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落选院士，他怎么看中国的院士评选？_风闻

　　“不能把院士评选行政化、利益化，

　　它是一个学术荣誉，应该充分反映学术成就。”

　　整理 | 凌骏

　　11月18日，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正式揭晓，其中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共有10人当选，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11人当选。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贾伟平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

　　中国科学院增补院士名单

　　中国工程院增补院士名单

　　“院士”，代表着国家科学技术领域的顶尖学术荣誉，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在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期间表示，要把好院士增选“入口关”，在院士评选中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杜绝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维护院士称号的纯洁性。

　　多年来，不少专业人士为完善中国院士制度增选工作建言献策，其中也不乏尖锐批评之声。

　　我国著名呼吸内科专家、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及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前主任委员刘又宁教授曾于2014年发表长文《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一位落选者眼中的院士制度》。刘又宁教授告诉“医学界”，虽然早已公开表态不再参与评选，也不太了解现状，但他现在还坚持当年的观点。

　　“不能把院士评选行政化、利益化，它是一个学术荣誉，应该充分反映学术成就。”刘又宁教授说，“同时也不能神化这一头衔、学术本就是百家争鸣，永无止境。”

　　以下为刘又宁教授原文，发布于《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4年第二期：

　　刘又宁教授

　　笔者自2005年起曾连续3次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虽然都顺利获得了候选人资格，也都进入了第二轮评选，但终因“才疏学浅”及“临门一脚”功夫欠缺而3次落选。本文本着实事求是、传递正能量的原则，从一个落选并不打算再继续申报者的角度，毫无顾虑、畅所欲言地谈谈对院士遴选与管理工作的一点看法，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院士制度的宗旨应是让整个社会尊重科学

　　而非官本位的造神运动

　　当今国家间在经济、军事，甚至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科学创新与科技进步的问题，国家之兴衰、“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全系于此。由于长期以来各种因素的干扰，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在“拨乱反正”前，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最先沦为被批判、被整治的对象。

　　在一个官本位思想残余严重的大国，欲提高科学与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并非易事。院士制度是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试图推行科技强国策略的重大举措。有幸当选院士者，破天荒地被赋予副部级官员待遇，被称作是最高学术荣誉。院士制度提高了某些“精英”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然而对该制度质疑、诟病最多的也是科技工作者。

　　已施行十余年的院士制度效果如何，有识之士都心知肚明，只要看一下实行院士制度后直接带来多少重大科技创新？真正创新者来自院士队伍内还是局外人？院士们取得的成就是在其当选前还是在当选后？院士制度是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还是相反，就会一清二楚了。

　　院士称号本应只是一种纯粹的学术荣誉，清澈如水，一尘不染。当选院士的人则应彻底与官本位、商业利益脱钩，完全脱掉“铜臭味”，潜心于科学研究，而不是不自觉地、乐此不疲地满足甚至炫耀自己获得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与头衔。一个副部级的官员和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到底谁更重要，谁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不同人心中的尺度不一样。

　　授予副部级待遇是否意味着从事科学工作者再优秀也不能超过副部级官员了？举个例子来说，爱因斯坦与某届美国总统，哪个对美国甚至对全世界来说更重要、更不可或缺，不同的人自然也会有不同的结论。如果只是为了追求副部级待遇，有些人不申报院士也罢，因到目前为止军队系统科技工作者的待遇有别于地方，技术三级以上的军内科技工作者，在医疗等方面已享受到相当于副部级的待遇。将学术荣誉与官本位相联系，既庸俗又不会起到任何好的作用。

　　虽然制度规定只是获得相当于副部级待遇，但确有个别院士真的把自己当成了部长，在学术界因当了院士而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目无他人、操纵科技评审结果、瓜分科研基金；在本单位搞特殊化，抢占房屋、资金，虽已超过规定年龄仍在行政岗位上不退，其少数人甚至被以狂妄、霸道之辞来形容。之所以能这样，自然与其本人的道德修养有关，但客观环境的纵容、推波助澜也不能忽视。

　　试想，一位大学校长、医院院长也不过就是处级、厅局级而巳，怎敢对自以为是部长的人不敬？有的医院为了显示本院的实力，将院士们的照片放成比领袖人物还要大，常年立在人来人往的过道上，任凭风吹雨淋而供人敬仰……这种浮躁的现象应当说在全国都很普遍。但据笔者所知，也确有著名老牌学术机构能恰当地对待这一问题，在那些单位当了院士的人也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反倒更低调、更谦和。

　　国外的院士大都仅是纯粹的学术荣誉，他们可以获得的“特权”不过是一个固定的停车位或到图书馆查阅文献优先他人而已。到过欧美留学的人都会偶尔遇到知名院士，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身穿牛仔裤、背着双肩背包排队买咖啡的情景。而在中国，我知道只有个别年长一点的我的老师辈院士选择乘飞机坐经济舱，简化迎来送往，年轻一些的反倒更讲排场，更喜欢前呼后拥地虚造声势。

　　某些学者在荣升院士前还算谦虚平和，一旦晋升院士可能因为有了“质的飞跃”，立刻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对自己专业知识略知一二，而瞬间摇身变成了无事不通，到处针对专业外的问题发表演讲、作报告，世间一切事物都可以品头论足，口气之大甚至要超过高级官员，直逼伟人与领袖人物。以上现象虽属个别，却都是官本位的制度闹出来的。

　　院士遴选不是造神运动，个别院士也请千万别将自己当成了神，请认认真真地做事，踏踏实实地做人，平等地融入广大群众之中。

　　与院士制度有关的几点疑问

　　笔者并不认为院士制度一无是处，是彻底失败的。我所熟悉的院士中有许多是值得敬佩的，多数当选者在自己本专业内都卓有建树，其中某些人在做学问和做人方面都可称为笔者的老师与典范。但不可否认，近年来确实有个别“冒牌货”混进或险些混进了院士队伍，其学术不端、为人不正的劣迹给院士群体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院士遴选与管理制度的改革应采取防微杜渐和自洁机制，阻止这样的人混入，一旦进入则能有相关制度及时清除，使院士群体真正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心服口服的榜样。在此，笔者提出几点疑问，与读者共同讨论。

　　1.现今的院士遴选管理制度是否科学合理？

　　每两年一次的院士遴选，不仅是科技工作者，也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因为院士被冠以最高学术荣誉称号，每次院士大会国家领导人都亲自参加，无论主流还是非主流媒体都是铺天盖地般地报道。“院士”已成为中国普通百姓茶余饭后聊天的主要话题之一。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哪些人能当选，哪些颇有名气的人会落榜。笔者认为现今的遴选制度还远谈不上科学与完善，真正有资格的学者常会落榜，却给少数学术平庸的人留下可乘之机。

　　2012年7月《中国人才》杂志刊登了一位署名艾斐的社科专家的文章，他认为“以名誉头衔为上的不良之风会阻碍杰出人才的出现”。文中对包括院士制度在内的一些奇怪现象做出了深刻且不留情面的批评。艾斐先生认为：我们已进入了各种头衔、名份、奖项、称号云山雾罩的时代，现实所迫，知识分子们被迫将攫夺这些头衔当成头等与终生大事，为达目的不遗余力，一些人也会不择手段，动脑筋、找窍门、搞关系、送实惠成了这些人不可缺少的基本功。

　　院士评选同样也要包装、公关、走门子、送实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旦获得了这些名份，不是人才也会被当作人才；相反，则是人才也不被承认。艾先生也认为：有些院士候选人落选并不是因水平不够，而是因为人直率、不会或不屑于“活动”，“公关”不到位。

　　包括院士在内的各种人才符号，即使走了样、变了味，也同样被机制与体制承认，并附以社会功利时，将诱惑科技工作者间的竞争不是拼实力、拼才能、拼贡献，而是拼关系、拼权利、拼金钱……艾先生的话既深刻又精辟，点到了关键的“穴位”，值得我们警惕与借鉴。

　　笔者认为，当今在生命科学界最有资格当选响当当院士之人，可举出袁隆平和与屠呦呦，后者据说是因没有申报而不能进入院士之列，而袁先生虽最终申报成功却历经周折，据说曾被批评为“没有学问”。笔者发自内心的疑问是：“如果袁先生最终仍无缘于院士，那些已当选并有投票权者难道不觉得良心不安，一点也不羞愧、不脸红吗？”作为“不学无术”的笔者认为，没有任何“学问”要大过解决中国及世界数以亿计人吃饱肚子的最基本需求！

　　同样，作为一名临床一线工作者，本人也认为一些泰斗级被全国公认的赫赫有名的大家，如方圻教授、牟善初教授等自始就与院士无缘的现实，不利于树立院士的权威。对于临床专业学组的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最为注重的应当是其临床能力，不要让老百姓将院士头衔与不看病或不会看病划上等号。

　　而对于方教授和牟教授那样的大家，即使不适于授予院士称号，也应授予相等或更显赫一点的荣誉方能让人信服，否则，无形中就等于降低了院士荣誉的高度与权威。院士被称作是“最高”学术荣誉，但俗话说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而更高者又在院士以外会怎样呢？

　　下面举出个别不该当选而当选或险些当选的名人。比较肯定的不应当选者可举出所谓的“烟草院士”谢剑平，他赖以当选院士的“神农萃取液”引起了极大争议，他的当选遭遇到众多内行院士理所当然的公开、坚决反对，甚至于将此事件称为中国科学界的耻辱，中国工程院的耻辱。但因缺乏相关自洁机制，耻辱归耻辱，谢院士却照当不误。

　　院士制度本身不能及时清除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选入者，可以置103名院士联名要求取消当选资格而不顾，更无法面对全国400余万医务工作者控烟的共同心声了。至于申报院士过程中发现和尚未发现的弄虚作假、巧取豪夺他人成果、搞关系送好处者并不是少数，更有甚者是竟有人雇凶伤人，报复敢于揭露他的人。

　　最近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有关院士遴选的重大丑闻，莫过于原铁道部局长张曙光在法庭上的供称：“因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需要花钱，分6次共收受2300万元，”而张曙光只差一票就险些入选。当然笔者并不会天真地完全相信一个嫌犯的全部供词，但张敢在法庭上说如此的话，无论真假已足以将所有心地善良的科技工作者“雷晕”了。

　　2300万元的去向很令人关心，但我绝不相信这些钱悉数进入了有投票权院士的私囊。张曙光骗人，他同时也会被人骗，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申报院士有中介者，其要价是天文数字！”。为了张申报院士，铁道部竟有30余位学者为其代笔写专著；张的著作尚未出版，就有院士提前一年赞扬、褒奖。据报道为了应付有关捉刀代笔的调查，铁道部竟组织了事先演练，并将不愿配合的专家派遣出国……

　　2.如何对待行政官员与企业家申报院士？

　　据报道，仅以2011年为例，就有23名政府高官或中央企业高管入围院士候选人，铁道部先后已有2名原副部长、1名总工程师，卫生部1名原副部长当选了院士。近年来也有私企老总成功当选院士者。至于有厅长、司长、校长、院长等行政职务头衔的院士占总数多大比例，近年来是否逐年增多，笔者手中并没有确切数据，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如前述，院士制度起源于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当时的当选委员都是纯粹的科学工作者，并在本专业领域享有公认的威望，最初几届当选的院士也罕有专门从事行政或身兼行政职务者。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都是正部级单位，院长、副院长都由政府任命，一旦晋升院士就可享受到副部级官员待遇，并且是终身制，所以才会引来无数行政官员与企业家们为其“竞折腰”。

　　在当今社会上如果一位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学者与官员或企业家竞争院士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其中道理相信诚实的读者们心里都会清楚。院士制度不去行政化、不去利益化，就永远不是真正学者的栖身之处，迟早要变为官员、企业家们的倶乐部。年轻的官员当了院士会有利于进一步升迁，年长接近退休者则可颐养天年。

　　企业家们一方面可利用手中的钱财拼“活动”，拼“包装”，拼“公关”，来竞争院士；另一方面，一旦当选自然有利于发更大的财。院士头衔对这些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一次在京外的学术活动，主持人是一位对我不够熟悉的当地行政和学者“一肩挑”的知名人士，当屏幕上打出我的简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你申报院士已绰绰有余，为何不报？”。闻此言后，笔者不免暗中叫苦，心里对他的回答是：“对老弟来说可能绰绰有余，而对老兄来说却远远不够！”。

　　试想，假如陈景润先生仍在世能否当选院士呢？相信90%以上读者会回答“绝无可能”。暂且不说陈先生尽一生之力从事的数学研究的价值如何，就凭他老实得有些迂腐，从来无意也无力、无暇进入社交场合，见了人连一句客套话都不会说的人，能有人投他票才是怪事！当初，陈先生之所以能出名，也是因为有会相马的记者伯乐才成全了他的好事。

　　实际上，在我国过去、现在、甚至不远的、将来，仍会有许许多多的陈景润永远被埋没掉。有人讲真正的天才与疯子相差只有一步之遥，其实科学事业缺少的正是像陈先生那样无任何其他奢求，如痴如迷，不顾一切，甚至不惜生命钻研终生的人；不需要的是那些油嘴滑舌，做了一点小事就无限夸大，不惜采取不端手段拼命追求名利的人。

　　中国社会如果继续压制前者，纵容后者，就永远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创新成果出现！为了鼓励真正从事科学的知识分子，笔者建议重建名副其实的院士制度，最好能明文取消官员、企业家、披着学者外衣的商人的申报资格，也不要打“擦边球”，一个人两种身份，视对自己有利与否，一会自称学者，一会又故意渲染自己的官员身份，已身居官职或已从商的当选院士，要不辞掉官职专心做学问，要不放弃院士称号。

　　3.院士的建议是否都靠谱？

　　无可怀疑，院士团体或个人确实提出过许多科学的建议，并且有的已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了地方与全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否只要院士提出的建议就是正确的，就应毫不怀疑地照办？是否院士署名越多就更可靠呢？笔者仅举出不久前发生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例来说明：61名两院院士曾在2013年7月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尽快批准转基因水稻种子商业化，并声言“推广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

　　消息传出后，引起国内外媒体一片哗然，笔者对院士们无畏的“勇气”有所赞许的同时，也心生许多疑问。转基因食品，特别是作为中国人主粮的稻米对人体的长期安全性并没有得到验证，其对生态会带来什么影响也不得而知，即使在美国大多数人对转基因食品并不反感，但美国政府仍对商业使用的转基因小麦种子有所保留，迟迟不批准……

　　对以上问题，《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旗帜鲜明、观点明确、语言尖锐、毫不留情面地提出了反对意见。文中指出，“涉及基因安全的事情，它们的显现周期要比普通健康问题长得多”“全球各国还很少有主粮转基因化，中国的13亿人口贸然走上‘试吃’转基因主粮第一线，全国为人类的这一技术做‘超级试验’，这绝非明智的国策”。

　　甚至公开尖锐批评推动过程确实有可能掺入一些人和机构的利益考虑，而且不能排除对利益的追求发生在有较高科学地位的研究者中间。也许是为了印证以上的批评，与《环球时报》同日的新华通讯社所属《参考消息》则引用国外报道称：“目前中国不少转基因水稻专家同时也在种业公司持有股份”。

　　以前也发生过个别院士在各种“鉴定会”上为骗人的荒唐事作背书之事，但此次竟能争取到61名院士签名，笔者实在觉得不可思议。笔者仍愿意相信利令智昏者一定是少数，大多数署名的院士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作为外行的我没有什么“资格”来争论这一问题，但作为一名医生，我却认为，在没有第三方出具转基因水稻令人信服的长期安全证据以前，决不能批准其商业化。由几位院士带头出面试吃什么“黄金米”，来误导大家，让人误认为是安全的闹剧，请不要重演！

　　笔者也认为转基因种子的研究十分重要，丝毫不能放松，将来可能是国家间实力竞争的一个方面，其长远影响不可限量。但对于转基因食品，特别是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要严格把关，否则才是真正的“误国”，而且是害人！笔者也愿意相信，来自土壤中细菌的抗虫害蛋白，因人类缺乏其受体而不能加害于人类，而只能杀死昆虫。

　　甚至也可以“预测”：长期食用此类转基因稻米对人类健康没有不良影响，说不定还能“抗病”。但凡事都要用事实来说话，临床最看重的证据是循证医学。观察转基因稻米对人类健康，诸如生殖安全等的全面长期影响，绝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更不能仅用稻米喂猪90d就认为是安全了。

　　转基因主粮种子要想商业化，必须先经由有关机构批准的第三方来主持，以较大样本自愿者为研究对象，符合循证医学原则的长期随机对照研究来证明其安全性。令人不解的是有什么能比13亿人口的食品安全更重要的呢？在安全性证据十分不足的前提下，为何有些院士如此急迫地将转基因稻米商业化呢？

　　4.缘何只有院士才配当一级教授？

　　笔者了解到，现今如在军队以外的涉及教学的体系中工作，要想被评为一级教授，只有先当院士这唯一一条路。教授级别的高低应以教学成果、培养学生的多少与质量高低而论，与是否是院士并无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能评为一级教授与否在收入等有形与无形待遇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

　　在近年当选的较年轻的院士中，从事教学工作不多、培养学生寥寥的并不在少数。试想，一位年资很长、影响很大的著名临床专家，在他的教学生涯中已培养出无数的优秀研究生，其中说不定也包括院士。但遗憾的是这样的老师都只能屈居为二级教授，而他当选院士的学生却能“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级教授，这样的事情能说是合理的吗？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笔者在改革开放早期，就在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从事教学工作近30年，也培养出许多临床领域的优秀学生。幸运的是因在军队科技系统工作，截至目前仍不受地方评级规定的限制，不才的笔者得以在6年前就被评为“技术一级”，也可称是一级教授。想到这里，我只能再一次为我在地方工作的老师辈的教授们鸣不平：只有你们才真正配做名副其实的一级、特级教授！政策的制定不要只鼓励了少数，而压制了多数，被压制的人说不定是更优秀的。

　　院士制度关系到

　　整个学界****及全社会的操守与风气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从事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们的操守、道德底线对社会风气的形成至关重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求真、求实，而如果从事科学的工作者在骨子里就隐藏着虚假和虚伪，很难想象他的“研究结果”是可靠的。我们国家目前急缺的是陈景润先生那样，为了一个外人看来是无关紧要的课题，心甘情愿地、如痴如迷般地付出一切甚至生命的人，而不缺少的是那些稍有成绩就到处宣扬、一味追求名利的人。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作为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殿堂，理应首先在全国树立起一个为人师表、唯真求实、严谨治学的榜样。因为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院士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时就会像演艺界明星一样，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与炒作。

　　不要让社会上的浮躁之风、唯利是图之举蔓延到最高科学殿堂！院士遴选与管理制度改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