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30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08_风闻

3、战国儒家的历史遗产

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诸侯期望消灭所有竞争对手，实现改朝换代的大一统；百姓期望快些结束延绵几百年的战乱局面，恢复和平稳定的生活状态；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各个学派纷纷兴起，以寻求最终解决问题的路线。百家极盛时百姓生存状态则极暗。儒家针对世事变迁，分成多派，其中孟子、荀子两派各自为华夏文明的演进增添了夺目的一笔。

性本论之争

战国长期恶劣的现实，与华夏文明“自强向善”的理念产生严重的背离。诸侯争霸、兼并，崇尚有力而胜人，各种无底线的手段策略皆出，严重背离向善的价值观要求：春秋时期的管子用经济战，以粮食为武器灭衡山国，弱楚国。这等挟持百姓福祉以图自利的办法到战国时，已经算很文明的做派了。纵横家的师兄弟孙膑与庞涓因私利之争，不惜借诸侯刀兵相互攻伐相杀；另一对师兄弟张仪、苏秦，则相互默契分别投到秦国和反秦六国两大阵营中，修连横合纵之法，挑动秦国与反秦六国相互争斗，搅动天下大势。教人相争相杀之法大盛。天下纷乱数百年，诸侯之间征伐日益激烈。那些信仰华夏自强向善之道的人们，面对天下几百年来越来越乱的局面，越来越多人开始对自身的文明信仰开始动摇。

可以说，到战国后期，残酷的现实，让越来越多的华夏精英，将华夏文明自强向善之道视作解决乱世策略的拦路虎。 因为自强向善（乾坤之道）的理念，在华夏精英层是普遍共识，尤其春秋时，儒道两家进行大量的理论阐释及演进。以明确的文字理论形式，无形中深刻规范着华夏族的实践方式。春秋战国大量违背华夏文明标准的行为，虽然诸侯们做得痛快，但是说出去名声不佳。所以我们看孟子大骂桀，纣为匹夫，好似一副造反有理的模样。但另一方面，这又何尝不是告诫各路诸侯、贵族，放弃仁义（否定华夏文明向善之道）就是个人人得以诛之的贼匹夫而已。这种文明的强大规范性，对于诸侯采取争霸措施就是一种严重的掣肘，这就导致理论的价值观与现实极端矛盾。

理念不清，则实践必然昏乱。而百家纷纷兴起，一时又没有找到不违背既有价值观下的解决乱世之道。既然实践不能服从理念，那么改变理念顺从与现实也是一种易变之道。于是，一部分华夏精英阶层，就将矛头指向了先解决华夏文明价值观的策略。这集中体现在对性本论的争论上。

性本论在战国时，大致分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孟子代表的性善论；一种就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有一种是告子为代表的性不善不恶论。现存典籍上记录了，孟子与两家观点交锋的内容。

在我们谈他们的观点时，先要对**“性”**这个概念做一番梳理。因为中国近现代长期学习西方文化，在很多观点和认识上，采取了西方原子论式形成的世界观来理解华夏的概念。这形成了很大的认识偏差。

西方原子论下，个体被认为是绝对独立的，这种独立性何以能够绝对，被认为个体内在拥有自身独特不变的性状，以此个体就与其他个体形成了绝对性的区隔，这就是西方认为的事物的本质。因此原子论逻辑而言，人性就是一种人的内在本质性的东西。从原罪论演化出性恶论这是基督教一神教文明的人性本质论。

但是华夏文明，本书前面大量论证了是整体论作为世界观的文明类型。他研究的个体是以（阴－阳）关系形态进入观察者的视角中的。因此传统的概念基本都是对“关系”的论述，尤其关系状态的论述。概念往往不仅仅是事物本身的，而是事物所在关系整体显现的状态。“性”这个概念也是如此。“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108]。心生是人本身自有吗？我们看中庸所言，何为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109]"。（《中庸》被认为子思所做，孟子承袭子思一脉，应该继承子思的基本观念，此处指，命、性的概念。）心中所生之声，是天以‘命’的方式所给人【这里要进一步讨论“命 ”的概念，命原初就是命令的含义：上位者向下位者以口下达的强制性执行的指令。由于命（令）这种单方向性强制的特质，所以衍生出给予、指派之意。命与天字并用，显示（天－人）关系状态中天处于的绝对上位，绝对主导的地位，天（自然）将道以命令（给予）人，人若从道而行，则吉。否则就是负面的结果。于是**‘命’与‘天’合用，在理念上，就是天给道予人，人从道而善，不从而不善之意**；在政治领域，则表明了君王合法性的来源。所谓的天命所归。由于（天－人）的关系的这种特殊的状态——“命”，所以之后衍生出新含义生命（天生人），天生人就是命，或者说天以命的形式生人。以此，在宗教信仰范畴里通过人格化‘天’，而使得命令的发起者－‘天’具备了人的规范、规划、设定等等能力，以此天生人，天的人格化的绝对给予者地位，使得人的生命可以被天规范、设定，于是演化出宿命论（命运）】，**性就是天命（令）予人，人对其的直观认识.**但心中所生并非全部为天道（道是使人吉的对天命的认识），因为人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人的实践结果也有吉凶之分。人与自然共存，必须要使得人处于吉的状态，而符合吉的状态和结果的天命才是道（人心可以直观到道，但人心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特质胡思乱想、胡编乱造的念头）。所以道和天命两件事，道是天命中使人吉的那部分（实践）。脱离了吉的状态和目标，就是脱离了道，所以说‘可离非道也’。

如果更深入说，性就是将人心（认识）作为了一个链接节点，节点左侧是天与人的关系（天以命令的形式将客观现实呈现给人——直观到世界）节点的右侧是人与实践的关系，人按照心中直观天命所得而行（道），就能实现人的吉的结果。我们可以将此段话以以下关系结构呈现出来：

【（天-人）-（人-心）-（心-道）】

解读：

【（天命与人）-（人受天命，从心中显现）-（依照心中显现的天命而行为道）】

备注：这里呈现出逻辑关系，心中所显的天命部分被人直观认识并照此实践才为道（心中所显并非皆为天命；实践也并非皆为道。符合心直观到的天命要求，依据此实践的才为道。通过这个分析，我们能厘清天命、性、道的具体所指及相互关系。用现代话语阐释，天命就是认识领域的问题，道就是实践领域的问题，而性是链接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的“方法论”问题）。

打个比喻来帮助大家理解上面引用的《中庸》这句话：新冠疫情是天强制给予人类的考验，根据发现的新冠存在特征和规律（天命之谓性），我们发现戴口罩就是能应对考验的一种有效方法（率性之谓道），我们把这个正确应对方法告知全民（修道之谓教）。必须坚持戴口罩（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不戴口罩就会增加感染风险（可离非道也）。

所以我们看“性”字，有‘认识真理’之意（上天给予人认识到的道，心中符合道的认识部分，而不是心中认识的全部，意指人的认识和天道契合并指向了吉的实践结果的那部分）。

根据对“性”在春秋战国最可能的含义的分析解读，我们就看到战国时，性本论争论的三家的理论逻辑出发是如何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中庸》这段话，就笔者对荀子观点的理解而言，荀子只取了前半段‘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来展开他的观点的逻辑。性是天给予人的，由人心生成，需要以此而行并教化百姓——这是前半句的主要含义。而后半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则直接指出人心所生并非皆为道。真正适应人的道，顺之而行，才有善果。

如果荀子观点的逻辑前提含有后半段话，就得承认心中所生不必然都是天命，所以必须对此要先甄别心生所念是不是真的适宜人的天命。既然先有甄别，才能清楚心生是否是有益之天命之道。那么荀子立论性恶就出现严重的逻辑前提缺陷，无法实现自圆其说——荀子所言之恶，是不是需要被甄别出去的“非利人的道”呢？

所以荀子的逻辑出发：直接以心生皆为道为出发。”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 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 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 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110]”

此段荀子论证：人有好利、疾恶、好声色本性。放纵会带来灾祸，需要后天的治理去规范。由于荀子的逻辑前提，是不分辨心生所成是不是利人道（意思就是心中所生皆为天给予，因此心生皆为道 ），所以荀子的论述逻辑以此为前提，则基本成立。但是还有漏洞，就如孟子 在《孟子告子》上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按照荀子相同的逻辑，这些也是人天生就有的。荀子何以避而不谈呢？为何只强调了恶性才是性，而善性不算性呢？相反孟子的逻辑出发跟子思《中庸》所言的观点类似，从道而行，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好的结果都是向善的。

而告子的逻辑出发与荀子一样，认为凡是心生，皆为道。所以他承认荀子的性恶论，但是他也看到性恶论论述的逻辑漏洞，因为荀子逻辑同理下的孟子性善论也是成立的。所以告子的结论取巧，以不善不恶论作为自己观点“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111]

仅以逻辑角度，三家性本论论述，告子和孟子的理论更为自洽。他们结论不同，是因为逻辑前提是不一样的。孟子认为要对那些所谓的心生（天命）的东西进行甄别，对真的（利人）天命，尊道而行，必为善果。而告子的逻辑前提跟荀子基本一样，认为心生都是道，因此人的本能本性既有向善又有向恶。荀子的论述有理，但逻辑漏洞最大。

荀子的观点的逻辑漏洞虽大，但是性恶论的建立，实质是强开了一个大门，通过颠覆儒家基本价值观取向，强行把孔子小人予以利这种对利的反对和回避不谈态度，改变成可以把利摆在桌面好好讨论的事情。

 “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 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数。”

"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 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 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 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112]

同时，华夏文明自强为本，在面对春秋战国残酷现实，荀子的这种价值观的改变，直接将对华夏文明‘强为自强’的认识，向‘胜人也是强’转变。

“荀卿子说齐相曰：处胜人之埶，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 埶，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 之埶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113] 

这就事实上对老子所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强的定义，进行了重大的改变。

本文不对荀子理论的内容进行过多的分析，因为从事后结果看。荀子最大的历史遗产就是从去传统价值观入手，将所有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方法，都毫无顾忌的摊开到华夏政治精英面前尽情讨论。同时对春秋以来（管子、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剧辛等）那些实践有效但价值观与传统相悖的方式、手段，赋予了价值观背书和理论背书。

荀子竖起了一杆去价值观的理论大旗，以此引发了连锁效应，那些几百年来，在争霸历史中显示有效性的东西，迅速汇集与这杆大旗之下，最终成就法家助秦统一华夏的赫赫功绩。

但是荀子去价值观的策略的负面作用同样不能小觑。荀子一脉以来对华夏向善价值观的严重颠覆带来的方式粗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体恤民众等等重大问题，是秦朝二世而亡重要原因之一。荀子亦要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

而作为儒家另外重要一个分支的孟子，其之所以之后这么有名，以至与孔子齐名，后世并称为孔孟之道。就在于孟子在战国乱世中对华夏向善价值观的坚持。孔曰成仁（杀身成仁） 孟曰取义（舍生取义）。所谓仁，向善文明做人之本。所谓义，以仁为基本价值观处理与他人利益冲突的现实之道。战国，各个势力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冲突现实之下，孟子仍旧保持华夏文明向善之道，以取义的姿态来处理现实利益的巨大冲突。真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以当时现实，道家虽然承认华夏文明向善的价值观，但是道家在战国迫于现实，转向着重研究势、术、法这类统治技术的黄老学派，以及强调无为极致到消极保守主义的杨朱之学。而儒家内部荀子一派更高举旗帜，反对向善价值观。而战国初期兴盛一时的墨家，虽然高举‘兼爱’的价值观大旗，但是由于墨家坚持一条体制外变革的道路而逐渐式微。到战国中后期，坚持华夏传统向善价值观已经不成为理论领域及实践领域的主流。再加上荀子学生李斯，基于性恶论价值观出发，统合了春秋战国以来，诸多改革变法人物的理论、实践精华，创立法家并助秦一统天下。如此功绩，使得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处于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因此，在此文明危局之下，保存下一丝文明向善的星火的孟子功不可没。后世孔孟并称，就是对此的褒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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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说文解字》

[109]《中庸》

[110]《荀子性恶》

[111]《孟子告子》

[112]《荀子富国》 

[113]《荀子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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