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32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10_风闻

**五、**法家

 1、泛论

相对于道、儒、墨创始人开宗立派的模式（道家老子、儒家孔子、墨家墨子），法家的成立颇有自身特色，它是集前人大成与一身，由韩非子将春秋战国众多有益实践（符合法家理念的）总结、综合而成。比如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都被认为是法家重要人物，是法家理论及实践经验的重要来源。但是这些前辈估计生前都不会想到，他们会最终被归为同一流派。当然这要归功于韩非子的努力。

韩非子师从荀子，荀子作为儒家一派，开创了性恶论的意识形态出发理论。以此将儒家（孔子）不讲如何得利（君子予以义，小人予以利），如何争利的问题，放到公明正大处进行讨论。同时也通过颠覆华夏自强为本的文明立基所在，而将如何“胜人”放到了至高的位置上。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路线，进一步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在‘争胜得利’的实践中典型人物，典型实践，典型经验，进行有益的统合，以改革变法为理论主轴、路线主轴，否定儒、墨应对乱世的路线“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122]”尤其反对对旧有体制（封建制）的维护；反对墨守成规，强调变法维新，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战国乱世“废先王之教[123]”“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24]” 。强调争胜胜人来应对七国争雄的现实。“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24]”

并更进一步谈到了实现大一统王权专制的必然性。“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25]

这一系列理论观点，紧密契合了战国末期的华夏历史现实需求。不仅仅从理念，还从实际操作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从现实中来又回到现实中去，成为助秦完成大一统，从而从百家中脱颖而出，成就战国大赢家。

2、法家的历史遗产

虽然韩非子对儒、墨应对乱世的路线诸多批判。但是在韩非子综合的法家理念里，却颇多对各家各种有益理念、有益实践经验的汲取。

比如对道家理论的学习，尤其是黄老一派，势、术、法的研究大量借鉴，对儒家君子父子夫妻纲常理念的接受发展“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126]”

除此以外，从管仲以来，众多变法革新的前辈，他们的经验教训及理念，韩非子也以拿来主义的姿态，进行扬弃。

 从‘一切有益经验理念都要学习汲取’的态度而言，韩非子的做派才是夏人（黄帝所在族群）强大并长期占据华夏族最高统治权的真正风范。是华夏政治理念的核心精髓之一。

当年夏人以不失本我的状态，因华族农耕先进而学习华族，因良渚文化农耕水利及政治理念先进而学习良渚。遇洪水积极变法（改举贤任能的禅让制）以应对危局，方最终成就大禹治水的滔天功业。可以说，后来被称为‘拿来主义’（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127]）的精神，正是夏人实现自强的基本信念。坚持自我为前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实事求是立场，唯有此，华夏文明才有可能实现与人类同寿！因此在这一点上，法家远超因为政治正确而大幅脱离现实的儒、道等学派。

我们不能否认道、儒、墨等学派的兴起，为华夏文明理念的传承、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道、儒、墨却基于自身的立场、路线、价值观，落入了‘政治正确’的自我设限之中。这种自我设限，往往将现实置于次要地位，这就导致很多时候因为需要政治正确，从而强行让现实来服从政治正确。这种自我限制一旦发展过度，就严重限制了自身寻找符合现实需要、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与可能性。这种现象我们常常见到，比如新中国对改革开放对姓资姓社的争论，就是因为政治正确一度凌驾于现实； 当下一些自以为的自由派人士为了自己认为的政治正确，不惜宣扬一些匪夷所思的观点，比如《南方周末》2012年12月20日发了一篇《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竟然大谈在一个战乱、饥荒、海盗泛滥、人民普遍困苦的国度里，无政府主义和自由的闪光点；至于华夏明朝末期的党争、今天美国两党无节操的内斗，无不从各自角度展现了政治正确凌驾现实，且不可逆转状态下的可怕后果。

道、儒兴起于春秋，掌先发之利，但是道家基于自身政治正确不敢说改朝换代；儒家基于自己的政治正确，不敢谈如何争利。自我设限最终面对乱世的现实，让自身束手束脚。最终让法家在此问题上，拨乱反正，最终实现后发先至。

可以说，韩非子以集天下大成的心胸，才成就了法家最终助秦一统华夏的赫赫功绩。

法家的核心理念，一句话总结，就是：尊重现实，以正确的变法实现强己胜人的目的。

他集中围绕在以下一些关键词上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改革、变法、重农、耕战、举贤、严刑等等。

如果把这个问题扩展开讨论：因为华夏族生产力经过商、西周青铜器、铁器的大规模应用，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大量私田出现，逐步开始瓦解周初还存在与分封制对应的井田制。社会需要更多的地主、自耕农。这些具备更高主观能动性的农业劳动者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于是生产关系开始逐渐改变，而这个改变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对生产组织方式、基层组织形态、以及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行政治理体制等等进行全面改造以适应新的社会现状，这种社会内在需求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会在政治层面引发对体制的变革推动。

因此这时诸侯如果还坚持旧有分封制体制，显然是无法有效适应现实的而只能被淘汰。因此改革的有效性决定了进入更先进社会的程度。**商鞅变法，城门立柱，表面上是说为了建立政府的信用，但是事实上，这件事完全打破了分封制构建的，从底层平民到诸侯王之间多层贵族分封治理层级。诸侯王的赏罚直通百姓，而不再受原有中间贵族层级的架空。**于是诸侯王的法令政策通过变法，效率得到极大提升，社会的组织动员程度得到了大幅提高。

我们当下往往用汉朝以后的王朝体制来理解春秋战国时面对的旧有的分封制的问题，这会让我们认识理解出现偏差。分封制类似与西方一直有的贵族体制（今天西方主流的联邦制、邦联制都是相关贵族旧体制的变相遗存。其中央权力到底层百姓之间治理通路往往不能直通。各州、邦的权力机构具备类似下层分封贵族权力结构，横亘在中央和百姓之间。使得其中央治理效能远远无法达成中央直管的华夏郡县制的水平。西方联邦制、邦联制的这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还看不出其太大的危害性，甚至能引发一些人对**西方‘现代分封制’**的浪漫遐想和崇拜。但是一遇到挑战，这个体制的致命落后性就呈现出来，从2020年西方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我们就能看到。典型的就是美国，其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抗疫过程中，竟然形成了竞争和敌对关系。数十万美国人民命丧病毒之手，但是其制度结构竟然在无动于衷与互相扯皮之中始终形不成抗疫合力。笔者大致判断西方联邦制、邦联制体制，至今还没彻底跨过华夏春秋战国那道坎。），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诸侯王下面分封一些大贵族、大贵族下面还有自己的小贵族，如果封地过大或者封地重要性很高，这个贵族层级可能继续增加，这个金字塔在最下面是平民和奴隶。这种体制下，诸侯王的法令是无法有效从上一下插到底层民众这里，需要从诸侯王向下一层层到各级贵族下达，最后才能到百姓及奴隶。而后世的帝王王朝制度（郡县制），则呈现很扁平的结构：按今天的说法就是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与被统治的农民阶级二元结构（当然这是个简单化的描述，事实是不同朝代，这个结构具备各自的特殊样式），连接这两个阶级的是皇帝任命、服从于皇命的官僚体系。

春秋战国，无论是诸侯兼并，或者各个诸侯内部的诸多变法求新，本质上都是在消除这个分封制下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就是通过不断出现下克上来消减中间贵族层级。而类似商鞅的变法，则直接通过强化、集中诸侯王的权力，来强力打通王与百姓甚至奴隶之间的治理通道。那些原先依附在各级贵族身上的百姓和奴隶，在王权强力扩张的变法下，逐渐成为王命直接接受者、执行者。

于是哪个诸侯能变革最彻底，使整个国家体制形成极高的王命通达万民的状态，哪个诸侯就能最终称霸华夏，甚至成就一统。于是，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商鞅变法的一系列举措：

立木为信，直接具备象征性意义，显示王权、王命直接通达底层平民。

**兴农抑商，**大量增加私田，大幅提高财富产出。并抑制旧贵族资本通过商业活动削弱农业发展、以及防止旧贵族商业资本对新增财富控制。使得生产力增加的财富，大比例的被诸侯王直接控制来助其实现政治目的；

**重法重刑，**加强王权管制权力，变相缩小各级贵族的自治权利，乱世里用重典对新型农民及旧贵族进行管理，规范农民的行为，并遏制旧贵族利益受损的不满；

**编订户口，推动小家庭，**使大量人口脱离对传统贵族的人身依附成为自耕农，大幅扩大了诸侯王直接税赋、徭役征收基数，重建了适应私田生产的基层组织；

**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再次消除传统贵族权力、利益，诸侯王王命、赏罚直下底层百姓，重构功勋体制来重新组织社会精英阶层。

**普遍推动郡县制，**扩大王族直接控制领地，彻底消除原有贵族封地利益及权力。

从商鞅变法的措施，目的，效果为例，我们能看到法家变法的核心目标。虽然变法为时代大势所趋，但是我们能看到其面临的阻力：除了诸侯王自身权力利益得到极大加强，其他所有的贵族在这场时代大变革中，都是被改变一方，利益受损一方。因此法家的变法一定需要大勇气，大毅力、大手腕，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方可实现。因此，各诸侯的变法，面对巨大阻力， 其变法往往出现因人在而兴，因人亡而熄的反复局面。谁能有效应对这个致命问题，持之以恒，谁就能获得真正的变法红利。所以贾谊在《过秦论》说秦朝成功统一华夏的重要条件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是非常有道理的。

法家重实效，轻价值观。甚至为了能够最有效打破传统的限制，实现变革，不惜颠覆华夏传统向善价值观。在这个方面跟今天美国的实用主义极其相似。尽管今天实用主义没公开谈论‘向恶’价值观为基础。但是实用主义是基督教文明基于其价值体系为前提发展起来理论。它潜在就是以原罪论－性恶论作为理论潜在的价值观前提。 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基于几千年来原罪论引申的性恶论为基础的。作为文化价值观长期存在，并被其民众惯性接受。因此西方实用主义的应用在其文化内部，已经成为习惯并没有太大的不适。信义、良善都服从于实际效用，在香港的，就是‘美丽风景线（201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香港动乱景象是美丽风景线）’在美国就是‘暴徒’‘破坏民主’（2020年1月有示威群众冲击美国国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此行为是‘暴徒’‘破坏民主’），这种光明正大的双重标准表现，就是实用主义某种极端、经典的表现方式。这是持有性恶论文化的必然逻辑。

就性恶论价值观而言，东西方并没有太大差异。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要后天礼法来规范治理，来矫恶向善。所以后来法家强调严刑峻法，这固然是有乱世用重典的缘故在其间，但是基于性恶论的以恶制恶也是重要的理由；西方基督教文化认为原罪下的人性本恶，所以政府就是一种必要的恶。这里大致的逻辑东西方都差不多。

而就实践结果而言，基于性恶论价值观出发的实践，其结果东西方也差不多。

基于性恶论，西方文明富在深山有远亲，大难来时各自飞。诺亚方舟就是典范。因此，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基本除了华夏文明一支，基本就是兴盛一次后就再无翻身之日。这就是性恶论对文明形成的最大问题。性恶论就是实质承认个体利益超越群体利益。因此当群体能为个体带来足够大的利益时，个体会主动依附于这个群体之中。但是一旦群体面临必然性的衰弱时，群体并不能带给个体足够大的利益，相反还需要大量优秀的个体为群体做出牺牲贡献，来维护群体在衰弱期保持群体的存在。性恶论为基调的文明，此时就面临致命的问题——既然个体利益优先于群体，那么到了群体的衰弱期**，为什么要求群体最精英的那批人，舍身成仁为群体的存在作出牺牲？**于是，按照性恶论的逻辑，这时，群体中越优秀的人反而应该做的是先跑，而且不仅要先跑，还要带着大部分群体的资源财富先跑才是符合性恶论的人性。

西方性恶论文明的历史很长，所以其民众有一种惯性的思维、习惯在其间。所以对上面说的这种背叛群体的少数精英的表现也没有那么反对激烈。但是在战国时期，性恶论为基调的法家助秦完成统一后，秦二世而亡。其后项羽灭秦不久也因霸而亡。华夏人民以极其激烈的反应，来呈现性恶论实践的必然下场。法家帮助解决了乱世，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自身价值观严重缺陷带来的致命问题——性恶论为基调的文明，根本无法扛过必然的文明衰弱期。

这让我想起近现代19世纪英国人本杰明·迪斯雷利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我对此就有了新的理解：对于那些无法延续的文明样式，无论个体或者群体，会有‘永恒’的奢望吗？无论个体或是群体，在性恶论文明视角中，都没有永恒性的存在，那么怎么可能有永恒的朋友呢？连利益是不是永恒的他们都无法实证！

个人利益是大于群体的。所以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予以利，人与人之间先有利，有利才能成为朋友。

那么对向善价值观的文明而言。这句话完全不成立。华夏文明因向善，故而社会精英、仁人志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文明富强时，社会精英求天下大同，文明衰弱时，一批批仁人志士，为民族国家文明存续而舍生取义。这是华夏文明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核心原因。英雄都是在危难中挺身而出之辈，没有这些民族英雄，华夏文明怎么能今天还能存在，还能复兴呢？华夏文明能永恒存在，并不断复兴。如果中国人真能实现如此（永恒存在），这个永恒存在的朋友（华夏文明），不就是永恒利益所在吗？

那些不能永恒存在的群体，那里配谈永恒的利益呢？这不就跟2020年疫情里，一些西方民众讲不要命也要不受封城的不自由一样可笑。人都死了还奢谈什么自由，一个国家民族都不能永恒存在，有什么理由和资格谈永恒的利益呢？难道那些霸道有限的存在就代表了永恒了？ 霸道者迟早灭绝，因此刹那芳华间的利益那有朋友重要。

 从西方历史和秦二世而亡，以及楚霸王快速覆灭，实证了向恶价值观在华夏族实践的失败必然。今天我们遗憾与强秦那么快的覆灭，但是我们今天同样要庆幸秦朝那么快的覆灭。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如果始皇帝真能再能延寿数十载，将秦国稳住，成就数百年国运。以性恶论治国，改变华夏文明的价值观朝向。那么之后还会有中华民族存在吗？今天还会有中国吗？如果秦朝真实现了改华夏文明价值观朝向为恶，那么之后中国很大可能跟世界历史上无数大帝国一样，随着国运衰弱而彻底瓦解。走向彻底的民族、国家、文明的覆灭。

凝聚人心的手段方法有很多，但向善价值观是群体持久凝聚的基础。这是被历史实证过的。一个群体不能凝聚、团结人心，必然衰弱时怎么可能续存！

法家助秦争强胜人以统一六国，又在秦二世而亡中承担重要责任。其正面功绩与负面效果同样巨大。法家靠实践成功差点颠覆华夏文明向善价值观，但又因为性恶论价值观的实践失败而遭到拨乱反正。华夏文明在覆亡的悬崖边上惊险地走了一遭。经过此役，华夏文明经过一轮惊险的否定之否定的现实考验，终于呈现出完全成熟的状态。华夏文明自强向善之道，在之后的历史中，再无受到致命打击的情况，逐渐成为华夏文明所有成员骨子里、血液中、基因上的东西。

笔者再次重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虽被后人认为是思想繁荣的大时代。但是对百姓而言是惨烈的乱世。之后历史也反复证明，百家争鸣必然对应乱世。站在人民立场，绝对不能欣然而受。乱世需要百家争鸣。但人民绝对不能接受乱世。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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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韩非子·显学》

[123]《韩非子·问田》

[124]《韩非子·五蠹》

[125]《韩非子·扬权》

[126]《韩非子·忠孝》

[127]鲁迅《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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