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的外交之路（三） | 多彩的夫人外交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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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青，1924年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6年担任过陈毅军长的翻译。上海解放后，曾任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的秘书。1953年进入外交部，曾任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1981年被任命为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1994年11月22日，于北京病逝。

1987年，朱青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门前

外交官夫人——这样一个称谓，虽然并不代表着一种任命，但她们在外交场合同样有许多工作可做。自从我丈夫田进调去瑞士首都伯尔尼当大使后，我也有过一段“大使夫人”的经历。

驻瑞士外交使团的夫人们，每月都可以参加由瑞士外交部有关司长的夫人们组织的妇女活动。最频繁的项目是去参观、游览。这些司长的夫人们组织能力很强，每年年初就会把一年的活动都计划好。几位夫人配合默契，做起事来井井有条，并且很热心地为大家提供服务。因为使团人员流动性大，参加活动的夫人们经常变换，所以她们必须很快熟悉这些夫人的情况，包括她们来自哪个国家，操何种语言，以及她们的丈夫担任什么职务等等。

每次出发前，大家先要集中到一起，然后乘坐一部双层的旅游大巴，一路上热热闹闹地开往目的地。车上不仅设有卫生室，还有一个小厨房，司长夫人们便亲自下厨为大家制作咖啡、递送饮料，很是忙碌、辛苦。

有一次，我们去参观丝绸博物馆，走进一间展厅时，抬头便看见一片斑斓色彩，原来这间展厅的四壁从地面起直到天花板全部画满了壁画。而这组壁画的内容讲的是古代中国人从养蚕缫丝直到把丝绸制成衣服的全过程，画面十分生动，就好像是从生活中随意截取的一个片段。而另一间展厅里陈列的内容是丝织技术从中国传入欧洲以后的发展史。

因为事先知道了要参观丝绸博物馆，我特意穿了一件白色丝绸衬衫，外套湖色织锦坎肩，下配旗袍裙，就连鞋子和手提袋也选用了织锦制品。领队在做现场讲解时见到我的装束，马上就把我请到前面，为大家作服装展示。于是，我就请各国大使夫人欣赏了当代中国的丝绸制品，还给她们讲述了丝绸之路的故事。

主人为我们举行各种活动的主要意图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瑞士的风土人情。有一次，主人做了别具风格的安排，就是请大家在一个帐篷里品尝乳酪。西方人把乳酪叫做“起司”。瑞士人有个说法：“起司、面包、酒，有了这三样东西，瑞士人就可以生活了。”

瑞士的起司品种繁多，形状和味道也各不相同。有一种起司的吃法叫做“风都”，不少瑞士人都很欣赏，就连一些有身份的人，也会去排队等候品尝。出于好奇，我也尝试过一次，吃的时候要用一小方块面包到锅里蘸着正在融化的咸味起司，里面放了些既苦又酸的酒，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混合物会是个什么滋味！但看到旁边的瑞士人都在津津有味地品尝，我也只好勉强下咽。

起司里面也有很好吃的，比如“哈克莱特”，我就非常喜欢。瑞士人在滑雪时会食用一些用来驱寒，它质地轻韧且奶油味较重，吃的时候要放在电炉上的带把小盘里，烤化了再同土豆一起吃。不过，在瑞士的中国人里爱吃起司的毕竟不多。这一点，瑞士人也很理解，所以，他们在招待中国人时往往把起司这道菜改成水果或其他冷饮。

除去接受别人的邀请、款待外，我有时也要做东，在中国使馆招待瑞士上层人士和其他使馆的外交官夫人。

1986年12月，瑞士外长和夫人访华回国后，我曾为外长夫人举行招待会，来宾是瑞方主要官员夫人，还有驻瑞士外交使团的夫人们。

外长夫人虽懂英文，但平时喜欢用法语，为表示对客人的尊重，致辞时我读了法语稿。我说：“外长夫人一个月前刚刚完成了对中国的访问，而一个月之后又再次‘来到’中国，可见中瑞关系之密切。”我的话音刚落，座中有人开始私语，似乎是怀疑我的法文词不达意，发生口误，说成了外长夫人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两度访华。我赶紧解释说：“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也是中国的领土，所以我才作如是说。”座中响起一片笑声，此时再看外长夫人，她正笑着向我挥手致意。

我们国内的重要官员出访往往没有夫人陪同，吴学谦副总理兼外长访问瑞士就是这样。瑞士方面很重视这次访问，瑞方的高级官员夫人也很关心。

但官员们去陪吴外长了，夫人们又能做什么呢？我觉得应该为她们适当安排一些活动。当时，适逢以刀美兰为首的云南歌舞团在瑞士演出，我正好邀请夫人们去看中国傣族的歌舞表演。

幕间休息时，我说：“现在男士们正在中国大使馆参加欢迎吴外长的晚宴，他们在吃‘竹子’（中国菜），而我们在这儿听用‘竹子’（笛子）演奏的音乐，看人们跳‘竹子’的舞蹈，也同样可以感受中国的风情。”

位于伯尼尔老城中心的市政厅

身为外交官夫人，辅佐丈夫的工作自然是自己的本分，但是夫人的作用，却绝不仅仅是“锦上添花”。在某些时候和场合，大使不便做的事情，夫人倒可以做。

有一次，我去出席一个有各驻瑞使馆人员参加的招待会，因为我穿了一件中式服装，所以别人一看便知我来自中国。席间，一位亚洲人模样的陌生女士径直朝我走来，又是拥抱，又是贴面颊地表示友好。我先是觉得突然，稍事寒暄之后才知她是韩国大使的夫人。在外交场合，如果碰到了来自和我们没有建交的国家的外交人员，大使往往不便接触，而夫人们之间，界限就没有那么严格了。正因如此，夫人之间的交往有时便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

在那段时间里，南非白大使夫人就常常主动和我接触，并且还经常向我表示希望能够访问中国。看来，她的这一说法不是随意的即兴之举，倒更有可能是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而我以夫人的身份来应付这种局面，就可以很轻松地避开诸如南非白人实行种族歧视这样的政治问题。我对她说：“事情是会发生变化的，总有一天条件成熟了，你我会在中国见面。”

以色列的大使夫人就更有意思了，本来我们在一些外交场合早已见过几次，彼此之间也都打过招呼，但是在一次招待会上，她又特别请了瑞士的外长夫人把自己郑重其事地介绍给我认识。因为有了这样一番介绍，似乎在我们的交往中又多了一点官方色彩，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时，话题自然也要比我们两人之间的寒暄多得多。她的用意无非是想给第三者一种错觉，仿佛瑞士方面在出面斡旋，预示着中以关系有可能升温，在这种场合就要注意自己说话的技巧和分寸了。

朱青（左）与外国友人合影

因为夫人们的活动较多，大家在一起渐渐熟识起来，有些就成了好朋友。曾经是驻华大使夫人的白努易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她文化素养高，学过中文，还能读中文报纸。

她告诉我，在北京她用中文同周恩来总理讲话时，还受到过周总理的夸奖。她为人温厚，我们一见如故，相交甚笃。她住在一幢位于半山腰的古老庄园，里面有个美丽的花园，她养鸡、养兔、养花、种菜，终日在园内劳作以自娱。走进她住的宅院就像到了一座博物馆，里面散放着的各种古玩、摆设，令人目接不暇。

在瑞士时，我所接触过的外交官夫人大多是颇有才华、修养和能力的聪慧女性，但是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并不需要借此去独领风骚，而是要用自身的光彩去渲染丈夫的事业，这对她们个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埋没。她们经常用赞叹的口吻说：“中国的夫人们还有自己独立的一份工作。”然而平心而论，外交工作要是少了夫人们添上去的那些色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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