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豫东战役看淮海战役设立总前委的必要性_风闻

    有关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文章很多，但很少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军委为什么要设立总前委？不设总前委，由军委直接指挥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不行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淮海战役之前的豫东战役中去找，因为豫东战役就是由军委直接指挥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进行战役级别配合作战的第一次重大战役。淮海战役设立总前委，就是总结了豫东战役华野中野配合作战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48年5月，中央接受了粟裕“”暂不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战场打几个大的歼灭战“的建议。军委任命粟裕为华野代司令兼代政委，直接指挥华野粟兵团、华野3、8纵队和中野11纵等6个纵队。军委还指令华野山东兵团和中野配合粟裕作战，要求粟裕 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粟裕认为中央要求的歼敌任务是自己给中央立的军令状，自知责任重大，因此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战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华野和中野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

    首先是华野鲁西南打5军与中野苑东战役之争。

    粟裕首先提出了一个"在鲁西南打五军"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的要旨是：以华野陈（士榘）、唐（亮）兵团（欠10纵）由许昌、襄城地区向淮阳方向移动，吸引位于商邱地区的第五军南下，待其到达淮阳时，粟裕指挥1兵团突然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届时，五军必然回师堵截，而陈、唐则就势隐蔽尾敌北上，会同正以逸待劳的1兵团，夹击聚歼该敌。1948年5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要求他们"确实监视国民党军整编第18军"（即胡琏兵团，位于鄢陵），阻止其增援五军， 以利于华东野战军第1兵团由濮阳地区南渡黄河作战。

    于是，刘伯承、邓小平制订了驻（马店）、确（山）作战计划，围攻位于该地区的整28师，“以吸引整编第18军南下，“将其拖离鲁西南更远一些。战役于5月25日发起，26日攻占驻马店并进围确山。但到5月27日，国民党统帅部没有使用胡琏兵团，而是使用位于南阳的张轸兵团驰援确山。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刘、邓改变决心，发起宛东战役：以部第1、第3、第6纵队组成东集团，以第2、第4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桐柏军区部队主力、豫西军 区第7军分区部队组成西集团，另以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一部组成阻击集团，在郾城、漯河地区阻击整编第18军，以保障东、西两集团围歼张轸兵团。同日，将该战役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并告粟裕，且下达所属各部。

    29日，张轸兵团巳进至赊旗镇以南埠口地区至唐河间，与陈赓兵团接战；陈唐兵团进至淮阳附近的周家口；第五军已接近淮阳；胡琏兵团已经许昌南下。刘、邓急电中央并告粟陈唐：“我已抓住张轸于赊旗镇南预想地区，……机会难得，我中原各部应首先保障此战机。“建议"陈唐应以主力于今晚西进至平汉线上阻击十八军”，“粟部急速过河，使敌徘徊”。战场上战机极难捕得。“打五军"计划虽然好，但在未实现前总有成与不成两种可能性。而张轸兵团已被中野抓住，且系弱敌，“三个师均系杂凑”，又处于运动途中，较之五军更易歼灭。中央军委随即改变决心。于当天复示刘、邓：“你们决心集中全力先打张轸是正确的”，并于次日指示陈、唐：望"即依刘邓29日电令坚决阻截敌十八军，不使南下增援张轸”。 当天，陈唐兵团即折返西向，进至平汉线漯河、西平间阻击该敌。宛东战役部署大体就绪。华野于5月31日到6月2日全部渡过黄河，邱兵团闻讯迅速北返，在鲁西南与粟裕的1、4、6纵对峙。面对军委的决策，粟裕只得于5月31日表示同意陈唐配合刘邓作战。由于陈唐兵团的西调，粟裕于鲁西南的歼灭敌5军计划落空。

    意料之外的变故，使粟裕陷入了很大的被动，6月2日和12日两次出现分割5军和75师的良好战机，都因为陈唐兵团不能到达战场而放弃，身负“军令状’”的粟裕内心的焦虑和不满是自然的。粟裕给军委的电报中多次抱怨“兵力不能集中”而表达自己的不满。更令粟裕气愤的是，牺牲粟裕歼敌计划换来的苑东战役也没有打好，由于中野部队的指挥失当，暴露了我军意图，使张轸兵团急速西撤，逃之夭夭。结果是粟裕鲁西南歼灭5军的计划被放弃了，苑东的张轸兵团也逃脱了，等于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其次是中野阻击胡琏不力问题。

    开封战役后，粟裕又提出了分割邱兵团、区兵团的作战方案，但遭到了刘陈邓的反对。刘陈邓认为：“南北两部敌军均很集中，我北面分割邱（清泉）、黄（百韬）只能作战术分割，无法避免与敌11个旅以上接触，似嫌歼击的企图太多太大，而南面阻击亦将很吃力，须付出很大的代价，顾虑到不利情况，造成僵局，似以别作分散歼敌办法为好”在军委来电表示支持粟裕的作战方案后刘陈邓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甚至表示，“如华野俭日发起战斗，此间已来不及布置。但是如果你们不依靠此间帮助下，能够打这一仗，亦可根据你们当前情况加以确定。”

    虽遭刘陈邓反对，但粟裕在军委的支持下仍然发起了战斗并要求中野“以有力一部钳制胡琏吴绍周北援。” 应该说，中野虽对睢杞战役持有不同看法，但粟裕一旦发起战役，中野还是很顾大局的，决定立即部署阻援作战。中野采用攻吴（绍周）拉胡（琏）的战法，钳制吴、胡于西平地区至7月1日夜。

    问题发生在豫东战役的第三阶段，7月2日，粟裕决定全力围歼前来增援的黄伯韬兵团。7月3日，粟裕致电中野：“恳请以有力一部钳制胡琏部敌军，使其在8日前不能到达太康地区”。中野虽然星夜东进阻击吴、胡兵团，但采取的仍是攻吴（绍周）拉胡（琏）的消极战法，在蒋介石严令胡琏北上驰援的情况下，这一战术根本阻挡不了胡琏北进。因此军委于7月4日严令中野：“今日胡琏已到商水。我四纵既已追上，应即严令陈谢以全力向胡琏作真面目的攻势战斗，并迅速以一部绕过周家口从正面阻止胡琏北进。此着关系至大，请告陈谢必须如陈唐上月阻击胡琏一样成功。”措辞之严厉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军委对中野阻击不力的不满。

    这时，狡猾的胡琏已经看到了粟裕用兵已达极限，现在正是围歼粟裕的绝好时机。他置吴绍周的被攻和中野对自己的尾击而不顾，亲自率他的先遣部队快速北上，向豫东战场杀来。中野想绕到胡琏正面进行阻击已不可能。中野7月5日致电：“我们原定部署是按粟陈要求，使胡琏在虞（7）日不能超过太康，此者仍属可能，惟全部拉回胡琏，恐已困难”在此电文中，刘陈邓对粟裕的要求打了两处折扣，一是粟裕要求的是8日，而刘陈邓打折为7日，二是粟裕要求的是不能到达太康地区，而刘陈邓打折为不能超过太康。这也反映了刘陈邓对完成阻击任务已经丧失了信心。结果胡琏于5日13时占领了周口，6日午时进入了淮阳。刘陈邓打折扣后的承诺也未实现。

    心急如焚的军委于7月6日丑时致电中野，提出了两个尾追胡琏的作战方案，严厉要求二方案必须选择其中之一，“务使十八军于午灰日（7月10日）前不超过睢杞。”但中野7月6日17时致电军委对军委的命令表示异议。：“白崇禧令胡琏率十八军单独北进，7月8日可到太康  我主力北进，张轸五个师亦北进，则我更难机动，而我123纵弹药极缺，打不起消耗仗”。实际上就在中野7月6日17时发电时，胡琏部就已经由淮阳进入太康，中野的阻击陷于失败。在这样的形势下，粟裕虽心有不甘，也只能无奈地放弃眼看就要吃掉的黄伯韬，于7月6日午夜主动撤离战场，结束了豫东战役。

    豫东战役围歼黄伯韬兵团暴露出中野阻击不力的问题，华野是非常不满意的。这突出表现在新华社7月十七日发出的《华东军事观察家　评我军开封豫东之捷》评论之中。该文在大力表彰华野英勇阻击邱兵团的同时，对南线1、2、3、4纵阻击胡琏、吴绍周的战斗一字未提。这不能不引起中野的不满，陈毅于7月24日致电粟陈并报军委，批评该评论没有具体提到中野在南线钳制胡琏、吴绍周两兵团敌人的作用。虽然粟裕、陈士榘立即回电表示完全接受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新华社评论稿肯定是经过华野领导人审核的，放任这样的文稿播出就意味着文稿的观点与华野领导人思想是存在某些共鸣的。

    应该说粟裕对中野存在的指挥掣肘、阻击不力的问题的不满是有道理的。中原歼敌是由粟裕负责的，按照责任和权力相一致的原则，粟裕应该拥有指挥陈唐兵团的权力的，军委原本也是这样指示的。但苑东战役的事实说明，粟裕在中原战场的指挥权力并不牢靠，刘陈邓说夺走就夺走了。中野对胡琏的阻击也不能说竭尽了全力，最终导致未能全歼黄伯韬而匆忙撤退，还遭受了一些损失。

    不过要站在中野刘陈邓的角度看，他们的做法自有他们的道理。歼灭5军是粟裕的任务，不是刘陈邓的任务，中野负责的是整个中原战区的作战，对于歼灭5军，中野的责任仅仅是对粟裕的配合。刘陈邓考虑问题的角度与粟裕自然会有很大差别的。站在中野刘陈邓的角度看，偏重苑东战役是无可厚非的。在阻击胡琏时偏重考虑部队伤亡，采取战术谨慎一些也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还得从中央重组中原局后军委对中原战场的部署中找原因。

    实际上中央并没有完全接受粟裕的建议。粟裕在其1月31日致军委电报中说：“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指鄂豫皖、陕豫鄂、豫皖苏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但军委5月5日给刘邓的电报中说：“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队)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比较一下上述两个电报就可以看出军委的指示和粟裕的建议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关于作战兵力，粟裕建议的是“三个野战军”即华野外线兵团和中野的全部，军委要求的仅仅是是粟裕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

    关于作战地区，粟裕建议的是鄂豫皖、陕豫鄂、豫皖苏三个地区和中原战区基本是一致的。但军委要求的仅仅是“汴徐线南北地区”。

    关于作战目标，粟裕建议说的是“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强调的是可能性。而军委要求的是非常具体的目标“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

    关于作战的指挥，粟裕建议“刘邓统一指挥”。军委则任命粟裕为华野代司令兼代政委，明显是把歼敌的指挥权和责任交给了粟裕，所以粟裕才认为自己责任重大，是给军委立了“军令状”。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军委的部署并没有完全接受粟裕的建议而只是一个粟裕建议的“缩小版”。可能军委的意图是通过这样的部署用实战来检验粟裕建议的可行性。但是这样的部署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粟裕指挥的6个纵队分割围歼敌5军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原战区还存在其他敌军如胡琏、吴绍周、刘汝明、区寿年、孙元良等等，阻击他们的来援粟裕就没有兵力可用了。军委的办法是由刘邓的中野负责阻击中原战区其他敌军，具体实施由军委负责协调。这样，中原战区就出现了两个各自独立、互不隶属、身负任务亦不同的作战单位--华野与中野。

    华野和中野各自身负不同的任务，完成任务就成了他们的“利益”。对于军委的具体指示，凡是有益于自身利益的，肯定是积极主动执行，但对于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指示，执行的主动性肯定不如前者。粟裕认识到，打好豫东战役是完成军令状的关键一仗。因此华野全军在围歼、阻击的战斗中都是不怕伤亡、不顾疲劳、不惜代价英勇顽强地完成任务。豫东战役虽取得歼敌9万的伟大胜利，但也付出了伤亡3万多的代价，很多纵队都被“打残了”，但对于粟裕和华野来说，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反过来看，中野会为粟裕完成“军令状”做出让中野付出“打残了”的代价吗？从显然是不会的，前面所述有关中野阻击胡琏的历史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中原战场两大野战军缺乏一个共同的任务目标和一个为完成任务目标负全责的统筹机构，是豫东战役中华野与中野某些配合作战不够协调的根本原因。

    豫东战役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相对于豫东战役胜利产生的重大作用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对待这些问题只是一个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准确地说，是在成立总前委后的第二阶段），华野和中野确实很好地解决了两军的配合协调问题。

    10月27日，陈邓率领中野4个纵队向淮海战区开进，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已从战略协同发展为战役协同，淮海战役的规模越来越大，两军配合的问题又凸显出来了。10月27日，军委在与中野陈邓商讨中野协同华野作战计划的同时又提示粟裕：“你们的计划应放在华野自己直接有效地钳制邱清泉上面，才是最可靠的。”军委这个提示，可能是考虑到豫东战役第三阶段的教训，担心中野在关键时刻再次掉链子。虽然这是一个以防万一的提示，但也使粟裕感到了更大的压力。因为当时华野总兵力共十六个纵队（军），而刘峙集团共有十七个军。如果没有中野的有力配合，华野独自围歼黄伯韬，同时阻击其余敌军增援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解决华野中野的配合协调问题，粟裕于10月31日致电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可以说，这个建议是粟裕继率先提出举行淮海战役建议后的第二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它为解决华野中野的配合协调问题指出了方向。实际上粟裕领导的华野一直在接受着军委直接、具体、细致的指挥，指挥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所谓“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实质上就是要陈邓为淮海战役的成败担负主要责任，中野配合华野围歼黄伯韬就成为与自身荣辱攸关的主要任务，华野中野的配合协调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军委对其中道理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第二天就回复：“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如果陈邓接受了军委的指示，此问题就算解决了。

    但是陈邓并没有无条件接受军委的指示而是做了下面这样的答复：“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对于陈邓这个答复，人们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和分析，但有一点大家是公认的，就是陈邓委婉地拒绝了军委要求他们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的要求。陈邓为什么会拒绝军委的要求呢？道理很明白，指挥权不仅仅是权力，它同时也意味着重大责任，这个军委、粟裕都明白的道理陈邓不会不明白。当时淮海战役的目标是围歼黄伯韬，围歼和阻援主要都是需要由粟裕指挥华野完成的。所以，粟裕和华野就成了决定战役胜败的最主要因素。现在军委以赋予指挥权的名义把战役胜败的责任加到了陈邓身上，陈邓不能不慎重考虑，慎重考虑的结果就是以“通讯工具太弱”为托词推脱掉这个指挥权和责任。

    对于陈邓的这个答复，军委未置一词，等于默认了陈邓对指挥权的拒绝，军委继续直接对中野、华野作战进行指挥。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实践看，中野对华野的配合水平与豫东战役相比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进。11月5日中野北上陇海路，企图围歼刘汝明兵团以吸引邱兵团回顾。结果因刘汝明提前撤退扑了空，邱兵团也撤回了徐州。11月9日军委三令五申要求中野不顾一切立即攻占宿县围歼孙元良兵团，结果中野仅攻占了宿县而让孙元良兵团逃回了徐州，加大了华野阻援的压力。如果用一个成语来评价这一阶段中野配合作战的话，可用“力所能及”来评价，算不上“竭尽全力”，更算不上“不惜代价。”

    到了11月16日，这时淮海战场的形势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中央接受了粟裕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军主力的建议，决定在淮海战场与敌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歼敌于长江以北。而华野和中野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密切协同作战问题就又一次提到军委议事日程上了。

    仔细阅读毛主席为军委起草的关于成立总前委的那个电报手稿就不难看出军委做出成立总前委这一重要决策的从孕育到成熟的发展变化过程。

    从手稿中可以看到，在电报的初始文本中并没有成立总前委的指示，而是说：“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三同志负责，小平同志为总负责人。”这与11月1日“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的指示相比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仅仅是上一次指示的重申。如果电报按这样的文本发出去，刘陈邓是接受还是拒绝呢？我们知道导致11月2日陈邓拒绝军委指示的原因是陈邓不愿独自承担歼灭黄伯韬的责任。那么这次军委要求刘陈邓承担的任务是在淮海战场与敌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任务比歼灭黄伯韬困难的多，责任也大的多，而且仍然是刘陈邓独自承担。所以说如果军委这样发出指示的话，刘陈邓再次委婉拒绝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很可能军委后来考虑到上述可能性，因此最后对初始文本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电报正式文本：“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对比一下即可知道，改动前后的差异就是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3人改为刘陈邓粟谭5人，增加了粟谭二人。（有些军事博主认为：“是中央军委、毛泽东最早把刘陈邓和总前委划上等号的”。

电报这个改动说明，在毛眼里，总前委≠刘陈邓，总前委＝刘陈邓粟谭。）

修改后的指示与原指示相比，由原来的中野领导人单独负责变成由华野、中野领导人共同负责，只不过刘陈邓的责任大一些。此电报发出后，总前委的5位委员均未表示异议，这说明军委关于成立总前委的决定得到了两大野战军领导的一致拥护。

    总前委成立以后，刘陈邓代表的中野、粟谭代表的华野这两支原本相互独立的力量就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淮海战役胜，一荣皆荣，淮海战役败，一损皆损。打赢淮海战役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至此，两大野战军协调的问题迎刃而解。

    从总前委成立后的作战实践看，华野、中野之间的配合作战比以前有了非常突出的变化。

首先是11月18日到11月21日在蒙城、板桥对黄维兵团的阻击战，中野改变过去对十八军实行尾击的阻击战术，采用了正面阻击。中野一纵以三个旅的兵力对抗拥十二万兵力之重的黄维兵团，虽然损失很大（4团团长晋士林、政委郑鲁相继牺牲）但足足阻击了三天，完成了阻滞敌人的任务。11月23日，中野四纵又在南平集正面阻击黄维，打了一整天黄维寸步未进。中野在阻击战中的表现已经可以用竭尽全力来评价了。围歼黄维兵团中，中野伤亡很大，这时邓小平说了那句著名的豪言壮语：“只要消灭了南线敌军主力，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中野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中野打光了，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能够胜利！”足以显示出总前委的激励作用。

    华野对中野的配合也是很主动的，11月23日，刘陈邓主动提出以中野为主围歼黄维兵团的建议并要求华野协助，粟裕不待请示军委就直接表示同意，并做出具体的军事部署。后来粟裕还主动派华野参谋长率三个纵队参加对黄维兵团的围歼，很快地结束了战斗。

    以上的事实说明，成立总前委统一了两大野战军的作战目标，加强了两大野战军领导的责任，密切了两大野战军之间的配合协调关系，它是中央军委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