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28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06_风闻

三、 儒****家

1、泛论

诸子百家在春秋战国四大显学“道、儒、墨、法”，其中‘道、儒’兴起于春秋。站在春秋诸侯兼并争霸的大时代背景中，老子给出的现实问题解决方案与孔子给出的有鲜明的差异。

老子期望回到理想中的分封制状态“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98]”。他是站在了周王以及大部分贵族的立场上，谈如何解决当时周王势弱，诸侯争霸的困局。属于当时标准的保守派（保王党）立场。但是孔子的立场与老子不同，孔子家族原为贵族，后家道中落，其家族逃难到鲁国后，家境基本沦落为平民。唯一庆幸的是，毕竟贵族后裔，家学渊源。“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99]"。 史料记录了孔子从小就拿各种祭器，学祭祀的礼仪的事例。祭祀（无论祭祖还是祭天）在当时是只有贵族才有权进行的活动。显然没人教，平民是无法知晓的。因此孔子的学问应该大都出于家学。但是毕竟家族逃难而出，身在异乡，贵族身份及贵族的经济生活条件显然都不再具备。所以《史记》记载，孔子稍大后，就开始上班打工，他做过仓库管理员、牧场管理员等等工作，最后升任负责营造的主管。“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100]” 

所以孔子是贵族后裔，继承家学，但是政治身份和经济状态则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他成年后，不断四处努力，期望重新进入贵族体系内，从而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改变天下礼乐崩坏的局面。

因此，孔子基于自己幼时身份及经济立场，自然而然站在了社会中下层立场上谈如何解决现实问题。孔子给出的解决乱世的方案就是：**学以成才，建立一个体制内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的良性上升通道。“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101]”**如果体制内都是贤能有德之辈，自然政治清明，也就自然没有礼乐崩坏的混乱局面。因此给予贤明之人上升通道，才是最关键的。

与老子的政治保守倾向相比，孔子的方案显然是当时的革新派。老子的立场是站在贵族一边。而孔子的立场，给了各阶层精英和准精英们以往从来都没有的、广泛的上升通道的路径构想。这不仅仅会得到大量失势贵族支持，下层精英，原四夷精英也必然对此抱有支持态度。他们的立场出发的差异，从两人如何看待“以德报怨”的问题阐述中，表现得一清二楚。老子说“大小多少，报怨以德[102]”，而孔子则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03]’。显然老子赞同‘以德报怨’，而孔子反对。两者论述差异，没有谁对谁错，完全是因为立场不同的而导致的结果。如果站在周王、诸侯或贵族立场，一个清明的天下，当然要为上者宽以待人，不能够跟人睚眦必较。这些上位者权力财富来源于小民，如果享受如此特权还对小民斤斤计较，那么百姓还有活路吗？但是孔子的立场是中下层，小民本身就没有多少财富利益，更没有权力在手，如果对侵害自己利益的人不以直而争，那小民还如何生存？因此，上位者以德报怨是君子所为，下位者以直报怨也是君子所为。（我们将《论语》与《道德经》一起读，就能看到很多孔、老两位先贤隔空‘争辩’的有意思局面。这或许就是“孔子适周问礼”的事件造成的结果之一。老子在理论水平上明显高于孔子，所以《道德经》里存在大量对孔子观点的反驳、批判。相反，孔子在论语所记却很少纪录对老子观点争辩。但在‘以德报怨’问题上的辩论，是论语中孔子少有的有效反击的地方。）。

孔子兴私学，讲“有教无类[104]”，于是天下之人皆可就学，有志之人皆可成才，成才者上位为政，利君利民利己。孔子的方案给天下人打开了上升通道，符合当时社会的现状及大众日益迫切的要求，是有很强时代先进性的。

孔子与老子的立场虽然是各自鲜明，各种理论及政治观点也有颇多差异。但是他们对华夏文明的很多核心理念的认识、认同是很接近的。比如华夏文明追求自身强大，什么是强大？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孔子在《易经》中象辞中阐述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谈到华夏文明的价值观取向，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而孔子在坤卦里总结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因此可见两者虽然论述有别，但是含义基本相同。以此我们可以基本确认：春秋时，华夏精英阶层对华夏文明**自强向善（即乾坤两道所指）**的核心理念基本持普遍认同态度。孔、老两者无论如何论述，对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概念认同都是正向的。这跟战国后，性恶论兴起并最终主导法家核心价值观，从而对文明基本价值观进行全面否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春秋道儒两家对一些重要的概念的认识差异，更多是重要性排序不同。比如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仁而后义，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105]”这就是阐释老子认为这些社会上共识的概念的重要性由高到低的排序：道德仁义（忠信）礼。道德为首。而孔子尚仁，则仁在道德之后，老子认为儒家对礼的重视，是舍本逐末之举。换成现代话语描述：老子认为道德优先，尤其道为首，是因为他们是客观规律的显现。道为天地规则，人依照天地规则而行，自然就有功德。这个功德，不需要你刻意求仁向善，就自然能够实现求仁向善的结果。只有道德为先，遵从、实现之，那么我们对仁义等等价值观讨论才有意义。至于那个礼，则是最形式主义的东西，虽然礼的价值观是正向的。但是一旦社会将礼（比如选举至上论、比如政治正确，比如西方盛行BLM）认真重视、甚至推崇至上起来，往往意味着只是社会因忠信行为缺乏而进行的补救之举（而且这种颠倒主次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终究大乱）。

从另一个角度，老子强调道德重要性，而孔子重视仁以及礼的重要性，还在于两人身份立场差异，道为天法道，人间与天呼应的是君王，所谓天子、天命所归，因此强调道德，实质是基于君王角度对理论及价值观的讨论。孔子的身份立场，使其不能着重谈道德，否则就有僭越之嫌。他只能站在君子角度，服务与体制的礼的角度谈问题。对孔子身份而言，不着重谈道德就是合乎礼了。

老子与孔子的对话深刻地影响了孔子和之后的儒家。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不能否认老子对其的影响功不可没。而道家的理论水平高度群冠百家，所以就成为之后儒家等诸多学派理论汲取的重要对象。

儒家到战国之后，跟其他主要流派一样，开始出现众多分化出的分支。史称儒家八派，“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106]”

（另有：据传墨家创始人墨翟早年曾学儒，后对儒家重礼不认同，而自立门户）孔子死后，儒家八大分支在战国影响力较大的是孟子和荀子。比较有意思的是，尚仁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在战国竟然产生出孟子和荀子这两个对华夏价值观认识完全相悖的人物。倡导性善论的孟子，与提出性恶论的荀子同出一门，可以看出儒家内部分化的剧烈以及其儒家内部在战国时巨大的活跃性。

战国时，因为客观环境巨大的变化，为了解读长期兼并战乱的缘由，以及讨论如何终结战乱局面。儒家内部不仅仅在仁的范畴里产生了完全相反的价值观认识。对礼的态度也发生巨大变化。

孔子尚礼，意味着孔子的治世理念是体制内的革新之法。但是到战国，连性善论最坚决的孟子，也说杀昏君没有违背礼法：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07]”

此时孟子依据战国现实，创造性地“仁义不存，造反有理、（自然可以推导出）灭（无道）周可以有理”观点。在孟子这里，仁义的理念已经隐隐上升到，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要件，并超越了帝王血统继承的合法性 。失去仁义品行的君王，就不再是君王（奉天命而成王），而只是一个可以被诛杀的匹夫而已。这里，仁义就成为了天命的重要内涵。孟子的这个观点，与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互为配合，在汉朝进一步规范了政权合法性共识。此乃后话。

而孟子紧守仁义为本，可以有条件造反的理论改造。虽然呼应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大趋势。但是儒家强调学以致用，选贤任能、体制内晋升的主流套路，与当时现实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比如，如何解释，既然仁义为本，但天下数百年战乱的现实是怎么回事？

比如，如何将体制内晋升、革新与反体制的造反，在同一理论框架里实现自洽？

再比如：诸侯兼并，导致诸侯数量迅速下降，一国只有一相，七国却有七相。那么多私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面对此景，等于需求端下降，供给端大幅增加，人才的供需平衡如何破解？

再比如：兼并战争，异常残酷，人性丑恶之事比比皆是，但不完成兼并，又无法断绝战争杀戮。那么仁义与战乱如何共处？

这些问题，很显然让孟子代表的儒家派别维护以善为（价值观）本的路线与现实有很大的矛盾。更重要的是，道儒两家更倾向于从形而上的角度谈解决乱世之法。而在形而下的实际操作角度，则极力避免讨论无法避免的如何“胜人”的行为（孔子被卫灵公问军事，直接说不会拂袖而去 ）。这等于在乱世中否定乱世，在战乱中不正视战争。有着明显脱离现实的状态。

战国时期，面临每时每刻存在的生死存亡考验的各个诸侯，缺的不是形而上的讨论，而是更多实打实的办法、工具，以求迅速生效的手段。 因此，在春秋时期兴起的道家、儒家，虽然各自有着相当广大的群众基础，但是他们都是以‘既有体制内’展开讨论的。这就限制了他们走向‘体制外’、‘反体制’的路线选择。他们更多地只能做一些技术性、理论性的突破（例如道家衍生的黄老学派，强调统治者具体统治方法方式手腕乃至统治艺术，法、术、势、利、力等。阴阳家则在理论上创新了五德始终说来满足法统内容变革的时代要求；而儒家则在春秋走向两个极端，孟子强调坚守本性向善，以向善的仁义标准来评价统治者的法统得合法与否。而荀子则直接走向了性恶论，将春秋战国长期战乱、礼乐崩坏、甚至改朝换代的行径及历史趋势进行了合法性、合理性解读。其本质就是否定了华夏文明的核心是自强向善，这为尚在摸索中的法家等完全消除了强大的华夏文明对其理论和思想束缚。荀子的性恶论直接成为法家理论价值观的重要来源），而不敢完全放开手脚。这就是儒道两派没有成为主导战国终结的学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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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2][105]《道德经》

[99][100]《史记孔子世家》

[101][103][104]《论语》

[106]《韩非子显学》篇

[107]《孟子梁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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