的庞大帝国时，他们会怎么做？尤其是这个帝国大多数人对这潜在致命一击、最大死穴尚末足够重视，还不知其真正价值份量，还忙于应付各种内忧外患、朝野纷争没完没了之时？

他们会帮这个帝国一把，努力把它从内忧外患中拯救出来，让它从此更加不可战胜？这个帝国就会从此感恩他们的努力帮助而敞开对上帝使徒的怀抱？

金尼阁1613年罗马汇报之行，1621年带新指令重返中国，背后究竟有没有，有什么秘档？五年之后，就发生了王恭厂爆炸。真地是巧合？

历史不能假设，但从客观条件而论，也许，明末中国曾有过比之于明治维新、洋务运动时代更好的一次率先进入近代文明的机会。然而，这次机会也许恰恰是被人蓄意策划给阴掉了，而并非是某个意外或失败者自身的某些这样那样数之不尽的过错、责任所导致。

胜利者获利者在收取巨额回报之时，还把失败者失败的所有责任原因全推给了失败者。让失败者的后人们至今还在“成王败寇"的思维窠臼中，用放大镜显微镜继续努力地寻找自己身上那越找越多的错误、缺陷乃至丑陋、愚昧，彻底抹掉他们身上的自信自豪。

让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民族，把各种《丑陋的xx人》当作醒世教材解愁良药，在不断自虐中苦思、寻找出路，难道不更有趣吗？

王恭厂爆炸后果、影响究竟大不大？

王恭厂爆炸前，明军早已有萨尔浒大败。在辽东战场已屡战屡败、大量府镇州县早已丢失。

王恭厂爆炸对于明亡清兴大局的影响还能有多大？

也许，仍然要站得更高、要有更广阔视野，才能观察得更清楚。

王恭厂爆炸前，明王朝在关外辽东战场确实已有诸多失利似乎几近崩坏，但整体而论，局面其实并不严重。

王恭厂爆炸前，明廷在关外辽东面对的局面形势，与宋代方腊初起时席卷东南几十个府州县，性质大体等同。与万历三大征时期，每次都是当地官方武装先吃一场大败，丢掉大量州县军镇，性质也大体等同。

在当时明廷朝野多数人认知中，这只是叛逆反贼初起时攻势旺盛，而地方军队朽烂防守不力屡见叛降的基本套路操作而已。一旦朝廷真正重视起来，正规大军通常很快便可扑灭反叛。

事实上，萨尔浒战役后，王恭厂爆炸前，明朝辽东战场在孙承宗等人努力下，就已有极大缓解。

严格来说，杨镐、熊廷弼、孙承宗直至袁崇焕，主要都依赖蓟辽辽东军镇越来越有限原有力量，文臣宦官带粮草军需督阵就地征兵调将。 真正举国调兵遣将，洪承畴松山之役才是。

战略上言，直至崇祯早中期，大明王朝对辽东建虏仍是攻剿战略，是三年五年还是更多几年才平辽。

然而，王恭厂爆炸了，明朝中枢又经历了史上罕见的七年换四帝、内廷内阁为首的大批不同派系文官将帅走马灯换人、决策中枢乱套，上述多数人的战略认知也就只能落空。

无论是盛壮年泰昌帝还是青少年天启帝，但凡多活几年而不是即位一月、七年就死，决策中枢能维持最低限度基本稳定。王恭厂没爆炸，军备充足的明军退到战线已不是过长的宁锦战场，打出一场消耗战乃至歼灭战。从而遏止住辽东建虏上升扩张势头，稳住辽东乃至逐步削平建虏收复辽东，这类战略构想并非难以达成。

然而，王恭厂爆炸导致明王朝军备军储一扫光。这一严峻后果从军事技术上，客观上就让上述战略构想不具备可行性。

而同时期明王朝决策中枢又因为七年内换四帝，彻底大乱套。更从政治上使得明廷的辽东战略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