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反复上行的疫情背后——风险、选择和路径_风闻

文/陈根

地区性爆发也好，全球性感染也好，在疫情的反复上行里，人们提出最多的问题就是：疫情还有没有结束的可能？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抱怨，人们厌倦了出门就得戴好防护口罩，厌倦了处处受限和随时可能被中止的旅游，厌倦了疫情防控下许多不够人性化的处理方式，一种对于防控疫情的疲劳情绪在蔓延。

**当然，对于疫情来说，疲劳情绪是无效的。****真相是，这场大流行持续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清楚：疫情不是暂时的干扰，许多曾经的生活并不会恢复正常。**2020年以前的世界已经成为历史，几十年前那个即使并不完美，但也似乎始终开放的乐观时代已经在这场疫情中消失无影。

当前，意料之外的快速变化依然层出不穷，互相融合，引发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乃至更多后果，带来连锁反应以****及难以预料的影响。仅从疫情角度来看，除了结束新冠疫情遥遥无期，随着环境风险的加剧，人们还随时有可能面临下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毒。

对疫情的厌倦不是能帮助人们走向一个新时代的最好情绪，习惯并且调整才是。毕竟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疫情仍持续

就疫情的走向来看，相当多的研究报告已经给出了足够多的证据分析疫情未来的可能方向。其中，基本传染数（R0）、疫苗接种效力和抗原漂移是最为直观和科学的力证。

R0**，即一个病人平均传染的人数**。R0的估计数值与传染病的传播有直接联系，当R0大于1的时候，传染病会迅速传播开，变得流行，如果不防控，就会指数增长；R0等于1的时候，传染病是地方性的，可控的，与人群长期存在；而只有R0小于1的时候，传染病才会因为无法传播开而逐渐消失。

新冠病毒的R0随着新冠病毒的传播和研究的深入也发生了改变。在疫情爆发的最开始，研究人员估计，新冠病毒的R0值介于2和2.5之间，这意味着在没有防控措施的情况下，每一位感染者平均要传染约两个人。然而，几经突变的德尔塔变种的R0却被研究人员们认为到达了5或6，是之前认为的2-3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德尔塔病毒会带来更多的病毒传播。

通常来说，传染病消失所需的综合疫苗功效和群体免疫的阈值计算为1– 1/ R0。在R0 = 2时，此阈值仅为50％。而R0=5时，想要彻底消灭病毒，就需要做到让80%的人拥有免疫能力。但不论是从疫苗接种效力，还是抗原漂移的角度来看，让全世界80%的人都拥有免疫能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尽管新冠疫苗是当前人们对抗新冠肺炎的最有利武器之一，但是随着变异毒株的不断出现，新冠病毒似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疫苗防线。不久前在南京疫情因德尔塔毒株感染的确诊病例中，绝大部分就已接种过疫苗。

2021年初，美国加州拉霍亚免疫学研究所发表研究报告称新冠病毒感染者痊愈后自身免疫力能维持至少6个月，英格兰公共卫生机构的发现是至少5个月。疫苗提供的免疫力和感染后自然产生的免疫力大致相同，但持续时间因各人体质和健康状况不同，可维持的时间有长有短。

**但不论如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信息都是，疫苗的保护效力并非是百分百的。**事实上，就目前已经上市的疫苗来说，其免疫效力大多可持续6-12个月，但也上取决于各人自身情况，以及疫苗的种类。

抗原漂移，指基因突变导致抗原的小幅度变异。这种个别变异不同于流感的病毒重组，不会产生新的亚型，属于量变，没有质的变化，多引起中小规模的流行，不会对病毒流行产生大范围影响。但如果抗原漂移不断积累，且积累的速率不断增强，那么自然就会筛选出促使传播性更强的病毒**。**

具体来说，新冠病毒刚从动物跨界侵犯人类时，还不太适应人体。现在再来回顾，疫情爆发初期的病毒也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弱的病毒。但是随着病毒的进化，现在，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刺突蛋白的S1区域发生了快速的适应性突变，这也让新冠病毒进攻人体更加驾轻就熟。

以德尔塔病毒为例，从2020年末首次在印度出现到现在，德尔塔毒株已经成为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流行株。德尔塔毒株不仅与尼泊尔、东南亚等地的新冠疫情反弹有关，其在英国和美国的传播更让人们清楚看到了它有多危险，德尔塔的传播力比2020年末在英国发现的传染性极高的Alpha毒株还要高出60%。

显然，在现代医学发达的当前，人类社会不应也不能让疫情始终如大火一般传播。实际上，当前人们做的全部努力，正是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尽可能地降低疫情带来的伤害。 

病毒常在，防治共存

这样来看，疫情的走向几乎只剩下了和新冠病毒共存这一最有可能实现的道路。和新冠病毒共存，意味着将新冠病毒当作一种常见的流行病常态化处理，“防”和“治”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从防控来看，接种疫苗与开发疫苗依然是最有效的途径；而从治疗来看，新冠疫苗口服特效药的研发则势在必行。

对于接种疫苗来说，尽管疫苗不能提供百分之百的保护，但对于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各类疫苗依然展现出了高保护性。

今年7月中旬，NEJM发表了最新来自英国公共卫生部的研究。包含四千多例Delta突变株感染病例的大规模病例对照和病毒测序分析表明，两剂新冠疫苗对预防Delta突变株有症状感染的保护力可高达88.0%，相比当地之前广泛流行的Alpha突变株，两剂疫苗带来的保护力降幅并不大。

需要提醒的是，疫苗接种需注意其接种的完整性。在接种一剂BNT162b2疫苗的情况下，对Delta突变株有症状感染的预防效果（30.7%）明显低于对Alpha突变株的效果（48.7%）。同样的，在只接种一剂时，预防Alpha和Delta突变株有症状感染的有效性分别为48.7%和30.0%，保护效果差距更明显。

当然，面对一种全新的病毒，研究人员还在研究多种不同类型的候选疫苗，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找到成功解决方案的机会。在科学界不断攻关的背景下，截止到2021年7月，国际上已有20种肌肉注射新冠病毒疫苗获得批准使用。与此同时，吸入式疫苗和口服式疫苗还在不断突破，有望为疫苗接种带来新的选择。

对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来说，一开始，人们依然认为新冠肺炎属于“自限性疾病”，同十七年前的SARS病毒一样，并没有定向杀灭病毒的药，本质上依靠人体的免疫系统得以自愈。但随着对新冠病毒了解的深入，一系列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寻找新冠特效药主要有两条路径：以抗体类为主的生物大分子药物，以及可抑制病毒侵入、复制等环节的小分子化合物药物。目前，相对来说，生物大分子药物研发进展较快，主要为抗体类，包括单药使用的单克隆抗体和联合使用的“抗体鸡尾酒疗法”。抗体类药物已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陆续获批上市或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用于新冠治疗。

**相较于大分子生物药物，小分子药物在治疗新冠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小分子药物作用靶点可分布在细胞内或细胞外，而大分子生物药一般只能作用在细胞表面；大多数小分子药物可以口服给药，而正常情况下大分子生物药只能注射给药；小分子药物制备工艺相对简单成熟，产量远远高于大分子生物药，成本也较大分子低；小分子药物储存、运输环境条件要求也较低，方便储存或运输。

但当前小分子生物药主要还是“老药新用”，比如羟氯喹和瑞德西韦，唯一获得的新药，则是美国跨国药企默沙东的Molnupiravir（MK-4482、EIDD-2801）。不久前的11月4日，Molnupiravir获得英国药监局（MHR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轻度至中度感染COVID-19的成人患者。

在molnupiravir获批的另一边，11月5日，美国辉瑞公司也在其官网宣布，与安慰剂相比，其新冠口服药物Paxlovid在感染新冠受试者出现症状后的三天内服用，能将轻度和中度成年患者住院或死亡概率降低89%。

总的来说，通过“疫苗加药”做到预防与治疗结合对控制疫情意义重大，而这无疑也是未来全球与病毒共存的最佳策略。

后新冠未来

很显然，新冠疫情打破了人们曾经直线的、可预测的社会，引发了现代史上空前的全球性危机。人们对新冠疫情结束的期待，也从期盼疫苗出现转向接受即便有疫苗疫情仍然存在的事实。除此之外，从疫情角度，一个必须要提示的风险是，新冠疫情或许还只是一个开始。事实上，随着环境风险的加剧，人们随时有可能面临下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毒。

**一方面，目前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表示，新冠病毒这类新的病毒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人类活动破坏了生物多样性。**这些研究人员共同开启了新的研究学科——“地球健康”，专门研究人类健康与其他生物物种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会增加大流行病的数量。

正如戴维·奎曼在《溢出效应：动物感染与下一次大流行病》中所说：“在热带雨林和其他野生生物环境中，生活着丰富多样的动植物，同时也隐藏着许多不知名的病毒。但是我们入侵了这些环境：我们砍伐树木，掠杀动物或者将其装入笼中，然后送往市场。我们破坏了生态系统，我们让病毒离开了其天然的宿主。这些病毒需要一个新的宿主，于是就找到了我们。”

在一封致美国国会的信中，100个野生生物和环保组织估计，动物源性疾病在过去50年中增加了三倍。自1970年以来，相对而言，土地用途的变化对自然产生了最大的负面影响。仅农业就占据了1/3以上的陆地面积，这也是最影响自然的经济活动。

**并且，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推动农业发展的各项因素与半数以上的动物源性疾病相关。**随着农业以及矿业、伐木业和旅游业等人类活动入侵了自然生态系统，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为传染病从动物向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自然界中动物栖息地的丧失和野生生物贸易对野生疾病的诞生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比如，携带新冠病毒的蝙蝠和穿山甲一旦被带离自然环境并进入城市，就相当于向人口密集的区域植入了一个野生动物疾病的集散中心，而这大大增加了动物源性疾病传播的可能。

另一方面，全球气候的暖化正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南北极的冰川融化。2020年，在世界聚焦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危机之际，西伯利亚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在经历反常高温。这种反常的高温导致了野火频发，烧掉了冻土层上覆盖的植被，使其更容易融化。

这一变化的后果是未知而严峻的，在英国《独立报》的2020年7月的报道里，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Aix-Marseille University）病毒学家Jean Michel Claverie教授就指出，从冰川、冻土中释放出的病毒一旦接触到合适的寄主，它们就有可能复活。因此，如果让人类同曾冷冻的流行病病毒接触，人就可能会被感染，从而开启一场新的大流行病。

2016年8月，在西伯利亚位于极圈内的亚马尔半岛冻原，一个12岁男孩就在感染炭疽后死亡，另有至少20人入院。而这次炭疽感染的一个可能性起源是75年前，一头感染了炭疽的驯鹿死亡，其尸体被埋进了冻土。其身处的冻土在2016年夏季的高温中融化，这头驯鹿的尸体再度暴露了出来，并将炭疽释放进了附近的水和土壤，病毒由此进入了食物链。于是，在附近吃草的超过2000头驯鹿被感染，最终导致了部分人类的感染。

当然，一个曾具致死性的病毒在经历冷冻后释放是否还具有活性，亦或其杀伤力有无被削弱还需要学界的研究和更充分的证实。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异象下，可以确定的是，环境的改变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面临更大风险的局面。不确定性的增加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但目前，人们却依然没有足够的警惕。

虽然人类习惯了以线性方式思考人类的未来，但却往往忽略了周围的世界是否也以线性的方式在运转着。当前，新冠病毒仍在不确定性中演化，而新冠病毒究竟要裹挟着人类走向怎么样的远方，则取决于世界的后继行动和态度。答案一半在病毒手里，另一半在人类手里**。病毒是不可控的，但人类是可以做出选择的，病毒未必指向结果，但已然暗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