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43——唐末儒者关于上天功能的讨论_风闻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九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无神论思想

九、唐末儒者关于上天功能的讨论

唐代以前，儒者们关于日月星究竟是石？还是什么别的东西？曾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唐代初年，孔颖达作《左传正义》，认为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后来，天文学家李淳风作《隋书·天文志》，仍然重复古老的见解，说日月星都是所谓“阴阳之精”。所以在“日月星是什么”，“它们为什么会发光”等问题上，隋唐时代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但是对于它们所附着的天，唐代的认识却有着根本的进步。那就是他们根据《毛诗》，认为天是一个“元气广大”的存在物，所以称为“昊天”。这个见解，被《开元礼》所继承，并且成为关于“上天是什么”的法定解释。

唐代末年，在对天的这样的概念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等人展开了天人关系的讨论。

事情起源于韩愈的一段牢骚。韩愈说，现在的人们，有了疾苦，向天呼吁，认为不应让残民者昌，佑民者亡。韩愈说，这是不知天的缘故。比如果实朽坏就会生虫，人体有病也会生疮痈。人，就是元气阴阳所生的虫子和疮痈。他们垦田凿井，开渠筑城，是元气阴阳的罪人。假如能减少甚至消灭这些“虫子”和“疮痈”，天地一定是高兴的。

在这里，韩愈所说的天，就是元气阴阳。

柳宗元在《天说》中引用了韩愈的话，认为韩愈大概是“有激而为是”。柳宗元认为，“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混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虽然物体大，但上天和果实疮痈草木，性质是一样的：

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

这样的天,怎么能够赏功罚过呢？柳宗元的结论是：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癣痔草木也。（柳宗元《天说》）

也就是说，这样的天地，不会报复人，也不会赏功罚过。人们在危难的时候呼天怨天，希望天地以仁爱之心可怜自己，就更加荒谬。所以人们不要把自己的吉凶祸福、得失存亡寄托于这个像果实、疮癣、草木一样的东西上。

柳宗元的《天说》被他的密友刘禹锡得知，刘禹锡认为，柳宗元的《天说》也是“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天论上》），所以他作了《天论》，以求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

刘禹锡把讲天人关系的分为两家。一家是传统的天人感应说。这种说法认为，人的灾祸都是由于有罪而天降惩罚，幸福都是由于行善所得上天表彰。危难时向天呼吁天能听到，有所要求向天祈祷天会给予答复，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确确实实地主宰着人的命运。另一家是“自然之说”。这种说法认为，天与人根本不同。雷霆震杀树木人畜，并不是它们有什么罪过；春天香花和毒草一起生长，天不选择其中的善恶。盗跖和庄蹻横行天下，孔子、颜回一生穷困，这说明没有什么主宰者。刘禹锡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穷尽天人关系，并因而提出了自己的“天人交相胜”说：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天论上》）

天与人之所以交相胜，是因为天道和人道不同：

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论上》）

比如说，天暖使万物生长，天寒使草木凋谢，水火各有自己的作用，木料坚实但不如金属锋利，年青的壮健，年老的迟钝，强者做君长，弱者被奴役。这一切，都是天的作用。至于春种秋收，防灾除害，开矿冶金，崇尚贤才，奖励功劳，制订行为准则，摈斥腐败奸邪。这一切，都是人的作用。所谓交相胜，是说这两种作用的此消彼长。

刘禹锡把天道与人道此消彼长的情况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政治清明，人道正常发挥。这个时代，是非标准统一，行为有共同的法则。循规蹈距的会得到赏赐，胡作非为的要受到惩罚。这是人道胜过天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就会认为，天道和人事不相干。第二种是政治原则受到局部的破坏，受赏的并不全是良善，被罚的也不都是恶人。用诡诈也可能得到幸福，靠侥幸就能够免除灾祸。这是人道驳杂不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关于天人关系的说法也各种各样。第三种情况，政治极端混乱，是非颠倒，善恶错位。受赏的都是奸佞，挨罚的也全是正直。在这个时代，如果还要说什么天道人事不相干，就会理屈词穷。刘禹锡由此得出结论说：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天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天论上》）

所谓“一己之穷通”，是批评韩愈、柳宗元二人，都是从个人的遭遇出发，“有激而云”，来讨论天的有无，这样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

在刘禹锡看来，天的所能，就是寒暑往来，日月交替，风雨旱涝，万物生死，与社会的治乱没有关系。而人的吉凶祸福，是产生于社会治乱。在社会政治清明时，好人有好报，人们很清楚地知道，吉凶祸福是由于自己的作为，是社会对自己的合理报答。反之，若是天下大乱，则是非颠倒，报答乖舛。按刘禹锡的结论来看，报答无论合理与否，它都是社会的报答，而不是天的报应。天没有使天下大治的能力，也没有能力把社会搞乱，因而也不应对人的吉凶祸福负责。因此，企图从人的祸福报答是否正常来讨论天道的有无，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刘禹锡说，比如在旅途中，强有力者可以先喝到泉水，这就是天胜。在城市或村庄里，住华丽的房子，吃精美的饮食，就一定是圣人和贤者，这就是人胜。因此，天人交相胜，就是天理和人理交替取胜。在刘禹锡这里，天理，就是自然界的混乱的无秩序状态，这个状态遵循着弱肉强食的原则。人理，就是社会的等级尊卑秩序及其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刘禹锡认为，在这交相胜中，人理务求战胜天理，而天理却并不追求战胜人理。

《天论》下篇，刘禹锡为自己的主张做了结。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但道理只有一个。因此，由小可以推大，由近可以及远。人为“倮虫之长，为智最大”，假若“能执人理”，就能使人理胜于天理。反之，若是纪纲败坏，天理就要取胜。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天。他最后的结论是：天不预乎人。

当柳宗元看到他的文章以后，觉得和自己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差别。但不赞成刘禹锡说的“天恒为恶，人恒为善”，认为这是“过德乎人，过罪于天”（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

刘禹锡把乱归于天理，把治归于人理，柳宗元不能同意，其别的儒者更加不能接受。宋人在《天说》的解题中就说，假如说天不能赏善罚恶，还怎么进行道德教化？而且，依刘禹锡所说，上帝的作用就是败坏人世的秩序！这不仅是摘掉了上帝头上的光环，并且还换上了荆棘做的冠冕，因而更加不能被其他儒者所接受。

从认识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刘禹锡认为天理代表着混乱，而人理或人治代表着秩序，并且人类力求战胜混乱，建立秩序，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种少见的对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深刻观察。认为人们只把自己不认识或无能为力的情况归于天命，也是对宗教起源的一种深刻说明。因此，刘禹锡的《天论》，不仅在中国无神论思想的历史上，而且在中国一般社会思想发展史上，都应有自己重要的地位。

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讨论，最重要的历史作用，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否定了汉代董仲舒以后的天人感应观念。柳、刘作为否定者，其论断越出了儒教所能接受的范围。后人不能接受他们的结论，但将在他们已经开辟过的土地上耕耘，从天人感应和天人不相预这平行四边形的两条边之间，找到一条合力的对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