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困境的思考_风闻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各地经济的发展都开始从粗放式增长向更精细化地发展转变。这一转变对西部地区尤为影响深远。首先，西部地区没有像东部地区一样经历超速发展的阶段，工业、服务业的基础没有打牢，各项产业还处在一个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国家发展方向的调整，直接打断了西部地区沿着东部既有模式发展的可能。例如，国家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东部地区以前发展的模式已经被明令禁止，或者沿袭这种模式的成本变得太过高昂。其次，西部地区缺乏创新发展路径的必要资源。东部地区在以往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在新发展阶段，富集的资源和人力可以有效转换为地方发展的发动机，研发、有素质的产业工人、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充沛的财力，都是东部地区在新发展阶段快速探索既有制度约束下发展路径的有力抓手。而反观西部地区，既缺乏足够的财力，又缺乏高水平的人力，为新发展理念提供必要支撑的条件可谓单薄。因此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形势下滑和对经济发展理解的转变，西部地区政府在面临如何维持经济增长时颇显束手无策。而这种时候，传统官僚主义范式就将压力传导至基层，逐级下压任务，让资源更匮乏的基层运用各种方式来维持增长。

于此看来，不得不说略显可笑。上级政府动辄参考东部模式，号召基层发挥能动性，探索出像东部一样的自下而上的产业发展模式。但实际上，东部治理的逻辑和西部治理大相径庭。东部地区，基层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集中着各类掌握技能的人才，政府更突出的职能在于引导服务。但回到西部地区，我们的财政主要依靠转移支付，资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配。现实的例子就是公职人员的工资是自上而下逐级递减。这决定了社会的资源更多分配在了上层建筑，这也就要求上级部门负担更大的责任以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但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上级部门虽然仍掌握着绝大部分资源，但经济发展已经过于复杂，政府部门相对于复杂化社会来说，其人员能进行的各类分析远远难以应对新的形势，他们只能大概了解什么是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但如何具体精准地操作，这绝不是个人力量或单一部门所能完成的，只能由各基层部门依托各地特点在市场化的环境中探索。但可惜的是，西部的资源被紧紧掌握在非基层部门手中，因而基层部门缺乏应对经济变化的资源支持。例如，上级部门要求县域经济增速保持6%，县级政府要求发改部门完成6%的考核指标，发改部门为了完成这一指标，要求各部门、乡镇全年必须策划2个项目，完成若干亿的投资。问题就出现了，乡镇如何完成这若干亿的项目投资。过往的经验是招商引资，所谓招大商，引大资的粗放式招商。但现在来说，土地指标、环保要求等因素都卡主了这样的招商。要想完成投资，只能下大力气精细化策划项目，从一开始就想好发展方向，具体内容和政策约束，这无疑既需要相关人才，又需要投入大笔资金。这对于西部乡镇来说，根本是难以支撑的。综上所述，西部地区要想真正适应新发展阶段，就必须在转移支付的既有背景下，将资源向基层大幅倾斜，改变传统依靠省市部门的做法，激活基层的主动性，以多元化的路径探索来适应新的发展阶段，这样才是突破当前经济发展瓶颈的破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