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上，中国到底怎么办？_风闻

气候问题上，中国到底怎么办？

“距离不是问题，相向而行才是正道。”

2021年，千年暴雨狠狠袭击旱都郑州，滔天洪水淹没山西，东北暴雪连下47小时突破历史极值；浩浩泥石流席卷德国日本，浓浓山火吞噬加州，南极臭氧层空洞面积已经超过了南极洲！

2021年，COP26峰会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国际组织的3万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对于气候变化的两个主导国家，中美在双边关系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依旧达成共识并发布了联合声明，给予了世人一点希冀。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巴西与中国在内的国家签署了一份协议，承诺在2030年停止砍伐森林；但是中国、俄罗斯与印度没有签署一份关于减少甲烷排放的协议。

气候变化，从20年前的一个新名词，变为关乎每一个人生死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一场灾难降临头顶。“历史记录”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被轻易覆盖的数字。

·气候问题不应当是国际【政治】问题，但它却又必须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一个全球治理问题，一个需要共同应对的人类威胁。人类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多种建立在多边主义原则上的协商机制使得各国足以达成一系列协议以共同面对的挑战。西班牙《公众》日报网站刊文指出，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COP1（第一次气候大会通过了《柏林授权书》，这是一次开创性的多边会议。两年后，《京都议定书》诞生了，国家开始做出有强制力的减排承诺。在经历了哥本哈根峰会的失败之后，中美共同推动的《巴黎协定》于2015年诞生了。《巴黎协定》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定期提交“承诺+评审”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向联合国报告它们的减排计划。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有效的缓解了气候变化的速度。CNN报道称，8月发表在英国《自然》周刊上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如果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没有禁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氯氟烃，那么全球温度很可能将再上升2.5****度。**这一切都是国际合作的有利成果。

然而，目前各国的意愿并不足以缓解气候危机。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敦促发达经济体坚守其在2009年做出的“从2020年开始每年向低收入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以抵消弃用化石燃料的成本”。然而到今天，这项承诺依然没有落实。香港《南华早报》指出，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能源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面临的资金缺口相当于全球GDP的2%。

·气候问题的最大障碍，是跳不开的眼前利益与地缘考量

气候变化对于不同国家来说的冲击是大体一样的，但是解决气候问题所需忍受的“阵痛”对于不同国家则是不同的。既然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区别，有产油国、进口国的区别，怎么指望世界各国能够毫无罅隙的应对气候问题？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全世界仍然有10亿人没有用上电，30****多亿人没有使用清洁能源做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认可，《京都议定书》更是承认富裕国家对气候危机负有最大责任。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拿气候议题作为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武器，部分发展中国家拿历史渊源当作反对承担责任的理由，如此一来，国际体系如何应对？

传统上，沙特阿拉伯往往被视为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害群之马”。产油国的特殊地位导致沙特并不愿意做出太多贡献。再加之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与西方反智主义、反科学主义的盛行，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既然有打气候招牌的“绿党”出现，自然也有诸如特朗普、博索纳罗等打反气候牌的“不绿党”出现。拜登上台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国期待美国某种意义上回归以往的“多边主义”，拜登政府也的确重返了特朗普退出的《巴黎协定》。但是，目前来看，“特朗普（主义）依旧是世界各国的最大威胁”。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第一位表示不前往格拉斯哥参会的国家元首。俄罗斯的气候变暖速度是全世界的2~3倍。伊朗环境部长则在COP26峰会上直言不讳的表示：一旦西方解除制裁，我们马上签署巴黎协定。虽然西方不合理的制裁有过错在先，但是伊朗同样也有将承担气候责任作为一种向西方施压工具的嫌疑。

地缘政治问题在欧洲气候变化议题中的作用显得格外突出。目前来说，欧洲与俄罗斯对抗的“前线”是乌克兰，而乌克兰则是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任何对于天然气进口的“削弱”，都势必要影响欧洲对乌克兰的进口，也就使得乌克兰政府更容易被俄罗斯所影响。在今年俄罗斯到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修建完毕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重要性下降，欧盟才通过了更大规模的减少天然气使用方案。此时，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痛斥欧盟“背信弃义”，但也于事无补。

无论如何，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需的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势必会带来“阵痛”。前段时间中国大陆“限电”措施波及大部分省份，德国“风力发电扩张已达极限”都是这种表现。**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下，很难产生真正对人民长期利益负责的政客，这是“周期长、见效慢”的气候工程难以达成全球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气候问题较为负责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于年底卸任，更是给全球合作增加了不利因素。西班牙《公众日报》认为，《巴黎协定》是“科学”和“公民社会”在国际谈判中的胜利。然而就在几年之后，自诩为“中下层人民代表”的特朗普总统直接撕毁了这份堪称最重要的多边主义气候文件。

·中美相处之道：真的能把气候问题单列出来吗？

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提出了一贯的“二分法”：**把政治、安全等领域作为中美关系的竞争乃至对抗环节，把气候问题作为中美合作环节。**说的赤裸裸一点，就是希望在两国激烈对抗的时候，仍然避免气候问题沦为牺牲品。即使美国疯狂打压中国，也要求中国“以大局为重”，继续在气候问题上让步。

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政府任命了首位内阁级的气候特使克里。克里特使也是拜登政府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内阁级官员。他与中国气候变化问题解振华特使曾于4月份在上海发布一份“联合公报”，总体来说保持了密切的交流与沟通。

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此前对克里表示，“**美方希气候变化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王部长此话虽然说得委婉，但实际上是在明确表示中国反对把气候问题作为单独问题列入中美关系的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更是表示，“不能一方面要求中方减媒，一方面又制裁中国光伏企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2021年的联合国大会时，宣布了中国不再援建新的煤电站的计划。据报道，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的承诺包括：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2030年风能和太阳能总发电能力达到12亿千瓦时以上。外界注意到，这些承诺都是在COP26峰会之前做出的。也就是说，针对这些议题中国的举措是中国在考虑自己的发展阶段与生态责任的基础上自主做出的，避免了给外界留下一种中国在美国面前“屈服”的错觉。

事实上，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早已走在全球前列。香港《南华早报》指出，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为清洁能源发电项目提供的融资增长了3倍多，为包括南美最大的太阳能项目——阿根廷的考察里太阳能发电站、包括肯尼亚、智利、意大利、巴西等多国的风电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由金砖国家在2016年倡议建立的新开发银行更是承诺，把60%的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

对此，《南华早报》评论说，中国“基于投资组合的快速发展融资模式优于西方支持的多边开发银行基于项目的缓慢模式”。

然而，纵使中国如此，也只是完成了自己力所能及之事，履行自己的责任。气候变化问题不像疫情，中国可以控制国内的病毒传播。气候变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全球问题，中国再怎么尽力，也无法替全世界做作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与全世界，尤其是美国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相比而言，美国的气候变化承诺是无力的，且受到了国内的繁多掣肘。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在COP26峰会上向世界各国领导人保证，美国将履行其承诺，在2030年前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美国政府更是在峰会前公布了“长期战略”，对于新能源汽车与电力部门的能源转型目标做出了承诺。但是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为了减排所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在美国国会遭到了抵制，共和党与一部分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导致其没能在国会通过。按照美媒的说法，“拜登相当于空着手去了欧洲”。

气候变化命运共同体不是什么建设不建设的问题，它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必须找到某种办法与美国合作。纵使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背信弃义”还历历在目，但我们依旧必须要达成某种合作机制，防止“搭便车”的情况出现。正如外媒所说的那般，气候变化问题上，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拜登与习近平两位领导人身上。

·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应对气候变化？

“最慢的脚步不是硅步，而是徘徊；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气候变化，不能依赖领导人的一时兴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宏观调控，不能只靠行政力量推动。2021年广东省思想政治高考题大题出了一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各企业被分配一定的碳排放量指标，超出该指标的需要去碳排放权市场上购买，而多余的可以出售。此举将气候变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企业创造了一个盈利空间，刺激企业主动改进技术，减少碳排放。如此一般，比单纯“指标化”的经营更加有利。

中国虽然是“后来者”，但是在这方面也走在前列。《南华早报》早前报道，全球前十大风力发电企业中，有7家都是中国。美媒则发现，2020年1-8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投资案占据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绿色能源融资其实也是有重大机遇的。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有学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发现了数千个价值高达8000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机会。《南华早报》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海外开发金融机构将在绿色能源融资方面处于领导地位。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应对气候变化也有不利之处。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如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都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过度减少外来化石能源进口势必会影响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