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西征害国残民？谁在努力“带节奏”？【傅正11】_风闻

大家好，我是傅正。

上一讲我们谈到，1874年2月2日，英印政府背着中国私下与阿古柏伪政权缔结《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自此以后，如何强迫或诱拐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的合法性，就成为了英国对华外交的重要内容。

尽管威妥玛内心对于阿古柏伪政权没什么信心，但作为职业外交官，他必须履行带英帝国的意志。

威妥玛很精明地意识到，用武力迫使清政府放弃新疆不是一个好选择，这会把清政府推到宿敌沙皇俄国一边，是得不偿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清政府自己承认阿古柏，这样既不用得罪清政府，又可以把天山南路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怎么说服清政府放弃新疆地区？一些实权派就进入了威妥玛的视野，其中当然包括李鸿章！想要说服李鸿章，就要把他吓唬住，这个时候，日本入侵台湾，给了威妥玛绝佳的机会。

1871年，琉球国宫古岛岛民向日本萨摩藩上缴年贡的船队在返回途中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船上69人当中3人溺死，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仅12人生还回国。等到1874年，日本政府突然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宣称琉球是日本属国，琉球居民被杀，日本有义务出面伸张“正义”。日本人这么做，显然有一石二鸟的用意：第一，借机宣称它对于琉球的权力，为将来吞并琉球铺平道路；第二，以此为借口出兵台湾，借机吞并我国台湾地区。

1874年5月10日，日军登陆台湾屏东县射寮村，很快就跟台湾当地武装打起来了。这是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发动对外战争，也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外交事件。

清政府得闻奏报，一面命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配合恭亲王奕䜣领导的总理衙门出面交涉，一面命令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率福建水师赴台监视日军，又命福建巡抚王凯泰、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率兵25000人备战待命。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赫德甚至预言，中国和日本必然爆发战争。比如1874年6月12日，他就在给下属，任职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的金登干写信，其中说道：“日本人武力占领了台湾。中国已告诉日本，台湾是中国的，所以日本人现在要么撤兵要么开战，二者必居其一。”

英国人是不希望中日之间打起来的，这样有可能会让俄国人坐收渔人之利。在这危急关头，带英命令威妥玛调停中日争端。而威妥玛等人为了避免中日开战，甚至不惜通过各种方式唆使清政府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反正中国损失点利益，对于他们英国人来讲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毫不客气地说，日本人在谈判过程中，各种无理取闹。比如9月30号，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就在总理衙门撒泼打滚。这位在日本国内大谈国际法的大久保利通，居然在清政府面前不承认国际法准则了。

每次讲到这里，我总能想起马基雅维利的一句名言：“对个人之间的法律、契约、协定来讲，守信是有用的。但是在掌权者之间，是否维持信义，则仅仅依据各方的力量对比来看了。”

马基雅维利说得没错，日本人之所以还愿意坐下来跟清政府咬文爵字、讨论国际法，是因为当前力量对比对他们不够有利。日军陷入台湾的山川沟壑之中，进退维谷，已经打不动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1874年11月初，中日双方最终接受英国人的调停。代价是中国赔偿五十万两白银，还变相地承认了日本对于琉球的宗主权，为日本后来吞并琉球埋下了伏笔。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大家注意，重点是威妥玛抓住了这次机会，在中日签订协议之际，命令他的汉文秘书梅辉立前往天津面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威妥玛的授意下，梅辉立在李鸿章面前大肆渲染日本威胁论，公然要求李鸿章策动清政府把伊犁割让给沙俄，把天山南路割让给阿古柏，承认天山南北两路为英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不得不说，这个时机选择得非常巧妙。不到一个月之后，即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上呈《筹议海防折》，挑起了“海防”与“塞防”之争，这正是威妥玛影响的结果。

前些年还有不少人在网上为李鸿章的“海防论”，把它吹捧成中国现代海军的先驱，说他如何如何为人民海军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人民海军要去借鉴李鸿章，你想干什么？

王绳祖先生早在1981年的《中英关系史论从》中就敏锐地指出：所谓“弃塞防保海防”的实质，是李鸿章“阴谋扩大淮军系军阀的势力，与湘军系对抗”。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的认识在所谓“现代化史观”的影响下，反而大大倒退了。

这件事情给我们提了个醒。有很多人写论文喜欢把历史人物的一些观点片面地抽取出来，比如《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等等，吹捧他们如何如何地现代化，如何如何具有进步意义，而忽略了这些观点是怎么产生的，忽略了这些观点背后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关系。

言归正传，带英帝国对于清政府的渗透是多方面的，李鸿章挑起“海防塞防之争”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概括地说，带英对于大清的渗透主要通过三个渠道：第一，通过操纵舆论，影响清政府对于现实情况的判断；第二，唆使在华有权有势的英国人出任清政府的决策顾问，为其制定政策方针。简言之，一则依靠新闻媒体，再则依靠英籍客卿。如果这两个渠道还是较为柔性的渠道，那么第三个渠道就要刚性一些，就是以威妥玛为代表的英国外交官直接下场，通过外交威胁逼迫清政府服从自己的意志。

我们分别看看，在对待阿古柏伪政权的问题上，这三个渠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今天这期先考察第一个渠道：带英如何通过操纵现代媒体，进而操纵舆论，影响清政府对于现实状况的判断？

深圳大学的恽文捷老师指出：“19世纪70年代上海和香港等口岸发行的中英文西式报纸是中国政界和知识界获取国际时事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些报纸包括《字林西报》、《北华捷报》等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媒体是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于1872年创立的中文报刊《申报》，正如恽文捷所说，“因其英国投资人雄厚的财力、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多样的信息来源，在江南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力。”

今天许多新闻史研究著作都特别强调《申报》如何如何发挥了媒体的监督作用，如何如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些说法当然都是正确的。不过它们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和英国的利益不发生明显的矛盾。一旦中英双方发生了明显的利益分歧，那么对不起，《申报》等英资报纸就会撕下自己“客观中立”的伪装。

在对待阿古柏伪政权的问题上，就是一个典型！我们看一下《申报》是怎么带节奏的。从1874年11月威妥玛正式要求清政府承认阿古柏伪政权开始，《申报》就突然发表了大量揭露举借外债害国残民的文章。

比如1874年11月30日第1版的《论告贷》、1875年1月23日第1版《译论中国告贷事》、1875年3月15日第1版《译字林新报论中华新行告贷一事》、1875年8月9日第1版《论新报言土耳其国事》、1875年12月14日第1—2版《续述土国负债》、1876年3月3日第1版《论借饷征回事》等等。

我们注意，这些文章非常的巧妙，它们几乎没有一句话用来吹嘘阿古柏如何如何仁慈、新疆群众如何如何安居乐业。而是无一例外地抓住了清政府收复新疆的最大障碍——军费问题。

左宗棠为了筹集西征的粮饷，曾经通过胡光墉等人向上海外国银行贷款，以解燃眉之急。这时《申报》就大做文章，披露英国等西方列强如何如何依靠向外国放贷发家致富，又披露土耳其如何如何因为举借外债而不堪重负，饱受列强欺凌。并得出结论：中国的国力比比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如何？以土耳其的国力，尚且因为借债而饱受欺凌，倘若清政府举债西征，其后果较之土耳其又如何？搞得自己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讽刺的是，二十几年后，当各国银行团争先恐后地向清政府大举放贷时，这些英资报纸又转而鼓吹“借款强国论”了。

关于这点，暨南大学的刘增合教授就指出：

光绪二年的前半年，是左宗棠运筹举借外款的关键岁月。这期间，《申报》为阻止西征借款而转载和撰写的社论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其间甚至编造和传播谣言，该报通过转载外电消息，散布朝廷举借外债数额高达2000万两，担忧平定新疆叛乱之役将会拖垮中国财政，……通过营造阻借舆论，冀能最大限度影响清廷的决断。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报刊舆论，在那个时代，这些报刊是可能主导清政府的很多信息来源的。

刘增合老师是晚清财政史研究专家，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可以参考他的著作。他有篇论文《“舆论干政”：<申报>与同光之际的西征新疆举债》，就仔细对比了《申报》等英资报纸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鲍源深、刑部尚书崇实等清政府高官的奏折。发现这些高官“放弃”新疆的奏疏大量抄袭了《申报》等英资报纸的社论。像李鸿章就索性在奏疏中宣称：自己就是屡屡参考“外国新闻纸”和“西路探报”的。

除去借款以外，《申报》等英资报纸也非常善于在战况上大做文章，比如刘锦棠率领的西征清军行动稍有迟缓，这些报纸就开始造谣生事，宣称清军无力收复新疆，与其劳民伤财，还不如就此罢兵。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封疆大吏就是依据这些报刊资料，上奏朝廷要求放弃新疆。

还不止于此，这些西方媒体带节奏的本事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举个例子，当时发生了著名的杨乃武、小白菜案。这个案子非常有名，被改变成各种戏剧、电影、电视剧，今天仍然在传播。杨乃武、小白菜案的特殊之处在于，现代传媒介入了司法过程，为洗刷杨乃武的冤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申报》。但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杨乃武、小白菜案打击的是浙江官场，而浙江官场跟左宗棠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浙江巡抚杨昌浚是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支持者。

毫不夸张地说，《申报》借助杨乃武、小白菜案这个机会，定点打击了左宗棠的后援团。为此，左宗棠非常不满，他在给杨昌浚的信中，大骂《申报》不是东西，那些跟这《申报》风向转的清朝大员更不是东西。我读一下左宗棠的话：

洋事坏于主持大计者，自诩洞悉夷情，揣其由来，或误于新闻纸耳。此等谬悠之谈，原可闭目不理，无如俗士惟怪欲闻，辄先入为主。公谓忌之者多，不知忌之者尚托空言，此则以无为有，足惑视听。江浙无赖士人优为之，处士横议，托于海上奇谈，都人士遂视为枕中秘矣。所系在颠倒是非，辩言乱政，不仅江浙一时之害。

 “洋事坏于主持大计者，自诩洞悉夷情，揣其由来，或误于新闻纸耳。”说的是谁呢？大家心里应该有答案了。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说说我的心理感受，当初我了解到杨乃武案背后居然还有这样的内情时，就像在吃美味佳肴时，突然发现了盘子里还有一坨苍蝇。

人们赞扬《申报》揭露浙江官场文过饰非，为杨乃武、小白菜洗刷冤屈，是推动了中国司法进步。这些话都没有错，都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一旦追究这些外媒的根本用意，又会觉得很恶心。反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件事，是赞扬它呢，还是批判它。这交给大家自己去评判好了。我只感慨两句：一句是“有时历史的水真的很深”，另一句是“带英作为世界头号搅屎棍，段位真是不一般的高”。

左宗棠对于英国媒体干预中国政治，是非常警惕的。比方说，他提醒沈葆桢千万留神报刊舆论，千万不要被英国人“新闻纸”给骗了。又比如，他在给台湾兵备道吴大廷的信中，索性直接点评批评李鸿章盲目听信《申报》的造谣《申报》鼓吹阿古柏伪政权已经受到了土耳其的册封，受土耳其的保护，土耳其又是英俄两国的友好邦交国，清军收复新疆势必引来国际干涉。《申报》又造谣说，清军将领金顺在攻打喀什噶尔时连吃败仗，但事实上金顺的军队主要目标是收复北疆玛纳斯等地，根本没有开进南疆。他李鸿章居然连这些基本基本事实都不顾，直接抄了《申报》的谣言上奏朝廷，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从英国媒体舆论干政的这些事实，我们不难看出，清政府的问题出在哪里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缺乏起码的独立渠道，居然几乎全部依赖外媒，尤其是英国媒体。不要说对于外部世界了，就连对于国内状况的信息传递速度也远远根本上英国媒体。当一个国家的基本信息渠道都被西方列强拿捏在手里时，这个国家还怎么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呢？

事情还远没有结束，1874年12月，李鸿章挑起“海防塞防之争”时，威妥玛就通过各种渠道，再说得确切点，主要是通过李鸿章这条线，获取了清政府相关讨论的全部奏折。通过对于这些奏折的研判，威妥玛进一步确定了限制左宗棠西征的最大障碍，就是财政问题。《申报》等英资报纸会抓住财政问题大做文章，就是在配合威妥玛的判断。

1876年1月12日，威妥玛以“第10号发文”为抬头，将这些奏折的副本全部寄往了伦敦。毫不夸张地说，清政府在英国人面前，简直是赤裸的，几乎没有秘密可言。讲到这里，你就知道，这些英国顾问、英国外交官到底发挥了一些什么作用。那么赫德、威妥玛这些人是如何进一步干预清政府决策的，且听下回分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