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对浮夸作秀的“政绩观”如此较真？_风闻

近日，某国企宣传优秀员工的文章引发广大网民“吐槽”，文章称某员工一年盖章7亿多次，还做到了 “零出错”。有网友对这一数字进行了分析：就按一年盖章7亿多次来算，假设一年365天24小时无休，平均每分钟也要施印1331次、每秒施印22次，很显然，这绝对不符合常识。

简单的计算便让一次失真宣传原形毕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自卖自夸式宣传骗得了自己，骗不了“较真”的群众。为何人们会对浮夸作秀的虚报谎报如此警惕、较真到底？说到底是因为大家深知浮夸作秀之害。

1947年，华东野战军在国民党军重兵集结的孟良崮地区割歼国民党军“王牌中的王牌”、全部美械装备的整编74师，击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样的胜利不可谓之不大。然而，在清点战果时，粟裕看着各纵队上报的战果统计若有所思：击毙、俘虏人数加起来只有2.3万人，而敌整编74师实际上有3万余人。他马上下令逐个山头搜索残敌，结果在一个山沟里发现并消灭了伺机反攻的最后七千余敌军，至此孟良崮战役才算彻底胜利结束。

孟良崮战役中，我军向孟良崮进军

试想，若是部队官兵为了“漂亮仗”邀功虚报瞒报，经不起实践检验，统计数字时搞“差不多”、“四舍五入”，无疑将埋下致命隐患，胜负成败又捉摸不定。

历史不容假设，但前车之覆比比皆是。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闪击延安，得到消息的党中央却早已从容撤离。不死心的胡宗南开始吹嘘“攻克延安”的“伟大胜利”，借机搞起了“面子工程”。《中央日报》头版头条也报道：“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人。”当得知中外记者纷纷想要前来参观时，这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顿然手足无措，被迫成为“圆谎造假”的高手。情急之下，胡宗南“缴了国军的械”，从部队里挑出1500人冒充“共匪”，还扒掉一个团的装备用来装饰所谓的“战绩陈列室”，以供参观，为了坐实“毙敌”证据，他派手下造“假坟”“假碑”，以显国军的人道主义。

假的终究成不了真，当中外媒体记者团来到延安采访时，胡宗南的“精心准备”转瞬就变成了“大型翻车现场”：记者用脚一踢，新坟下的旧坟就漏了出来，战俘营的俘虏相互捅捅戳戳说说笑笑，一转身记者刚刚采访的“俘虏”又在别处出现，“战绩陈列室”的美式枪械也不出意外成了大笑料。

国军“势如破竹”，共军“抱头鼠窜”，仗怎么打的、打没打赢并不重要，会打不如会报，会报不如会吹，国民党将领高官何应钦、陈诚等都是编造假战绩的高手，而自欺欺人的蒋介石竟也信以为真直至大厦倾颓，国民党的“忽悠术”吹破了牛皮，失去了民心，也丢掉了政权。

周恩来曾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指出“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他强调：“说实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

“一年7亿余次”的数据“注水”，其背后折射的便是这种掺水的“政绩观”。这种变相的官僚主义才是人们真正深恶痛绝的对象。东汉荀悦讲四“不”——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做伪事。宋代周敦颐也曾指出：“实胜，善也；名胜，耻也。”名是实的影，有实才有影。名实要相符，不能名不符实，更不能有名无实、徒有虚名。过去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的党正是靠着忠诚老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不要搞‘大跃进’、‘浮夸风’，不要搞急功近利、虚假政绩的东西。这些问题我们历史上都有深刻教训”。我们要清醒看到，“孟良崮”下的残兵其实一直在虎视眈眈。“快出政绩、多出政绩”可以理解，然而在一些同志的脑海中，拍脑袋出漂亮成绩，造数字体现辛劳，已经成了惯性思维，本应科学精准的数据成了随用随“变”的“数字游戏”，浮夸造成的众多虚假信息害人害己，不仅会干扰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更为潜在的隐患和危险做了遮掩。如今，“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少了，但“虚假式”“算账式”“指标式”等看似微小的“包装打扮”也应值得警惕。尤其是在基层一线，压力最大、话语权最小，久而久之容易出现“身不由己”的形式主义，使得干部精神懈怠、崇拜指标、忽视实效，此刻更需上下一心，沟通协作，坚决破除“不浮夸完不成任务，不浮夸出不了成绩”的恶性循环。

浮夸作秀的“政绩观”所产生的危害不可小视，党员干部不止要接受人民的较真，更要在较真中反省。人民拥护才是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镜子”，才能真正映照出政绩好坏。全体党员干部要铭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始终对言行不一、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保持高度警惕，不以浮夸的数据指标自欺欺人，而是真正拿出具体的、真正让人民鼓掌欢迎的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