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王恭厂爆炸研究_风闻

一、概况

《天变邸抄》

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承门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街道门户。伤心惨目，笔所难述。震声南自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无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状，举国如狂。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合科道意，火药局失火，缉拿奸细而报，伤甚多，此真天变大可畏也。

明末王恭厂大爆炸事件中，现场死伤官员里，高中级官僚并不多。但是，当时的工部尚书、侍郎，却都赫然在死伤之列。

这个细节值得关注，它对于这起事件的起因及后果，有关键提示作用。

王恭厂爆炸后，主持军器火药制造的高级技工人员、大匠匠头，以及底层技术员工、熟练杂役，当场被炸死的，经事后统计有名有姓者，数量就有几千。合家皆死，事后统计无名无姓者不知多少。一些生产制造工序，从匠头到底下杂役全死光。只有个别人(如某位吴二?)，种种机缘(或另有别情?)苟活。事件发生后，当时的熟练生产人员百不存一，中高级技术人员也一时皆尽。

否则，也许轮不到有耶教背景的编外军火专家孙元化等人随即就闪亮粉墨登场。(明末清初的三顺王们反叛事件背后，真相又如何？再联系到明末辽东战场重要主持者袁崇焕的广东籍，清廷早期火器头目平南王裂土封疆于耶教基本盘广东。以及耶教在清代军火专家戴梓被杀案中的作用……等等，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可以说，王恭厂大爆炸直接造成明代火药火器生产体系彻底崩溃，这丝毫不是夸张。

万历三十三年的军火爆炸，就曾造成"地库储备一时皆尽"的严重后果。那时，被炸死的匠役不过数十百余，但已对此后军工生产以及军事战争产生重大影响。更何况王恭厂爆炸这种小型核爆能级？

二、推测

明末王恭厂爆炸时，耶稣教于此前二十多年便早已进入北京，立足中国北方积极开展传教。洋教士所发展的早期中国本土耶教干将孙元化，万历中后期就在北京入教。天启初年时，他已成为工部主持军工设计、生产的中级官员。而耶教捧起的超级明星徐光启，当时甚至已进入大明朝堂大员行业。他们和其他一大批中上层文官武將，已对明末军事国防事务有极多极深入参与，也有较大权力可被当时耶教实际主持人士利用来布局安排，事后还能提供有力庇护有效遮掩。

在军火技术上略有领先的耶教精英，完全可以自己置身于事外，布局操纵利用底层信徒制造这起大案。从技术上言，难度不大。

他们制造这起大案，最直接目的，就是要让明代中国陷入分裂混乱争斗。他们才能从中混水摸鱼，为快速推进耶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开方便之门。

明末清初时的耶教人士，既有当时中国人所没有的全球眼光格局，又已见识过乃至手里就掌控着相对更先进近代军火武器。但是，他们仍需要彻底摧毁明代中国人军工火器生产体系，才能为红夷大炮闪亮登场，打开并垄断中国近代军火市场提供条件。

王恭厂爆炸案，很可能为罗马教会利玛窦继任者龙华民(及金尼阁、阳玛诺等人所组团队)所策划。

龙华民等人明末清初时期在中国人生轨迹，与当时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神奇巧合，甚至可谓行踪诡异。

王恭厂爆炸发生前，他一直在北京。深宫内廷、朝野文官、乃至军队的中上层人物及其内眷，均有不少教徒被发展吸纳。

王恭厂爆炸后，他便迁驻西安，又适逢陕北三边民变大爆发。

然后，他转向济南并长期驻留山东。同年就发生了登莱叛乱，三顺王叛明降清。当时主政登莱的天主教徒孙元化在系列事变中，各种举措匪夷所思。

就龙华民等人行踪论，可说是哪里有足以影响改变格局的大事件大乱子发生，龙华民等人一定离现场不远。虽然明末本是乱世，到哪里都可能碰上大事件。但同等性质、后果、影响力的大事件，毕竟有限。而巧合太多，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在其中的作为。

他们也许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但终究会有痕迹。

他们在此期间踪迹列举:

1613年，龙华民派金尼阁赴欧洲。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难爆发。

龙华民闻讯，回北京设法缓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奋力保教，但未能阻止教难。最终，耶稣会士被明廷命令从各地驱逐出境，仅少数获免。之后，除南京外，教难逐渐平静。

同年，后金政权建立。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正式反明。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明军大败。

1620年，万历帝驾崩，泰昌帝即位一月后又驾崩，天启帝即位。

天启帝接受奏请，召回被驱逐传教士。旨在利用西洋人以新法练兵抵御满州入侵。

龙华民与阳玛诺进北京，去兵部报到。后又声称对练兵不感兴趣，重归教区传教。此后，龙华民忙于培育新教友，开辟新教区。

1622年，天启二年，教案再起，有教徒殉教。(注：“殉教"一旦发生，既预示矛盾激化，也导致立场态度、应对手段方式都改变。毕竟死都不怕，漠视生命，何事不可为?)

这次教案在徐光启、李之藻等努力奔走后很快获解。同时，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安排下，大批底层天主教徒进入明末军工生产体系渗透参与明代军火生产。

1626年，天启六年端午后。明代最主要火药制造机构及军火军储仓库王恭厂爆炸，明代军火生产体系从此整体瘫痪。

工部尚书、侍郎等受伤，去职。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掌控明代工部军火生产。

1627年，天启七年，龙华民赴西安传教。

同年，陕北三边民变大爆发。

1629年，崇祯二年，龙华民迁驻济南，从此长驻山东。

同年，满清皇太极避开袁崇焕耗费巨额"三饷"营造的宁锦防线，从喜峰口入关。绕道千里大掠关内，北直京师震动，八旗兵锋直至山东济南而止。广东籍辽东督师袁崇焕，以通虏大罪被诛或被冤杀，明辽东战场几近彻底崩坏。

同年，天主教徒孙元化巡抚登莱，登莱发生叛乱。明末一批较懂火器、也有较多实战经验官兵以三顺王为首，正式叛明降清。满清在军事战场上，缩小了与明军火器作战上的技术差距，甚至从此具有了火器作战方面的对等均势。

三、背景

明代耶稣会士正式进京，也不过是在公元1600年前后，距王恭厂大爆炸仅二三十年。甚至他们随大航海时代潮流东来中国，也不过几十年百来年时间。他们在中国的根基浅薄而非深入牢固，远非汉魏以来到晋代时佛教已东传两三百年的情形。他们当时就敢、就能够做下如此大案？最低限度的必要条件具备么？

现在重新观察当时的这起事件会发现，它距离天主教狂信徒弗兰西斯科皮萨罗开创史上最大战争奇迹并不久远。距王恭厂爆炸事件发生的几十年前，皮萨罗仅仅用一个连队兵力，就征服了、消灭了另外一个地域广大千万人口文明悠久的富饶帝国。这样的"神迹"及其带来的财富权力，足以鼓舞地理大发现后的其它宗教信徒们纷纷效仿，驱动他们奔赴世界各地疯狂冒险。

当然，在遍布东厂锦衣卫严密管控下的大明王朝统治中心，在天子脚下制造王恭厂大爆炸事件，操作难度毕竟还是大了些，至少远超岀常人想象。

然而，罗马教会从来就不是单纯宗教团体，而是早已涵盖宗教教堂教士、世俗政权教廷宗裁所、资本商团、骑士团军事组织的混合集团。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开启西方殖民全球时代以来，耶稣会士们团队更是殖民开拓的先锋队探险队。

利玛窦等罗马传教士，从中国澳门广东一路北上经过南直江浙到北京，他们看到了什么？怎么想？

他们看到了一个远超西方任何一个近代萌芽小城小国实体规模、人口众多、富裕繁华、统一强大的庞大帝国。仅东南地区的纺织工场、铁器工场、商业规模，就都远超过当时西欧之总和。东南地区中下层社会识字率、文教发达文明开化程度，同样也远超欧洲同期水准。商业化市民化的士大夫们，对于西方新科技知识的开放吸纳能力极为惊人。规模庞大的东南海盗海船纵横东南洋，西班牙荷兰殖民先锋与之相比，也全都无法占据上风优势。

他们到达北京后，又看到一个万余人、数万人规模的庞大近代军工生产体系！一支火器装备比例不输西欧各国，由数十万兵将组成的庞大军队！一座超百万人口巨大城市！

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对这些具有新全球视野的冒险家、开拓者们来说，这一切都会让他们极其震惊乃至恐惧！

这根本不是哥伦布、皮萨罗们所遭遇过的情形，根本不是新大陆印第安土著、千万人口印加帝国，见到手持火器白人就视为神灵跪拜的开局模式！

他们唯一庆幸地，当时这些中国人对他们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中国人对于新全球时代一无所知！很多人还对他们十分友好，乐于与他们交往交流。

当他们发现有机会一击致命，毁掉这个上帝子民们、西方各国共同的潜在最可怕对手、亿计人口异教徒的庞大帝国时，他们会怎么做？

尤其是这个帝国大多数人对这潜在致命一击、最大死穴尚末足够重视，还不知其真正价值份量时？还忙于应付各种内忧外患、朝野纷争没完没了之时？

他们会帮这个帝国一把，努力把它从内忧外患中拯救出来，让它从此更加不可战胜？

大明帝国转危为安后，就会从此感恩他们的努力帮助而敞开对上帝使徒的怀抱？

金尼阁1613年罗马汇报之行，1621年带新指令重返中国，背后究竟有没有，有什么秘档？五年之后，就发生了王恭厂爆炸。

真地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明末天启六年时，朱由校已然坐稳紫禁城里的宝座。经过数年激烈党争，朝局也已渐渐安定。辽东战场经过孙承宗等人持续努力，也逐渐稳住了。后金势力还远在关外，这个时候根本伸不进北京。陕北三边灾情严重，但发酵犹需时日，民变尚末爆发。

当此之时，在北京城内，既具有全球大视野和殖民狂徒冒险狼子野心，敢于、能够敌视明廷，又具备人财物条件和组织动员能力，还具有从战略高度看待火药军工技术体系眼光，能下决心策划炸毁火药局的，甚至就只剩有在几年内两蒙"教难"，曾被明廷诏令完全驱逐的耶教势力！

这些耶教冒险家们，还受到了几十年前皮萨罗"神迹"式成功经验鼓舞，完全可能学习效仿！

可以说，排除自然天灾，在天启六年能策划制造王恭厂大爆炸，几乎非他们莫另属。

四、后果

历史不可假设，不能说没有1622年的耶稣会教案，就没有1626年的王恭厂大爆炸。

但十六、十七世纪的世纪之交，发生于中国境内的几次耶稣教案事件，很大程度上确实使得天主教士们改变了对于明廷的过往基本立场态度。他们甚至极大概率正是因此而决意策划制造了王恭厂爆炸。

此后，耶教更是明显采取了各种扶清乱明、灭明的多管齐下战略大转变。

这些都极大影响乃至根本改变了明末清初中国境内各主要势力的原有基本军事格局，极大影响乃至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放在全球背景大格局中观察，也许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在十七世纪来临之时，在大航海时代大势大格局已成全球根本的新态势下，耶稣教势力的这次冒险突击与后来的各种扶清乱明、灭明战略转向，影响更是致命地，直接关系决定了谁兴孰亡。甚至可以说，明亡清兴，真正转折点其实就在于1622年及此前的耶稣教案导致一些天主教士铤而走险策划了王恭厂爆炸。

所谓大潮之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大格局根本形势改变了，华夏已然被动卷入了全球化初期浪潮。数千年里一直相对封闭，主要以内生逻缉缓慢发展演进的华夏文明，从此内在诸因素逐渐不再是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

地理大发现之后，迅速攫取到全球全人类文明发展主导优势，日渐取得人类近代文明中心地位的西洋文明，已经开始试图影响、逐渐渗透控驱、进而主导改写华夏文明进程。

同样也可以说，这一历史过程就是以1626年王恭厂大爆炸为其正式起点。

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本来既面临内部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带来的各种挑战，又有击退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文明扩张的严峻现实任务。在征服新大陆过程中，主要还是依靠少数冒险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据点。象皮萨罗那样一个连队征服一个帝国的奇迹，固然能激励殖民者疯狂冒险，但终究是不可复制、难以再现的偶然事件。

时代大潮下，有全球眼光、有新时代战略格局视野的耶稣会士们，冒险在大明帝国内策划制造王恭厂爆炸，进而多管齐下，借助特殊时势，广泛深度参与、并同样最终摧毁了一个强大帝国。

站在西方文明立场角度观察这次冒险，它大大拖延了华夏文明发展前进步伐，改变了华夏文明历史进程。甚至是从根本上铲除了西方文明一个潜在的最可怕对手，为西方率先进入近现代文明时代奠定了最坚实根基。他们创下的这一历史"奇迹"“成就”，与皮萨罗毁灭印加帝国相比，不遑多让。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过之无不及。仅仅凭借此次冒险一击，罗马教会就早在荷兰、英国等等新教徒随后二百多年里从小规模到大规模尝试入侵征服之前，已经一举颠覆了一个帝国，已经彻底撼动了、改变了中国与全球的文明发展进程。

王恭厂大爆炸摧毁了中国类近代军工体系，此后中国陷入战乱，最终沦为满清八旗铁骑统治之下。中国历史进程再次陷入传统农业社会治乱循环、低增长慢发展旧模式，中国也在近代化道路上被西方越甩越远。

站在华夏文明立场角度观察，中西文明的碰撞纠缠对比，从王恭厂爆炸发生时起，就正式奠定西方文明牢牢掌控主动的大格局。

这一格局在此后三百年内一直沿着这种基本态势不断延伸发展，主动权始终牢牢掌操于西洋文明之手。对于这一格局态势，华夏文明甚至长期都整体处于蒙昧状态，对此无所感知。到了近代更由于彼此差距已然过大，只能被动承受落后挨打，一再被侵犯掠夺。

当然，即便三百年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了北京，达到了这一历史进程顶点，但西方殖民者依旧感叹无法完全占领彻底征服统治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何况三百年前耶稣会士们这样一支殖民开拓先锋队？能制造岀王恭厂大爆炸，已经是其极限。

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洋文明一度几乎彻底征服控制了除中国之外地球其它所有文明区域，但却始终未能完全掌控征服中国。即便西洋文明对华夏文明的控驱达到顶点时，中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内生生机。

反倒是达到顶点仅仅十多年后，西洋文明影响控制主导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三百年大格局，就迅速陷入了崩溃走向终结。三百年中西文明碰撞纠缠历史上客观形成的西方文明主导，迅速崩溃于一战西洋文明内乱，彻底解体于中国加入联盟共同赢得二战。

此后的历史，就是新中国建立，华夏文明逐渐复兴、开启融入后主导全面全球化新进程。

五、结语

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与王恭厂事件，都对中古华夏文明历史进程，产生了关键性作用决定性影响，先后影响造就中古时代两次千年未有之变局。

分析研究寻找这两次大事件的发起者嫌疑者，可以发现它们有很多的共同特征。而且，它们在过去都几乎从未进入过相关历史研究者的观察视野。

这两次事件都距今时隔久远，短则近四百年前，远则一千七百多年前。相关证据，其实几乎无从寻找。

对于两支中古时代的宗教名人团队乃至史上有名高僧、圣徒，数百千年来，从来就无人怀疑他们与两次事件有牵涉。把他们当作暴恐性质大事件作案嫌犯，自然更是难以找到证据自圆其说。甚至会引来耻笑批评，愤慨讨伐。

虽然即便没有摊上洛阳武库大火这起事件，佛图澄恐怕也难逃纵火幽州欺世盗名的真相被揭发。但耶稣会士们与王恭厂事件的关联，还是太过于踪迹渺渺了。

大火、大爆炸，它们本身就有销毁、消灭绝大多数证据的自带功能。

即便是当代最强国家参与、大量现代顶尖高科技协助，对于极端宗教暴恐分子作案，仍然是事前难以预防。事后大多也只有待其发表作案声明，才能知晓元凶。

当然，这也恰恰是它们成为最大嫌疑的最有力理由。

其它势力做下此等大事业，不会如此神秘。神不知鬼不觉，几百年千多年都无人察觉。甚至除非它们自承负责自揭谜底，否则外界永难知其真相。

这样的情形，只有极端宗教暴恐才向来如此、大多如此，通常也只有他们能够办到。

这两次事件如果不是自然因素偶然天灾所致，而是人为，那么就只会是某个势力单方面所为。

因为四百年一千七百年来，两次事件都没有一点策划者的信息被记录流传出来。如果如此重大事件是某某双方，乃至某某等多方合作策划发动，在中古时代，根本做不到这样完全的锁死信息。

能做到将相关信息在超长时期内都彻底掩盖住、彻底锁死，也还说明这个单方面势力有超强的内部控制能力和对外保密锁死信息能力。而这两种能力，在中古时代，恰恰又正是宗教型团队才具备的乃至独有的。

后记:

对于五胡乱华及明亡清兴的研究，历来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失败方西晋、大明朝的制度缺陷、政策得失乃至主政者各方势力的各种个人错误、责任。几乎到了用放大镜显微镜努力寻找，且越找越多的地步。这也就陷入了一种成王败寇的观察思维窠臼，失败者承担一切过错、责任。研究者观察者一旦思维陷定在这窠臼中，就难免失去了客观中立，有失偏颇。

对于其中很多客观因素，“死因素”，人们往往忽略了其意义价值作用影响。对于胜利者、获利方、历史书写者的观察，也往往多有不足。

因为研究者对于失败方西晋、大明朝的各种问题，以前已有够多乃至过多、不无夸大的检讨，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仅从以前研究者较少注意的客观因素、外来可能因素切入分析，以补不足，聊备一说以资参考。

一、

对于东汉三国魏晋时代的佛教而言，各方世俗权力争斗的结局，究竟是胡主中原还是汉人主宰天下，其实都并无实质区别。只有是否更有利于佛教传播，那才是他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

同样，对明末清初时代的西洋耶教而言，关内关外朝堂民间各方世俗权力争夺的结果，究竟最后是由鞑靼主宰中国还是大明国继续统治，其实也并无区别。关键只在于何者更有利于天主教士传播主的福音。

从技术上来说，晋代佛教徒与明末天主教徒，在各自所处时代分别做了两件影响改写中国数百年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在当时都是具有操作可行性地。

西晋武库大火后，从大黄弩、连弩车等重要武备不再见于史书来看，当时很可能连武器生产工坊、工匠、工具、技术图纸之类都一并烧掉了。换言之，汉民族的整个军工后勤体系当时也崩溃了。

明末王恭厂安民厂炸后，同样不仅是军备军储一扫而空，当时的军工火器生产体系也基本毁灭。

明清两时代，倘若一直有类似于王恭厂的军工军火人才物资生产体系完好无缺，还会那么看重红夷炮，不得不容许引进耶教吗？

往更远了说，从春秋战国时代乃至夏商周三代，整个中原武备始终都是强于周边蛮夷。哪怕是春秋战国、王莽之乱、东汉末年大乱，周边蛮夷始终无能为力，很难进入中原区域。

洛阳武库大火之后，局势才彻底改变。

洛阳武库大火，甚至可以说是华夏文明史上千年末有之大变局的关键环节。

同样，王恭厂爆炸之前，汉唐宋明在对外交往方面，从来都是中华上国之姿。地理大发现，也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王恭厂爆炸后，中国火器军事生产体系完全崩溃，这才是中国军事技术彻底落后于西方的根由。 王恭厂损失的不仅是武器弹药，而且是整个生产体系。借机取明而代之的满清，更是以落后野蛮代替先进文明，他们重新将骑射为业的八旗精骑当作政权生存立足的根本，中国的科技树再次被拐歪，这才造成中国从此彻底落后西方。

因此，将王恭厂爆炸看作是中国近千年末有之变局的源头，也并不为过。

两次大事变，都是让胡人骑射从被压制状态按地摩擦后又满血复活。让中国的科技树一再彻底歪向胡骑骑射。

两次大事变后，两大胡教洋夷教也才借机打破儒家独尊与宋明理学一统天下局面，真正在中国立住了脚开始广泛传播。

二、

将洛阳武库大火事件与王恭厂大爆炸事件并列而观，放在华夏文明数千年发展史里，从全局角度去考量，把它们视为改变华夏文明科技、军事、宗教文化、政治等等发展历史进程的大事变，是否有点言过其实？是否有点儿"武器装备决定论"的思维不合理不科学倾向？

分析一场战斗、战役乃至战争，装备决定论的观察，确实总是会显得有失偏颇、片面。

但装备决定论也有量变与质变的区别。质变性质的尤其是洛阳武库大火式毁灭性打击式的装备决定论，当然有其成立的价值与意义。

洛阳武库大火前后，中国范围内各主要势力之间的军事战争形态、规模、作战方式、装备技术水平，尤其是汉胡华夷之间整体的军事力量格局对比，都有了根本性改变。它确实导致了当时华夏文明的千年末有之变局。

这样的武器装备突发事件，就不能如通常情形，仅仅被视作一个战术性质的变量因子。而是必须被视为质变性质的战略性质的巨变因素。

王恭厂爆炸如果考虑到明代军火生产体系的破坏乃至瘫痪崩溃，同样不可以等闲变量视之，而是战略格局性质的变化。

当然，王恭厂大爆炸声势虽更惊人堪比小型核爆炸，但在性质权重上，其质变程度远不及洛阳武库大火来得严重。

这两次特大历史偶发事变，一者长期以来被史书史学家们尽量淡化到无形，一者被各类野史小说家们变成各种玄幻色彩怪谈历史之迷？

说到底，历史发展如果是这种"偶然性"事件在起着重大作用，那各种大儒专家哲人们不辞辛苦去总结历史经验、规律，还有什么意义？

不同程度各类历史决定论岂非建在沙塔之上？

归根到底，这种历史偶然事件居然成了决定性环节，让习惯了读史可以知兴替，惯于将分析政治得失作为重头戏码的史学家也罢，普通人也好，实在难以接受。

三、

鸦片战争以来，西洋船坚炮利打破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的骄傲自信。

五胡乱华之后，汉人"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狂妄”，也曾一扫而光。

但是，这两次沉重打击，也让当时一些人养成了凡事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毛病越找越多的良好谦虚习惯。直至把自己看得一无所处，除了仰望"强者"跪下臣服，他们看不到一点岀路。这个好习惯，现在有些人仍然保持着。

或许有人要说"总把原因推给别人，是容易地"，但真的吗？

千万年来，总把原因推给别人，那恰恰是强者的权利，正如当今的美帝。把失败者的原因统统都推给失败者自己，他们什么都是错的，这确实很容易。

总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自己，也是更常见更容易的，因为那是弱者的无奈选项。

五胡乱华之后，胡骑纵横中原胡教遍布中国几百年数千年，胜利者早就把华夏汉族失败原因，用成王败寇思维死死钉入华夏自身灵魂。以至于历史上，一些善于寻找自身毛病，越找越多几近自虐的聪明人，如状元秦桧，见胡骑即跪。

智慧生命的本能，让他们自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华夏文明天然就该自信。然而，面对山沟里钻岀的落后野蛮凶兽，他们却又自动放弃了智慧，甚至把智慧用在批判自身而不是野兽们身上。

汉魏西晋时代，佛教徒是一批拥有"世界"眼光、有着智慧文化自信骄傲、有着宗教徒特有的狂热的开拓者。这一特征与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如岀一辙。

而西晋的中国人、明末中国人，与十六世纪的印第安人、印加帝国人相似，他们对这些外来者一无所知、知之不多不深。

明末中国曾有最好的率先进入近代文明机会，但这个"机会"掌握在耶稣会士们手中。他们阴掉了中国人的机会，还把原因留给中国人自己。

隆庆时已经开边开海，大方向已经基本正确。嘉靖以来历次抗倭防虏，已让明朝高度重视火器军工生产、战场应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军事人材已为明军积累了丰富的火器作战经验。

大一统王朝只要方向正确，发展跃进速度远非碎片化西欧可比。现代中国重新一统后，四十年七十年就走完西方三百年历程。

中国不是没有机会，而是被一群有"世界"、“全球"眼光的冒险家、殖民者开拓先锋阴掉了。

当一些人还在继续寻找自身原因毛病时，他们的眼光、格局、冒险精神(这些也恰是某些人们惯常赞扬敬佩仰望的)，使他们一眼就看到了那两次击溃、打垮华夏文明的要害死穴。精确定位精准打击，一击毙命。小成本获取巨额回报。这是他们共同的手段方式。皮萨罗绑架斩首印加皇帝，佛图澄火烧武库，耶稣会士炸掉王恭厂，如岀一辙。

就是这么简单直捷有效。

四、

研究这两次事件，重点是将其一向被人忽略乃至掩盖的历史作用、影响、后果，从角落尘埃里提取岀来，而不是要去探究真凶是谁。

事隔四百年一千七百年，找到真凶又如何？还能把死人拉出来过堂？

代入西晋时佛图澄、明末天启六年时耶稣会士，当他们面对太康盛世、朱明整体形势逐步企稳，如何破局入场？这样才能真正触摸到有"世界胸怀、全球眼光“的开拓者、冒险家，也是真正的胜利者，才能切身体会、了解他们当时的所想所为。

所谓全球眼光、睁眼看世界，不仅是要学一点西方"先进文明”，用它来比较观察自己的种种落后封闭，找差距不足。还要代入当时拥有全球眼光的开拓者、冒险家，想想、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

否则就永远是师夷长技，跟在别人后面"象我者死"，甚至常被老师教训打死、不许学。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学我者生，青出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