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社会论1.0》_风闻

《信用社会论》

任何思想都必须依附于一定的技术时代特征和背景，如果不是大数据和信息社会来临，我也不会作出如此的假设，也正是因为这个时代，信息的流动以前所未有的形态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以往被无数事件和行为掩盖的真相，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我的思考中，授信，或者说人与社会的相互授信是社会构建的基础，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通过分析与大胆的假设，将信用伴随信息流动的社会场景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第一部分 关于真理

在各种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中，我们似乎得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真相，人类似乎越进步，也就越能明确知道自己离真理越远。当然，声称自己掌握甚至超越了真理的人类在历朝历代都层出不穷，不过真相如何，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所以，我现在不管写什么，说什么，都会先发出这样的声明，以免引起别人的误解。

真理高高在上，是一切规律的集合，人类从动物中进化而来，发明了语言作为工具来探索真理的存在，但是，任何基于语言这一工具的探索，永远无法抵达真理本身！那么，一切哲学、宗教、科学等等都是以自己的方向和角度对真理解读而非真理本身！那么，作为探索者，大家都应该对其它的探索者报以极大的宽容之心，因为大家都只是走在探索之路上的路人，任何以真理、真知为名的攻击歧视，本身都是背离真理的行为。

好了，声明完毕，开始今天的思考过程。

第二部分 授信，社会基础

假设有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世界上其他人都消失不见，那么两人能否组成一个社会呢？如果是极广义的社会概念，那么应该是可以如此认为的，可定义范围略微收窄一点，那么也可以认为其并不能构成社会。

接着假设，那么，当范围扩大时，从两个人扩大到一个村落，一个部落时，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人类群体想要生存，除了创造价值的劳动之外，也同时必须要合作，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将时钟回拨，来到人类世界的早期，我们的祖先还在非洲捕猎的时代！为什么我们祖先的大脑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一举超越了一切动物成为了万物之灵呢？现代有部分观点认为是“语言”的诞生和基于“语言”的信息交换而带来的更复杂的更大范围内的人类合作行为。在前面的关于真理的说明中，我认为语言是解释真理的工具，毕竟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吃饱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在语言出现之后，更大范围的劳动协作成为了可能，信息变得更加容易流通，形而上的概念等工具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基于信息流通的原始“授信”行为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当然，如果以动物的角度来看，原始“授信”行为或者说最原始的相互信任依然是存在的，不过那样的授信行为是本能性的，在其中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信息”的流动，只能说，这种行为，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授信”的前提。（比如无法通过镜子试验的动物，连自我的概念都没有，只能依据本能生存，自然无法进行真正的授信行为，因为在它的精神世界中，并没有“我”的概念）在这里，我不讨论这种基于DNA的，本能的信任行为！不过在后面讲到“家庭”这一社会细胞单元时，这种本能的授信行为将会对家庭的内部信任产生极大的作用。

在语言出现后，词汇（名词）必须是首先诞生的，这点毫无疑问，随着名词诞生，人类便走上了用语言解释万物，解释真理的道路。与此同时，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授信”产生了！举一个例子，对于狮子这种足以威胁人类个体生存的危险动物，一定会有一个群体内部统一的称谓，这一点十分重要，在默认的情况下，为了种族延续和个体的生存，大家都对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了“授信”。假如有人非要将“狮子”称为“水牛”或者其他会怎么样？他的行为破坏了最原始的授信行为，那么，作为“社会”这一人类集群的概念，也会对其行为产生反馈，从此之后，他受到的社会反馈，必然是负向的，也就是群体中对他失去了“信任”。

对于一个社会共有知识的认知，本身便是一个最基础的“授信”的过程，在我们的本能中，对于这种公共基础知识，先天是信任的，不然人类无法通过接受社会中存在的信息而成长。这种对于流动于“社会”群体之中的“词汇”“语言”“思想”等的基本信任，构成了一个最原始的，但是简单有效的授信过程。

如果我们对于“语言”本身都无法信任，那么人类或许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消亡了！

第三部分 谎言与授信的关系

前面说了，原始授信诞生了原始社会的基础，那么，另一个幽灵也始终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祖先，那就是“谎言”！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黑猩猩的社群中就已经存在欺骗和各类的政治斗争，是的，它们也玩政治，和现在的政客差不多。

有趣的是，与人类社会一同进步的，也同样有欺骗和谎言，这同信任一样，也是基于祖先的遗传物质而来的本能！当然，这里指的是“原始”的谎言和欺骗行为，与后面错综复杂，被人类发展到了极限的欺骗行为相比，这种本能的欺骗要简单原始得多。

在前一部分中，我举了一个假想的例子，一个部落人将“狮子”称为“水牛”（事实上，非洲大陆好像没有水牛），那么，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行为的产生原因。首先可以猜测地方是，发生了某种疾病，使其语言与认知发生了错误，这种可能也是不能排除的，另一个可能则是一种主动的，出于主观意志的改变，让他刻意扭曲了对某一具体生物的“解释”。是的，扭曲的只是“解释”也就是他通过语言或者行动表现传递出去的“信息”。不过，这样举例并不完善严谨，只是一个最粗陋不堪的思想实验，无法详细地展示出一个真正的个体可能存在的复杂的想法，也不能完整的表达前因后果，只是简单列举一下这样的某种可能而已。

或许我们应该作出另一种假设，在扭曲“解释”的时刻，最终得到的结果对他是不是有利的？例如，一群人兴冲冲外出围猎“水牛”结果被一群狮子当成了宵夜，在同行的猎人死后，说谎者是否得到了更多的资源，甚至是得到了更多的交配权，那么，这种说谎行为，对他来说是得到了足够的好处的。

在这个过程中，说谎者输出了不真实的“信息”或者说“扭曲”的信息，会让人产生曲解的信息，一班人基于常识选择了相信，然后死掉了，成了狮子们的宵夜。

说谎者通过说谎从社会信用总和中获得了利益。

这个部落共有的，基于最原始授信行为的社会总体信用会因死亡而减少总额，事实上，一旦谎言出现，哪怕没有死亡，彼此间的怀疑都会减少对该社会的总体信任，如果说谎者没有被揭穿，那么这种减少是悄无声息的。

在很大程度上，对于部分个体而言，破坏授信的行为是可以获利的，事实上，哪怕是现代社会，个体甚至是群体一旦采用类似的方式破坏社会整体授信，也往往是可以获取利益的。

这就涉及另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会总体资源，一个固有的社会中，可分配的资源在一定时间里，一般是相对恒定的，也就是说，除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积累，社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里，能拥有的整体资源是有限的。

而一旦通过某种方式减少参与分配者，在一定程度上，说谎者得到的社会资源必然是增加的。

但是，因为生产者的死亡，社会资源的增量必然减少，如果更极端一点，将劳动能力也算入资源之中，那么总体资源必然是大幅减少的。

这些概念在后一部分会更详细地解释，在这里，我们先讨论社会授信行为，因为社会授信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并且往往隐藏在大多数社会行为的掩盖之下，所以，授信行为本身是极难以量化的，并且很难使人察觉到授信行为的存在以及社会整体授信的存在！（现在有部分人流行的，所谓生活仪式感的说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变态的授信行为的具现化，比如，女性需要男性购买情人节礼物，有意义吗？没有，完全没有，只是通过这样的行为强化二者之间授信而已！）

讲到这里，是不是有同学在问，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我在试图教唆大家采用“欺骗”的行为去获取利益呢！

答案肯定是必然不是的啊！下面，我会用两个思维实验来说明两种不同的情况，并对这种窃取“社会整体授信”的情况作出结论。

首先依然是延续上面那个思维实验，假设说谎者的行为被发现了怎么样？答案很明显，社会对他的授信会大幅度降低，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个体的死亡。（生理意义上的死亡和社会意义上的死亡）

所以，良好的授信社会中，对个体的最严重惩罚，一定是最大幅度降低授信的“社会性死亡”！

当我们把时钟调到最初的状态，在谎言行为发生之前。

另一个可能的假设是，说谎者并未说谎，而是选择清楚表达“正确、真实”的信息进行输出呢？这种行为，其可以导致社会信用的整体增加（在假设的简单情况下，这种正确真实的信息流动，一定是可以导致社会整体信任增加的）。那么，在社会总体信任增加的前提下，良好的运行机制，应该对其反馈一定授信增加，当他的信息足够关键且对于生产有利时，正常情况，其相关的物资分配也会增加。

这就是最简单的信用反馈机制的模型，当然，这种正确的作法，其对于个体来说，物资分配的增加比例和绝对量往往无法与说谎得到的相当，毕竟建设和分配总比盗窃和掠夺来得更慢！

但是，如果从群体整体的范围来看，反馈机制造成的增加是更有利的，是建立在群体生产能力普遍增长的基础之上的。

这一部分里，我讲到了谎言和授信的关系，主要的观点是，虚假的信息，往往会对社会的整体授信构成减少，虽然是一个原始社会的简单模型中得到的可能，但是，在现在的社会中依然是有效的，造谣者，说谎者，甚至通过种种扭曲、片面信息对受众进行误导的人，其本身都是在破坏社会的整体信用，但是，因为现代社会极为复杂的机制，以及很多不正确的观点，这部分人往往能够通过这种行为获利而不受惩罚，这是一件极为不对的事情！

第四部分 总体资源与总体信任池

在这一部分中，我要说一说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关键一步，当然，其中或许会涉及一些原始宗教、原始信仰的部分，这一部分会在后面单独讲到。在这一阶段中，我会试图建立起一个概念，一个社会总体资源和社会总体信任池的可能的图景，而这两个概念也将会伴随我的整个思想核心一起成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于较大的事件进行长期的预言时，这两个概念图景也将会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过往的理论中，社会生产创造的“社会总体资源”往往被简单归纳为财富，然后，实际上，人类知识的积累，教育普及促成的生产力进步，以及很多无形的资源都很难用财富的观点进行简单衡量。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点，那就是金钱，在人类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贵金属都是作为“金钱”的象征，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在另一些时期，特别是社会动荡的时期，贵金属本身的价值就会极大地缩水，为什么呢？其实，在信用社会的观点中，金钱的本质是“分配”“社会可分配资源”的“分配权限”，是基于“社会整体信任池子”的一个凭证，特别是与黄金体系脱钩后的现代货币，其本质更是显露无疑。至于在人类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特别是在战乱与饥荒年代出现的，手里握着金子买不到粮食的情况，本质上是“分配权限”与“可分配资源”之间的比值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我又想要做一个思维实验，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对于资料的掌握是远远不及专业人士的，很多时候，我只能依靠思维实验来进行一些假设。这次我依然选择上次那个原始部落作为假设的对象。

离坑死队友的“水牛事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很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部落人民终于掌握了农耕，光荣地从部落时代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村落时代，大家不用再去给狮子当口粮，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地欣欣向荣。当然，部落勇武的传统不能丢下，狩猎是必须狩猎的，勇士们又不能狩猎，只能依靠狩猎来勉强维持生活的样子。时间久了，问题出现了，今天狩猎到了一只水牛（再次水牛事件），自己吃又吃不完，放着也很浪费。那么怎么办呢？当然，私有制或许已经在这个时候出现，或许并未出现，这只是一个思维实验，出现与否并不重要。现在我们假设私有制尚未出现好了，在它出现之前，一个东西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受限出现了！那就是“社会可分配资源”以及基于人类的交流、交往产生的“社会总体信任池子”。刚才说了，猎人们狩猎到了一只水牛，一时是吃不完的，那么就必然涉及到分配的问题（数学的发展应该是伴随这一过程），分配的过程或许经历了原始的大家一起决定分配的阶段，然后，熟练掌握分配技巧，或者获得了社群中大部分信任（大多是老人，长者）的人出现了，他们更精于分配，这就是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工，在现在很多人认为的分工是劳动不同的分工，实际上，在信任社会体系中，社会分工的源头应该是“生产者”“分配者”这样分工的，因为后者更多是在“社会整体信任池子”的基础上，通过消耗整体信用来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其本质和生产者已经有了区别。而这种分配要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呢？猎人捕猎到猎物，种植者和采集者采集植物，双方的生产活动并不是随时都能稳定产出的，有可能有猎物无粮食，有可能有粮食无猎物，这些都是可能的。在这时，作为一个社会团体（部落、村落、氏族等等一切团体），其首要的第一要务必然是保证群体生存，保证生存权肯定是所有要务中的第一要务（这点十分重要）。那么，分配者的第一要务，也必然是要遵循该原则的。

继续刚刚的思想实验，狩猎者猎到了大水牛，在自己无法吃完的前提下，他会做出什么选择，在公有制的前提下，自然是将猎物与大家（采集者，种植者，分配者）共享。而将物资分配后，他在无法狩猎时或狩猎未果时，也同样可以分配其余生产者的劳动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必然是选择授信于他人、授信于这个村落的整体的，在分配行为中，社会的整体授信是增加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思想实验中的理想状态，估计也是大部分村落等的原始状态。在这样的前提下，私有制是如何出现的呢？

前面提到了，劳动的产出产生了可供分配的“社会可分配资源”，在生产力低下的早期，这样的可分配资源绝对数量肯定是不多的，那么，只需要很简单的分配就可以达到目的。遇到好年头，大家就能吃饱，遇到不好的年头，那就一起挨饿就是了。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着新技术的使用或者年头比较好等因素的影响，“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社会可分配资源”的总量增多了！当然，根据人口的发展和对社会的满意，“社会总体信任池子”的绝对值也将会随着变大（生活好了，自然对社会多一点信任，少一点埋怨）。

但在这样的前提下，也就是资源和信任都富余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在前面一节中，我认为人类会用“扭曲的真实”来窃取一部分“总体信任”为自身谋取利益，在“可分配资源极少”的时代，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危险且收益不大的。而当“可分配资源”的总量变大，总体信任池的增加又让部分物资变少的情况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通过“扭曲真实”的方式获取总体信任池的授权窃取部分资源的行为就变得可行。

事实上，在一定地域，一定土地及自然条件的前提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私有制”的人口阈值总体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能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那么应该是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可能的出现私有制的人口基数。在人口达到这个阈值过后，总体资源的积累和总体信任的积累必然会导致“私有制”的出现。另外，也只有人口基数增长到一定程度，社会分工才会分配出真正意义上的专职的分配者。

与此同时，在人口增长，大范围内的部落与村落的人数增加后，随着人口的流动和交流，不同部落，村落之间一定会发生交流，重组甚至是战争和兼并行为（这种可能，应该在化石或者遗迹中能够找到佐证）在这种跨越传统方式聚集的行为中，家庭单元，氏族单位等也会随着大范围交流出现。当然，这种情况或许发生在更早的时代，这种情况，会导致“不同社会单元之间的授信行为”这种行为的出现。那么，原始的，对个体或者群体的授信行为第一次产生了分化，对群体的授信演变成了具体的，对部落，村落，家族，氏族等等具体单元的授信！

在这一阶段，人类文明的早期，因为血缘的关系和社会的进一步分工，阶级也必然开始出现，人类世界开始割裂，不过严格意义上说起来，哪怕是在更早的时代，人类社会的割裂也是依然存在的，但是这次的各类和以往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社会整体信任的分割和再分配。社会整体信任被分割成了各个不同的“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分配。然后，不同群体之间的授信行为进一步分化，对家庭单元，对部落单元，对氏族单元之间的授信程度分化，在层次上也出现了明确的分级。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则是文化上的自圆其说，这是对社会总体信任池子进行管理的必要措施，必须使其相信分配的合理性才能进行信任分配。简单的思想实验已经很难重建这个时候的可能的图景，但是依然可以建立起一个模型，如何分配社会整体资源和社会整体信任池的模型来大概模拟这样的过程。

这一时期，人类的文明高速发展，各种不同分配原则的社会整体资源和社会总体信任池子的绝对值也是不断增加的。而因为这种分化造成的各个团体，其内部应该倾向于高度授信，而团体与团体之间的交互授信行为也应该更为普遍。

大量的授信行为组合成了人类历史早期的各种政治行为，但是，在衡量一个行为时，如果不能以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其是缺乏必要的说服力的，那么，这种行为之间的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这里，我再次开动了脑子，引入一个完全虚构的概念，那就是授信上限的问题，在思想实验的前提下，假设一个个体的人，其授信限度是有上限的，那么，这个授信的上限是什么呢？

答案估计很多人都能想到，那就是一个人的全部所有物的集合，生命、财产、家庭甚至是爱情，当然，这种说法是笼统的，不准确的，只有在极为极端的情况下，人类才可能做出完全授信的行为，在历史上，往往也只有真正面临灭族的危机时，才会有部分群体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

是的，我说的就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我们之中最勇敢的那一部分人，将自己的一切都授信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所以，我们才能成功从最深的黑暗之中站起来！

当然，这是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也有很多，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

那么，在“社会总体资源”是有限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授信”其实也是有一个上限的，这个上限约等于该授信群体之内的所有个体的完全授信的总值。

这个上限肯定是一个理论上的上限值，规定其存在，实际上是想表达这样一个主题，任何基于授信的，有关于分配与管理的行为，其实际的行为能力是有边界的，并且，随着组成群体的授信程度不同，该边界是浮动的，变化的。

这是在大范围内授信的一个总体概念，那么，如何计量授信的变化呢，我再次开动自己的脑袋，提出了一个“标准人”概念，大家注意了，这个只是一个设想，并不代表其是真实的，甚至我也没有能力对其进行真正的实验验证，只是以此概念来形容一下授信过程之中的最小单位。

简单说，做为一个人类，受到我们的神经系统的限制，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情况，即我们在单位时间里，能够接受的单位信息必然是有限的，那么，在规定的单位时间里，进行规定的单位信息的流动，就可以看做是一个形而上的标准人模型。

为什么要以单位时间里单位信息的流转作为标准人模型的基础呢？在最开始我就提到了，授信的基础首先就是信息流动，没有信息的流动，是无法产生自主的授信行为的，那么，量化信息流动的过程中的单位，对于任何人类行为都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仍旧坚定地认为，这个标准人模型只能作为一种思考工具，信息流动标准化也是不可能完成的，比如人类复杂的感知，嗅觉，温度，湿度等等，如果都量化，那么该如何界定量化的标准？这些在目前看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标准人模型只是一个概念，就和刚刚的，授信的上限就是一个人全身心的付出一样，是一个理想的模型而已。

这一节中，我提出了“社会总体资源”、“社会可分配资源”、“社会总体信任”的概念，实际上，这几个概念的提出，其目的仍旧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行为的本质就是对于这几个内容的管理，那么，在下一节中，我要说明的，则是政治、宗教和国家。

第五部分 政治、宗教和国家

在前一部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社会可分配资源”以及“社会总体信任池子”的大概图景，那么，这种基础的图景，是如何转化为我们今天这个纷杂的世界呢？关于世界运行基础的模型，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又应如何以建立的模型来解释世界呢？

下面再次开始思维实验，实际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猜测，在大量的“社会可分配资源”出现之前，甚至是人类这个物种都还未出现之前，政治行为就已经出现了，具体的例子，可以看看我们的远亲，黑猩猩的世界，说起玩政治，它们可是玩得溜溜的。作为万物之灵，灵长类的老大哥，人类的基因之中也必然有关于这种行为的遗传，而在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的早期，这种基因伴随着语言交往带来的复杂分工也必然得到了自然选择而遗传下来。毕竟，在食物并不充足，且环境恶劣的时期，只有能充分利用各种优势力量的个体才能顺利存活并保证自身基因的延续，这其中，最占据优势者，必然是最强壮的个体，以及最聪明的个体。与此同时，各种生存策略的选择也让人类社会内部产生政治的雏形，合作本身就是政治，狩猎行为中优势个体的号召力必然与普通个体不同，种植群体中，善于积累知识的个体也必然超过了普通的个体，以及如何进行“社会可分配资源”的分配，以及如何管理“社会总体信任池子”是分配行为得到足够授信，也是原始政治行为的一种！

简单说，原始政治必然是建立在“社会总体信任池子”之上的，基于社会群体授信的，对于“社会可分配资源”的分配方法的集合。当然，这种行为必然不仅仅只是分配，而是包含了对可分配资源的管理，以及如何利用该部分资源创造更多的自愿的行为，还包含对劳动能力的分配，以及如何增加“社会总体信任池子”等等。

不管怎么说，所有的政治行为，一定是建立在授信基础上的，部分是建立在“社会整体信任池子”基础之上的。其作用目标可以是人的个体和群体也可以是物资及劳动能力等对象，当然，成熟的政治行为，其本身也一定包含了对“社会总体信任池子”的管理。

现在我们回到一个问题上，前面说过了，当社会可分配资源出现较大规模的盈余时，私有制必然会出现，而这种行为，正常情况下，会导致社会整体信任池子的减少，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让私有制分配之中的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变得不会影响社会整体信任呢？

选择似乎有很多，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现代人回到那个时代去，也许会选择成立一个宗教，别笑，这很正常，在那个时代，宗教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确实在分配、管理上是领先于原始的分配方式的。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很多选择，比如利用血统建立权威，宗族传承，文化改造，甚至是以小群体的武力震慑其他的群体等等。

但宗教这个概念，在分析中必须再次重申两个概念，哪两个概念呢？第一是，要认识到原始政治必然是以血缘作为基础的，这是我们的进化路线上必然的选择，但是，在宗教出现之后，相较于血缘政治，宗教具有了更多的优势，一方面是直接涉及到了形而上的领域，社会整体信任池子，本身也是一个形而上的产物，在管理它的时候，宗教具有先天的优势。第二个呢，则是模因传递的概念，或者说，套用某些学者的观点，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模因病毒，当然，我个人对这点仍旧是持怀疑态度的，至少我并不完全认同模因病毒这一观点。

宗教的发展过程，我看到了不少种可能，不过今天我试图再建立一个思维实验的模型，以我的角度来看宗教形成的过程（强调一下，只是一个思维实验，并不代表现实中某种具体的宗教）。

第一阶段，万物有灵，可以如此认为，大部分原始宗教，其产生的原初动力应该都是来自于人类试图解释自然的过程。在前文中，我一直提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语言是人类解释真理的工具。那么，遇到无法解释的情况怎么办？不解释一定不是人类的风格，毕竟我们可是单靠两条腿就能跑死四条腿的狠角色！在遇到了无法解释的现象的前提下，作为具有赋予万物“名称”的能力（总结抽象能力）的人类，在赋予名字的同时，将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样进行赋名处理，从自然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并且认为这是某种无法触摸的，形而上的“神秘”。

就我个人的认知而言，世界上大部分的原始文明，其最初形成的宗教，必然是带有万物有灵的概念的。如果我说错了，大家也别急着打我的脸，因为是否万物有灵并不重要，只是在这个阶段，原始宗教的本质应该也是更多用于处理现实问题。比如，人为什么要生病，人类为什么要生小孩，人类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死，这个问题一直是人类的核心问题，不管是从动物本能的角度来看，还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怕死似乎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不过死亡问题的核心是，为什么会死，死后又是什么样子？这里，人类原始的政治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成为了先祖崇拜等等，另一部分，则致力于解释各种关于死亡的形而上的神秘。

就这个阶段，我可以大胆地猜测，“鬼”的概念一定是先于“神”的概念产生的，因为“鬼”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某种高度抽象化的，在社会体系中的人的行为高度集成后的集合。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社会人”概念，当然，肯定不是“小猪佩奇身上纹，大家都是社会人”这样的概念，而是一个由观察、记忆和分析等等思想行为形成的对他人的抽象的概念。它是自然人的主体在社会行为中，通过信息交流投射在一个或一群自然人脑中的概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法外狂徒张三”这样一个概念，他本身是不存在的，没有物质基础的，但是因为信息投射、交流、重组，这样才产生了“社会人”这一个存在。

我们再来看“鬼”的概念，是不是与社会人高度重叠？同样是没有实体的，依据于记忆等信息载体重组的，并且具有一定人格特征的概念。

这里我又不得不解释另一个个人的观点，那就是模因和模因器官，模因是信息传递的因子，最小的模因可以看做每个词，而形而上的模因在传递过后，会有一个重组的过程，在模因传递后，会产生一个由复数的模因重组并形成一个模因器官的过程（社会人概念，本身也是有模因器官的含义的），一旦形成模因器官之后，在面对自然现象时，解释中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该器官的影响。

在一个人死后，其他人对其的记忆并不会消失，如果在梦中梦到了他，作为难以判断意识与物质界限的早期人类，自然而然会产生这种原始的，关于“鬼”的概念。

模因器官具有思维辐射能力，信息的处理，实际上是由模因器官来完成的，而形成的固定的模因器官之间并非是无关的，相反，模因器官以多种方式链接，才能形成一个人的意识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意识，具有的联想能力，一部分就是来源于模因器官的交叉影响。

例如，打雷了，声音很大，我了个去，好像我死去的老母亲的怒吼（不是女权歧视，只是已婚男士的必然联想），哟，是不是某个“鬼”在怒吼呢？（模因产生的自然联想）不，肯定不是鬼，那么这声音会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某种可以称为“神”的存在，它在用我不知道的语言怒吼呢？

当然，这一段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个简单的想象，唯一的价值，在于铺设出一条可能的逻辑链条出来，用以解释为何我会反复说，鬼一定是先于神存在的！

不过，这一切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这一刻起，原本的万物有灵，变成了一种具有人格的，典型的“人格神”的存在！

这是前面这么多废话的重点，人格神的出现，就是宗教政治化的开端！并且，第一次是人类掌握了可以直接掌握并操纵“社会总体信任池子”的可能！

前面一直说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可支配的资源总体是呈增加态势的，同时，因为人口的增长，总体社会信用也一样呈增加态势。在这样的前提下，必然需要对资源，特别是涉及生产及生存的资源分配提出新的要求，而私有财产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种需求，这种分配的权力即为“社会公权力”的雏形，这种分配，成为了人类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与此同时，形而上的信息流通，对世界、对真理的解释使人类发展出了种种观念、看法、认知。那么，同为“精神领域”的产物，将分配等权益交给同样诞生于形而上领域的“神”就成了一种十分自然而然的选择。但事情并非完全如此，这一系列的说法仅仅只是我的思想实验的产物而已。并且是建立在“物资充盈”这一个基础之上的思想实验，只有物资较为充盈，人口增速较快，同时，社会整体信任池子的扩张也较快的前提下，这个假设才有可能成立。那么，在物资并不是那么充盈，人口的增速和聚集情况并不足以导致原始宗教率先完成“政治化”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在很大程度上，其可能会与宗族势力交互发展，与崇尚宗教的文明产生不同，在物资不算丰盈的地区，基于血缘的力量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宗教共同发展。

关于这个判断的证据，我觉得应该能从古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找到一些佐证，环境优渥，人口快速膨胀的地区，宗教的影响力一定是大于宗族的影响力的，甚至会形成早期的宗教国家，而地理环境相对较差，人口增速并没有那么快速的地区，人们往往更倾向于以血缘关系构成社会基层，这样形成的国家，往往也是以氏族等方式首先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大多数时候，二者都是伴随发展，同时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关系。

总而言之，政治是分配及管理的方式，宗教也好，氏族也好，国家也好，本质都是管理社会可分配资源与社会总体信任的一部分的组织，其核心仍旧是“授信”，其存在基础取决于其管理群体中的民众授信。而一个社会中，资源必然是有限的，同时，民众的授信也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资源以及授信的前提下，自然不存在无限的权力和义务。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如果仅仅是指狭义的政治范围来看，则必然是同时包含管理分配“社会整体可分配资源”以及“社会整体信任池子”两个方面的内容。因为只有同时对两个方面进行管理，才能称为政治，如果仅仅只是包含了一个方面的，则更多的只能称为“某种关系”。同时，受管理者也必须包含实体与形而上的两部分，比如资源，就是社会生产产生的物资，同时，还包含民众自主或不自主授信于社会整体信用池子的信用，比如人，既包含人类的物质身体，也包含形而上的人类的社会概念，因此，在“狭义”的政治诞生之初起，便一定同时拥有精神上的主张，不论该主张是基于宗教、血缘、还是某种政治述求，只能管理社会物资的，不能管理社会信任的，是绝不能称其为政治的。

在这一点上，最好的实例我个人觉得就是强盗与起义军之间的区别，在大多数时候，二者的行为是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的，但是，因为一个只是追求物质，另一个同时对社会信任池子有所追求，那么，二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必然是大不相同的。

国家的存在，是政治具有完备的可以同时管理“社会资源”和“社会信任”的体系的集成，但其本质仍旧是形而上的，没有具体形态的，是建立在社会整体信任池子上的产物。当然，一个国家肯定是不可能管理其内部的所有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会选择将社会的整体信用逐级下发，通过不同层级对整个国家进行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分野，那就是，既然国家的本质是形而上的，管理社会资源与社会信任的产物，那么，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里就涉及到社会整体信任的分配问题，事实上，从大的方面来说，两个分配方式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整体授信、逐级分配，一个是逐级授信、整体管理，但是，二者并不是绝对的，在现代国家中，往往是二者具有很大的交互性，并非绝对化的。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各类组织、政体、等与国家的区别，这儿我大概拿欧盟来解释一下，这个区别我个人觉得，更多在于授信程度不同，个体对国家的授信，往往是优先于对各种政体、组织的，为什么呢？因为政体、组织，其内部必然相较于国家来说，在同时管理社会资源与社会信任上是有倾向性的，有选择的，比如简单的经合组织，其授信更多倾向于经贸合作等经济领域，而欧盟也是如此，它没有对其内部的社会信任池子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其内部，个体对其所在的国家，必然授信程度是远大于欧盟本身的！

而授信的区别，也必然代表了在其职能范围内，它的资源调动能力是相对于其组成体，也就是各个国家来说，是极其有限的。

金钱只是一种“凭证”，如果真按照西方经济学来解释，那欧盟早就成功统一欧洲了！

社会整体资源与社会整体信任之间的关系是整体的，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社会整体信任也可以算作自愿的一种，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资源，但是，在实际分析中，如果将二者略作区别，往往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另外，这二者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在任何政治操作中，本质上都是会对社会整体信任造成消耗的，只有良好的政策执行，才能在消耗之后因为好的民众反馈对社会整体信任进行补充，而相反的，不好的政策，在执行之后，不但是会造成基本的信任消耗的，更会因为反馈的机制，造成更大的社会信任消耗。

第六部分 文明、野蛮和进步

在前面大致说了一下政治、宗教和国家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这样一个事情，国家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很多时候，文明是一个大于国家的概念，并且，相较于国家，文明本身更加稳定，且具有更高程度的授信，国家是依附于文明体系而存在的。

当然，对于文明本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不过这些解释的不同，对于授信体系对于文明的解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倾向于将包含整个社会体系，包含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统合认知为文明的本体，它是一个时间阶段里，在一定范围内的人类的认知的整体，文明是稳定的，但是也是善变的，总是因为其中的个体在发生着局部的改变，当然，这种看法不一定准确，更说不上精确，只是和前面的大部分内容一样，是一个为了方便解释问题而提出的观点而已。

和国家相比，文明具有哪些不同呢？首先，国家的范畴是有限的，文明在其范畴内虽然也不是无限的，但是其涵盖的范围包含的内容远大于国家个涵盖范畴。比如风俗，比如个体创造的文化，比如局部的，个体的经济交换行为等等。并且，文明具有一个特性，那就是，一旦可以称之为文明，其内部一定是体系完备的，广义范围内的国家，其依旧有可能是有功能性的缺失的，比如某些非主权国，但是文明一定是体系完备的，并且具有一定的，甚至可以说相当程度的，可独立运行的特性。

于此同时，与文明相对的是什么呢？内部缺失环节的文明？还是说野蛮？

在人类的历史上，不乏被野蛮力量摧毁的文明体系，并且不止一个，而在摧毁文明体系后，建立在文明体系尸体上的野蛮国家，往往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灭亡，二是集成被消灭的文明的遗产，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文明的继承者。

当然，这种说法可能很多人并不会认同，我也无意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在这一段中，我主要想表达的，并非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爱恨纠缠的故事，而是在很多情况下，为何公认的文明国家，在面对体制缺失时的野蛮国家时，会显得十分脆弱。

在前文中，我已经尽力分析了国家、宗教、政治的某些联系与特征，当然，这种分析，是基于信用社会体系进行的，只能是代表其中社会授信相关这一部分的特征和特点，在分析之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任何对于社会信用进行管理的体系，大部分情况下，必然是内耗的，这种消耗有很多体现方面，比如社会的强制力，其消耗的正是授信的本体，而管理的体系的建立，也同样需要社会资源和社会信任的基础。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其内部的内耗会愈发强烈，复杂的体系所需要消耗的资源，复杂的社会管理所需要的信任授权等，都是倾向于复杂及内部制衡的。

相反，在前文的定义中，野蛮文明的特征既是其内部成分的缺失，相对于更发达的文明体系，其机构相对简单，比如游牧民族下马为民，上马为战，这些都是典型的特征。这种特征在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时，特别是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较好的反应速度及较少的内部消耗。但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文明缺失的部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事实上，一个社会能否跨越初级阶段进入更高级的层次，是与其文明内部的完备性息息相关的。

文明的发展不是一直向前的，这点我们从历史上也可以清楚的得知，那么，在信用社会体系中，对于这种文明的阶梯状进步是如何看待的呢？

首先，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进步，比如一个文明进入了工业社会，那么，在他旁边的，尚未进入工业社会的，可以视作野蛮文明，而刚刚进入工业社会的文明，本身一定是经历了复杂且深刻的变化的，在进入工业文明的早期，社会生产高速发展，社会授信必然随着财富的快速累积而增加。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工业文明进步到了一定程度，内耗将会扩大到一个相对程度，整体原因是因为，财富可以无限累积（理论上）但是掌握财富的人口却会在一定程度后面临瓶颈，而社会体系中，授信的主体仍旧是社会中人类整体。当这个整体的数量趋于稳定，必然导致文明体系内部对于社会授信的分配产生分歧。

另外一点则在于，将授信具体化的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高度聚集的现象，并且这种高度聚集实际上会降低社会中授信分配的平均性，甚至会严重阻碍到“公权力”对社会整体信任池子的管理。

而在野蛮文明中，因为其没有复杂的管理机制减少了内耗，同时，因为其基于授信的金钱发行并不多，这种内部的阻碍及消耗是相对较少的。

在这里，我另外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关于国家的体制的根本区别，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授信给国家（皇帝等）整体，然后逐级分配，一个是授信给相对零散的个体，然后接受授信个体汇聚成为国家再分配授信。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是绝对的，因为现今任何国家都是混合体制而非单一体制。同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野更多在于授信程度不同，集体主义者，往往对其集体有高度授信的行为，而反之，个人主义者，会对个体和自身授信，不过，同样的道理，这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分野，大部分的个体，都是混合授信的，表现在国家上，就是刚刚说的区别，表现在经济上，就是陈平老师所说的“大家都是混合经济”！

在另一方面，集体授信的群体和个人主义的授信群体，其国家层面上制定法律也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比如，集体主义的法律往往是“法不禁止皆可为”而更强调个人主义的群体，其往往是“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行事”，产生这个的关键在于另一点，那就是社会总体信任池子的反馈分配。

在前文中，我说过社会授信是有上限的，那么，同理，社会授信的反馈，依然是有上限的，这个上限，就表现为国家或集体强制力的上限。那么，集体主义为什么会有和个人主义看起来十分不符合常识的更宽泛的授信反馈呢？（实际上，集体主义国家的个人授信反馈是比个人主义授信反馈要高的）这是因为集体文明往往对其本身授信程度较高，那么，可分配的社会整体信任池自然就更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给予其内部个体的信用反馈自然较个人主义的文明更高。

在人类社会的中期，各种文明似乎都受到了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的野蛮文明的冲击，文明国度被这些种群消灭的事件比比皆是，按照常理来说，在社会总体可分配资源和社会整体信任都明显强于野蛮文明的这些较发达文明，是不应该失败于野蛮文明之手的。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翻开了满本都是“吃人”二字的历史，当然，这话是开玩笑的，任何一个理智的统治者，都是希望自己掌握的资源和信任都增加的，实际上，以明末清初为例（大明出来挨打！）也正好可以很好地解释这样的文明被打败的事实！

首先，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刚刚的说法，没有纯粹的集体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政体，所有的政体都必然是混合的。

关于明朝的灭亡，翻开万能的百度，可以看到很多分析，但大体上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农民起义耗尽了明朝的元气，二是大量天灾人祸让当时的国家已经有了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严重问题，三是明朝管理阶层严重的内耗（党争）让国家变得虚弱，四是辽东战略的失败使女真发展起来，五是社会的分化割裂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然，这些分析都各有理由，因为时间有限，也因为我的懒惰，就不列出更多的理由和翻阅真正的关于那个时代分析判断的史书了。这必然导致我的观点并不能保证一定公平准确，在这里，我仅仅是根据社会信用论对其进行最粗浅的分析而已。

根据社会信用论的观点，任何社会的大规模的变革，其本质都要落到“社会整体可分配资源”和“社会整体信任池子”这两个基本点上。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强制力（暴政），本身也是具有授信成分的，不管是怎么样的授信，其本质仍旧是授信行为！并且，因为人类心理的因素，这种来自于暴力的强制授信，其本身也是对个体有着极强的控制力的，但另一方面，这种通过武力建立的授信体系，也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如果没有其他授信体系的补充和替代，任何基于武力建立的授信体系，其存在时间必然是短暂的。

另外要注意的一点，在短期效应中，信用社会论是无法完美解释这种发生在极短时间内的改朝换代的事件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种行为，往往是两个授信体系（国家、文明）之间发生的替代过程。

下面开始分析第一点，也是明末农民起义这点，这种行为，对当时的明朝社会造成了那些伤害？不过在这之前，我得略微提及一句，金钱这个社会信用具现化的怪胎，在此时的社会体系中已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前文中，我一直提到，金钱在本质上也是国家信用的具现物，是与公权力一样的国家公信力的体现，在运转模式上，二者是相互补充的，都是起到调配社会资源的目的，但是，与公权力一样，金钱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作为调配凭证，金钱的作用有以下几个典型的特点。

第一、金钱，无论在任何社会中，其本质都是“公信力”的，而非“自价值”的，甚至连早期的贵金属货币，其本质仍旧如此，其充当的“一般等价物”标准，实际上都是需要有社会信用为其背书。并且，与曾经出现过的盐、茶等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情况不同，社会公信背书的货币，其价值与社会整体信任池子高度相关，与实际商品市场的短期变化相关性要低。与此同时，任何的货币发行，都是带有反馈机制的，也就是授信者与管理信用者之间的授信行为是交互的，这样的情况下，货币的贬值速度往往比商品市场正常的贬值速度更快，并不完全决定于商品的供需平衡原理。那么，在明朝末期，其受到的各种事件的影响，造成的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崩溃，这种类似连锁反应的社会整体信用崩溃也就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金钱在流通过程中具有局限性，与直接调用资源的社会公权力相比，金钱的局限性十分明显。首先，其作用于可分配资源的方式方法并不具有强制性，公权力可以使用强制力以消耗公信力为代价快速调动部分资源，而金钱，在这方面是肯定无能为力的。当然，这种极端情况并不会经常发生，公权力受到消耗的影响，在使用中一定是以金钱作为主要的调配手段，但是，在战争，灾难的极端情况下，金钱的边界效应和非强制性必然导致使用效率的低下，这也是明朝末期，京城巨富家中藏银千万却无法有效抵御进攻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于重视了金钱数字的变化，却很少注意将之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投入再生产）或者实际物资的囤积等工作。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仍旧在人类社会中不断发生，金钱的数字变化如此诱人，往往让人顾此失彼，失去了最重要的核心的生产欲望，转而将社会资源、力量都投入到数字游戏之中。

第三、流动性过剩及不足，在人类使用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之后，社会物资的流动较以往的任何时代都大大加强，但这种流动性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那就是在某些时候，金钱的数量存在过剩，那么，就会出现流动性过剩，而金钱的数量不足时，则是流动性减弱。但是，这里要注意的关键点是，金钱的流动性，本质上是物资的流动性，当现代金融体系建立起来后，金钱的过剩流动已经掩盖了物资流动的本质。因此，在扣除了金融的影响之后，社会的物流体系更能反映出一个社会资源调配的真实状况和健康程度。这二者之间又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社会整体资源的调配是社会运行的必要基础，当流动性过剩时（货币超发或其他情况）那么，社会资源的流动与金钱的流动出现不平衡，则积累下来，必然导致货币的贬值。相反，金钱不足时，社会物资的调动也会出现极大的迟滞，甚至造成部分地区的物资不足等，这时货币或许价值不会贬值，但是会造成资源的调配出现问题，进而影响社会生产及社会整体信用池子。

这里分析了一些问题，可以看到，明朝时期发达的社会社会生产力并不能很好地转化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相反，这种资源的过度分配不平衡，以及金钱在社会体系中的过度占重，事实上造成了其内部严重的内耗。并且，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使其原本应该分配的“社会信用池子”和诞生在这个整体池子之中的“公权力”和“金钱”发生了严重的交集。

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古代的社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一个国家政权走到末期时，金钱与权力的界限就愈发不分明，甚至可以说，权与钱都回到了其本源，二者可以轻易地互相交互作用。这样的情况，在明清二朝的末期都异常明显，而这样的情况，又可以回到前面几节之中说过的“信用窃取”的范畴，说得更自白一点，那就是“公权力”和“金钱”之间的直接转化，由“公权力”变现为金钱，“金钱”反过来控制“公权力”。

当然，任何一个政体都无法完全避免这样的情况，这二者因其本质的共同性，在实际操作中，始终存在着互相转换的情况，毕竟正确行使公权力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之导致“社会整体资源”和“社会整体信任”的共同增加，金钱的绝对数量的增加，也正是包含在二者之中的。

那么，这其中导致问题发展到国家灭亡程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公权力的继承可能，以及公权力与金钱之间轻易地无缝转化的行为的普遍化！具体的例子，那就是贪污行为，买官卖官，子承父业等等！就像最简单的贪污行为，其行为的本质，就是利用公权力，消耗公信力（任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本质都是消耗公信力的）然后换取“金钱”在这个过程之中，公信力的转化是高度消耗的，甚至是指数形式地消耗，会导致整体信任池子的损耗极为剧烈。良好的行政行为，其目的一定是希望社会整体资源和社会整体信任的增加的，特别是后者，是国家这个形而上产物存在的基础，是在一定程度上，比前者更加重要的。我们再来看后一种行为，那就是金钱直接转换为权力，事实上，如果发生了这样的行为，其本质也是要破坏国家的整体信任池子的！这二者的区别远远小于其共同性，其本质的后果都是导致国家的整体信任池子的快速减少。

最后一种行为，就是“公权力”的继承问题，这个问题的情况比前两者更为复杂，在这里我们再次重申一下，公权力和金钱，其本质都是对社会资源的一部分的调配能力！而一旦发生了权力的继承，社会自然会产生严重的阶层分化，并且，一部分社会资源会被剥离出社会运行体系之外，在明朝末期，为什么皇帝想要钱却没钱，而官员巨富家中资财亿万呢？事实上，因为这种集成关系，这部分转移的社会资源和社会信任，已经变成了某人，某家族的私产，不再属于社会可分配资源的范畴！在中国的古代，对这种情况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科举制也好，举荐制也好，一方面是希望找到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对阶层固化的一种应对措施，其本质的目的，是希望减少“固化资产”的大范围出现，而与之相反，士族制度发达的朝代，其社会的整体活力相较于科举和大范围举荐制度时期，是一定会有所下降的！我们的目光再次回到明末，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文明至暗的时代，社会公信、公权、金钱三者的关系一团乱麻，被过于破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内耗，军队的武官体系与文官体系之间的内耗造成了资源调配的正常结构被严重破坏，同时，社会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武器差异并没有达到足以扭转战局的地步。那么，当这样的政权，面临一个结构简单，虽然组成部分严重缺失，但是信息与物资流通都能保持畅通的野蛮文明时，失败，也就不再是一件突兀的事情！

而清军入关之后，发生的大量的事件就不具体多说了，在事实上接受了大部分的“社会可分配资源”和“社会整体信任”之后，清政府实际上选择了成为旧文明尸体的继承者。

在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了，在清的角度看来，入关前后，其本身的文明程度必然是大幅度提升了，而从旧文明的角度来看，则是文明发生了倒退，这点必须要承认！那么，当我们将目光放到更长远的时间线来看呢？（以较短时间线来看，清朝的社会生产在恢复后，相较于明朝并未显著下降，而人口则显著增加，那么，资源和信任池子，实际上也是都同步增加的）

本质上，仍旧处于中华文明延续的清政府在执政几百年后遇到危机，相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清政府也好，它所代表的中华文明也好，都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本身属于高度发达的文明本体，其内部结构的完备导致了对外的物资及信息需求极少，那么，实际上，在面对对外同等文明交流需要授信的情况时，其缺乏经验和处理机制。

在这里我们做出某种假设，现代文明（泛指全球化下的地球文明整体）存在某种机制，那就是不同团体、文明、国家之间广泛的交叉授信行为，正是这种交叉授信行为，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的更广泛的流动！

那么，在清政府倒下之后，中国又经历了几十年暗无天日的时间，而后获得了一定的重建和发展，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甚至是加入了这个更广泛的国际授信体系之后，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资源和面对国家社会整体的授信，也同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到此时，中华文明才算是完成了文明、野蛮到进步的完整过程，克服了自身最大的内封闭的先天缺陷，正式成为了现代文明国家！

接下来，在本节的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古典世界中，这种进化是清晰可见了，可以轻易总结出规律，总体信任、总体资源是最好的衡量标准，文明、野蛮与发展的路线清晰可见。

文明往往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生严重的内耗，特别是当权力可以继承，不同的权力继承者之间的内耗是最为严重的，而相对于文明的野蛮人，有可能来自外部，也有可能来自文明的内部，其特点往往是“内部结构简单，群体环节较少”而一旦文明倒下，野蛮人要么很快继承文明的遗产变成文明实质的继承者，要么，很快就消亡在历史之中！

另一个可怕的陷阱和结论就是，文明之中的内部分化是一种几乎必然的现象，而权力的继承是其中最大的催化剂，当阶层之间严重分裂时，更广泛的内耗则必然发生，各种割裂一旦大范围扩散，文明的崩塌则是必然！

第七节 权力、金钱与未来

精英阶层的形成似乎是一种必然，总有少部分的个体，在某一方面大大优越于其他的个体，或许是体力、智力、精力乃至社会协调能力等。当其特质与时代契合时，个体以及可能拥有相应特质的群体一定可以获取更大的资源调配权限。那么，随着公权力的范围扩大，部分个体将公权力用各种办法遗传给了后代，这就是典型的权力继承，其表现为“皇权”“世袭贵族”“世家”“精英阶层”等等不同的形态，但本质都是公权力的遗传继承，另一方面，财富也具有类似的遗传继承的特性，并且表征十分明显。但是，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是支配范围的不同，公权力是公民授信给予的，建立在社会信任池子之上的权力，而金钱是社会信任池子的部分物资调配权限的，和公权力相比，其范围是相对局限的。虽然在资本的黄金年代，有许多支配金钱就能支配一切的说法，社会看起来似乎也在紧紧围绕金钱运转。然而，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暴一直在提醒人类，金钱的力量是有限的，世界的运转，并不会也不可能会以金钱的运转为中心，一旦达到或者超过了金钱的临界范围，其作用将会指数下降。比如各种大规模自然灾害，大规模的战争动荡，金钱的作用都将微乎其微，“钱”只是信用凭证，而不是信用本身！其价值与社会整体资源和社会总体信用池子息息相关。而公权力则不同，其适用范围更广，并且受到“市场”的影响较小，或者说，其受到的主要影响只来自于两个基本要素，当然，在现阶段，很多人也许认为公权力直接干预资源调配是不好的，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政府的行为不能过度干预市场本身。这是一种狭义的看法，正如前文所说，金钱与公权力都是公信本质的，本身其作用主要就是调配物资流动。所谓市场，仅仅只是可分配资源流动的一部分。社会资源是多种多样的，人力资源，知识，矿产，能源，甚至是某种制度，某种气候都可以看做是一种资源，如何利用好这类资源，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远远不足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在可分配社会资源之外，还存在一些不可分配的社会资源，比如，国防资源（战争武器、国防设施），部分人力资源等等，这些资源是典型的不可分配资源，如果要将其市场化，本身就是极为可笑的。

不同的文明、国家甚至是群体之间，对于可分配资源与不可分配资源的认知与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如何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是各种不同的行政体系之间看法、认知的区别。同时，金钱和公权力对资源分配的目的也不同，并且是完全的不同，比如公权力的第一要务是保证社会整体资源和社会整体信任的增加，这点是本质的，社会整体资源的增加，一是依靠生产积累，二是通过教育等方式增加社会知识总储量，三是通过基本建设，保证物资流动过程的顺畅和低损耗，当然，具体展开说，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这里就不展开了。那么如何增加社会整体信任池子呢？我个人认为，第一是保证社会整体可分配资源的增长，并且是社会中绝大部分个体能够感受到这个增长，第二是教育，通过教育加强认知并加强公民对社会的授信程度，第三是保证人口的增长，社会整体信任的绝对数量，必然取决于单个个体的“标准人”的增长，这其中，人口的自然增长，是最稳定的增长途径是绝对上限增加的唯一途径！第四是尽量避免精神上的分裂，对世界的认知，人类总是会有不同的判断，这是一个必然，而在整体的角度上看，一个宽容的，对各种文化更具包容的性的社会，其社会整体信任，必然远远高过于低宽容度的，容易走向非此即彼的对立的社会。当然，增加社会整体信任的方法，还包括宣传，社会保障等等很多方面，正如前文所说，任何的行政行为其本质都是消耗社会公信基础的，不同的是，良好的行政行为，其消耗可以通过反馈弥补，不好的行政行为，消耗是单向的，或者说反馈低下的。

再来说到金钱的作用，金钱的目的是流动，是物资流通的凭证，没有物资流动，金钱将会毫无价值，那么，其特点是什么呢？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的目的与公权力不同，公权力的使用目的，应该是保证两个基本要素的增加，而金钱流动的主要目的，首先肯定是保证自身价值，当然，在这个前提之外，其流动性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