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管教授的【核酸且慢，先查抗体】论，到底错在哪？》_风闻

       这文章本身就明显带节奏。管轶的话是说目前全国疫苗接种覆盖率超过60%了（注：笔者根据官方统计的估算值），还多次发生本土感染的情况，而且都是疫苗接种率比较高的地区发生本土感染。所以管轶的看法就是要对疫苗接种后的有效性进行临床核查进而作出评估。这是对的。中国现在疫苗产能达到80亿计次，在短期数量增长这么快，疫苗的有效性也该进行一次相对集中的普查不是吗？起码像国产青霉素的问题-纯度偏低。所以临床注射治疗中要多次做药物过敏性试验，而德国进口的就不用这样。

      也正因为所有的疫苗由于人体体质各异，所以没有一种疫苗的有效率可以达到100%。所以疫苗的免疫能力需要较长时间的临床观察和统计分析。特别是新冠病毒的变异，德尔塔病毒传染率更高。所以继续对现有的疫苗产品进行跟踪调查更有必要——因为国产疫苗毕竟临床研究的时间太短（而且都是“有条件批准使用”）。什么是“有条件批准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以及公共卫生方面急需的药品，药物临床试验已有数据显示疗效并能预测其临床价值的，可以附条件批准，并在药品注册证书中载明相关事项。而目前的国产新冠病毒疫苗都是“有条件批准使用”药品，也就是说这些疫苗尚需来临床使用中需要继续观察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不是吗？所以，管轶教授说的不无道理。

       文章作者也承认：“作为最主要疫苗研发与生产国的中国，对其疫苗接种后的人群抗体监测，怎么可能漏过呢？而且，用抗体抽样监测的结果，来推断整个接种疫苗人群的抗体水平变化，原理上相当靠谱，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作者接下来的这句话就文不达意了：**“所以，当COVID-19疫情发生后，当务之急是阻断传播，而不是查抗体。”作者这句话应当这样讲才对：在初期没有疫苗和疫苗接种率很低的情况下，当COVID-19疫情发生后，当务之急是阻断传播，而不是查抗体。”****接着作者又承认“疫情发生地的人群抗体水平，通过当地人群的疫苗接种率和前述的抽样监测结果，完全可以准确推断。**当前，无论何种技术路线的疫苗，经过半年后保护效果降低，需要接种第3剂已经是一个基本的共识。” 由此可见，文章作者的思维逻辑存在明显的错误。       

       已接种群体的人体抗体数量本身是直接表明群体中人体免疫的水平。新冠病毒感染的程度进行核酸检测只是表明核酸检测检查核酸蛋白的数量，并不是直接表明人体的抗体数量。所以假阳性肯定是存在的。群体的抗体数量需要普查统计分析，而核酸检测可以直接到人。所以两者都有用，但两者又各有侧重。管轶教授说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在全国疫苗接种剂次超过23亿计次了，最近本土病例的增加，确实需要从抗体的角度考量抑制病毒传染的效果，进而采取新的措施。实际上现在世界上任何一种新冠疫苗都还是需要在临床上继续观察疫苗接种后的有效性。中国疫苗研发速度很快，真正用于临床时中国疫情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所以大多在国外合作进行三期试验，从去年到今年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这对于疫苗而言，显然临床验证时间还比较短。所以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60-70%时，抽取一定的行政区划进行抗体水平的普查对今后的防疫工作有重大意义。这也是为后期防疫工作寻找科学依据。

       所以我们不要学美国人的自由——“不戴口罩”，冠状病毒是不分国籍和种族的。

      近几个月以来，全国本土感染者明显增加。以河北河南为例，发现感染者马上进行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连续多次进行核酸检测，耗工耗时消耗大，而且还有明显的成年人密集感染的风险·。所以，确实有必要进行“接种群体的人体抗体数量”的普查。即使核酸检测是没有发现阳性个体，也不能表明群体的抗体水平达就到了预设的免疫的效果。所以，至少在本土疫情发生地进行抗体的检查进而研判落实防控措施已经显得非常紧迫——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    

      实话实说。实际上，管轶教授说话不是对媒体大众而言，而作为专业学者是对防疫管理和专业人员的建议或者说提醒。有人以此侮辱管轶教授，太不道德。自己不懂还骂人家。如果想听假话，你们就看这样的广告：“莎普爱思滴滴滴”、“鸿茅药酒喝喝喝”。

      管轶是搞病毒研究的，不是临床大夫。去年年初，也就是1月22日之前，全国支援武汉抗疫的国家行动启动之前，武汉由于对疫情不明，所以是被动的。连武汉市场也坦承：“我虽然是市长，但封城这样的大事也要服从组织按程序办事”。在那样的情况下管轶到华南海鲜市场取样没有成功，而一江之隔的武汉病毒所为什么不能提供工作方便，管轶在旅馆里能搞合作研究吗？现在社会上一些人不明真相，只相信媒体的一家之言大放厥词实在是没有道理。

       这里我不想牵涉“政治站位”或是“担当责任”之说，只想作为旁观者实事求是地说说事实和科学道理。管轶说的当然相当直率，但道理没有错。我能体会到管轶先生心中的焦虑：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职系所在和良心。离开“文革”30多年了，我们的思想上和道德评判上是不是还有“残余”？我们本来就都应该在科学问题上要讲真话不讲假话，不是吗？

       “谦受益满招损”。尤其是在科学真理上听不得不同观点，你就不会变得聪慧变得强大。此外，一个作者如果拿自己的评判标准去“绑架”别人也是很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