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围堵中国_风闻

中美关系在1970到1980年代曾有一段很长时期的蜜月期，但即便是在蜜月期，也不能说美国认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相反美国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不可避免的使中国向美国靠拢。

美国的这种信心与美国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高度相关。谈起新自由主义就不能不提撒切尔的精神导师，新自由主义的大师哈耶克。哈耶克的一个观点在知识界几乎无人不晓，既计划经济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哈耶克认为政府不可能获得丰富，即时的信息来保证资源的有效分配；只有价格机制和市场竞争才能指引资源合理流动。哈耶克进一步认为只要政府控制资源分配就必然限制个人自由，导致极权和独裁。

按照哈耶克的逻辑看中国，美国人相信如果中国不搞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必然垮台；而搞市场化改革的话，富裕起来的中国中产阶级就必然推动中国走向西式自由民主。

然而讽刺的是，采用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立场的美国和西方，原来要做中国的样板，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做出了失败的记录。

1980年里根上台，当时的美国正受到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越南战争的后遗症的折磨，此前美国和西方经历了从1930年代持续到1970年代的所谓左倾的时代，标志性的事件是大政府的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总统提出的高福利的 “伟大社会” 计划 。当时的里根会同英国的撒切尔决定对大政府高福利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按照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思路开始了西方称之为撒切尔-里根主义的经济改革。在美国这种改革被称为里根革命，里根经济政策被称为里根经济学。里根的经济政策要点是削减政府预算和福利开支，采用市场化的利率政策，减税，鼓励私人投资，通过改善供给来抑制通胀。

然而曾担任希腊经济部长的希腊经济学家亚尼斯·瓦鲁法克斯对哈耶克学说和新自由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亚尼斯认为20世纪以来金融资本控制了产业资本，哈耶克描绘的古典的市场充分自由竞争不复存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只会有利于金融资本扩张，而金融资本经过股票市场的放大必然加速垄断，从而导致财富向少数人的快速集中。

事实证明亚尼斯的判断是对的。里根革命在1980-1990年代获得一些初期的成果后，就把美国和全世界推向全球化时代，而美国在全球化时代则尝到了金融垄断资本恶性膨胀的苦果。美国金融资本全球布局，美国国内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长期的贸易逆差。美国在这波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是金融资本，但与金融资本的急剧扩张相对应的是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急剧上升，美国综合国力和政府能力受损。

全球化使得美国内部财富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造成了美国社会撕裂的基础。只要你加入金融资本和大型跨国公司的体系，无论是金融，科研，教育，先进制造，法律，医疗服务，还是政府机构，你就能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如果你不在这些领域之中，而且你的行当受到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和非法移民的挑战，你就很可能成为失败者。

拜登在9月16日发表的讲话显示美国不公平已经非常严重。拜登说2020年美国最大的55家企业的利润达到400亿美元，但借助于税务漏洞，这些公司的联邦税一分钱没有交。9月23日，配合拜登的讲话，白宫预算办公室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指出从2010年到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税率仅为8.2%，远远低于美国一般家庭14%的平均税率。去年以来，美国700位超级富豪们的资产增加了2.1万亿美元。

严重的社会不公平推动美国的左翼要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并且从人权的角度把对社会不平等的批判扩大到攻击西方的殖民历史和移民政策。相对左翼的激进主张，美国右翼民粹势力也毫不相让，特朗普作为右翼民粹的代表，借助基督教力量，打出重建美国伟大的口号。美国社会按照肤色和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划分不同阵营的身份政治大行其道。

美国低端工作岗位的低工资加上各种福利政策使得大量人口选择躺平，缺乏稳定的工作使这部分人口无法组建正常家庭，非婚生青少年增多导致吸毒和犯罪的泛滥。另一方面在美国高端行业工作的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和维持高生活水准的愿望不愿生育。美国只得依赖外来移民，而移民的增多又造成各种危机。

显然，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西方是不成功的，各种不利方面环环相扣，年复一年的消耗着美国。

前面提到美国曾寄希望走新自由主义路子的中国将最终纳入美国的体系，那么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境遇又是如何的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和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基本同步开始的。某种程度上中国改革开放也是对哈耶克理论的一种实验。中国希望通过运用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工具来更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难点在于建立大量的市场主体。对此，中国的做法是通过分税制，赋予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竞争的地位和能力。地方政府有权通过卖地，抵押土地，开发房地产获得大量资金，从而主导地方经济建设。

中央政府在向赋予地方政府很大的经济自主权的同时保持了地方政府政治和行政功能的不变这样政府能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地方政府的推动和协调对大量的集体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实行改制，建立民营经济和大量市场主体。

但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投资常常带来产能过剩，产业大而不强，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环境恶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过高等等弊病。在土地，工厂，矿山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腐败，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在中国同样非常严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腐败和分配差距拉大，必然导致各种不稳定。高房价，有限的工资，激烈的职场竞争导致很多年轻人“躺平“，生育愿望降低。

从上述现象来看，市场经济的竞争有提高效率、扩大产出、培育高效率企业成长壮大的一面，但也有资本分化社会、腐蚀权力、形成特权阶层的一面。资本和特权阶层为了更多的利润又不可避免地去追求垄断地位，造成社会分化的加剧和不稳定。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的正效应和相伴而生的负效应如同激烈的拔河，中国改革似乎永远在半渡之中。中国国内一直有全面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论调，他们要求对国企全面私有化，实行西式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不认为中国社会当今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新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有关，而是认为中国在贯彻新自由主义上还不彻底。

但问题是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本身面临严重的失调和失败，中国再走西方的道路岂不是自找苦吃。毕竟，中国的教改，医改和房地产改革中的一些负面的作用已经让中国人领教了新自由主义的面目。

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最近几年不断地被廓清。简单的说中国仍然会探索现行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但这种结合的本质是“鸟笼经济”的一种新版。政府将限制资本谋求垄断地位，并推动共同富裕。中央政府将进一步通过央企和地方国企加强对战略产业和资源的控制。作为对美国和西方围堵的对冲，中国将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但不允许对手要求改变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哈耶克等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渐行渐远。如果说过去美国寄希望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不可避免的使中国向美国靠拢，那么当今的美国和西方基本放弃了这种希望。相反美国和西方认定中国要另起炉灶，不再围绕美国的体系转。

中美不同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的极大恐慌。在美国和西方的眼里，中国凭借所谓专制的政治经济制度，要建立独立的高科技体系和先进制造业。中国一旦羽翼丰满就必定要抢西方的市场。这将对西方造成生存性的危机，因此美国和西方必定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的对手，这就是美国压制和围堵中国的根本原因。

核武器时代，大国竞争不太可能走向战争。大国竞争将集中体现在谁能更快的发展经济，谁能更公平的在国民之中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谁能真正展开人民民主遏制官僚主义和特权阶级。中美竞争的结果将主要地取决于各自国内的治理。任何一方国内问题解决不好，自乱阵脚，谁就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