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章 | “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费孝通与吴景超的分殊与汇合_风闻

王小章 |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应该说，社会学这门学科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都市意识”，特别是在它的诞生地欧美。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讲，社会学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知识反应，而都市无疑是现代性表现得最集中、最显著、最充分之所在。不过，社会学在中国的情形却有所不同。尽管“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用语，但是，从社会学引入中国到20世纪末，中国社会学者的本土性研究所关注的重心一直是乡土社会，关注都市社会和都市生活的研究并不是没有，但总体上显得凤毛麟角，直到最近20年，都市才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学者的目光。中国社会学的这种“乡土意识”自然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至少到改革开放前)、农村人口占据了绝大多数(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国情有关；就像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都市，与这一国情改变亦存在必然联系。

当然，说中国社会学具有一种浓厚的“乡土意识”，只是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就不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知识回应”，更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学者缺乏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体现在以现代性为透镜对“乡土中国”所作的诊断上，更体现在以现代化为目标对“乡土中国”现代出路的追寻上。换言之，中国社会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社会学家)，有一种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的普遍历史意识。2020年是费孝通诞辰110周年，2021年是吴景超诞辰120周年，本文就是对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学前辈关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思想的比较考察。目前，这方面比较的系统研究极少，对此有所涉及的文字，一般也只是简单地将费孝通与吴景超看作观点对立的双方：前者立足于发展乡土工业，后者则主张以都市化、工业化为核心。本文意欲通过对他们的比较考察，分析这两位中国社会学前辈对“乡土中国”之大体相同的诊断，以及对“乡土中国”现代出路既有分殊又有汇合的探索，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他们的研究和思想的共同旨趣，即如何从“乡土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进入有普遍方向的现代化进程，而这显然又联系着如何从普遍的人类历史进程来看待中国特殊国情的问题。

国情诊断与路径选择

在晚年回顾总结自己一生为学的经历和志向时，费孝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志在富民”。从早年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到晚年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在“行行重行行”中写下的一系列文字，关于如何使生息于“乡土中国”的老百姓，首先是“中国农民富裕起来”这一主题，贯穿了费孝通一生的思考。而若以最简明扼要的方式概括费孝通所思考阐发的富民之路就是：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传统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更不可能养得起整个地主阶级并支撑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因此，虽然农村是传统中国的生产基地，农村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但农村经济并不是单纯的农业经济。相反，农工结合的混合经济才是中国农村经济的特征:“只有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而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不仅如此，农工并重的乡村经济在维系了传统的土地分配形态和租佃制度的同时，还形塑了传统城乡经济关系的基本形态:传统的城市(镇)不是生产基地，但需要消费，其消费品则来源于农村。也就是说，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之前，城市(镇)的消费品是在自己区域内生产的土货，这使得那些生产土货的农村工业有了活路，农民有了贴补家用的收入来源，从而得以维持那种“不饥不寒”的生活。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乡土工业由于无法与侵入中国的西方工业竞争，而走向崩溃。乡土工业崩溃使农民失去了重要收入来源，但地主却并不因此减收或不收地租。相反，由于洋货奢侈品的进入刺激了其消费欲望，提高了其享受水平，因而地主变得更加不能放松对地租的攫取，农民和地主于是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与此同时，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以后，中国都市依旧没有成为自立的生产基地，反而沦为“洋货的经纪站”。“洋货”的市场固然主要是都市里的居民，而没有大量地流入乡村，但用来换取“洋货”的资源却几乎全靠乡村供奉。于是，都市对于乡村来说，成了彻头彻尾的异己物。

如何应对乡村破产、民生凋敝的局面?费孝通的思路是：第一，变革土地制度，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而原先不事生产的地主，如果不想成为传统的土地制度陪葬品，那么只能放弃地租而“在土地之外另谋出路”。但问题是，即使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上的产出也至多只能勉强维持农民“不饥不寒”的生活，从根本上讲这依旧是一种生活程度低且“没有发展的机会”的自给自足的“匮乏经济”。因此，要真正实现“富民”，还必须有进一步的出路。第二，现代工业(包括现代科技)下乡，以乡村工业化带动小城镇发展，同时在城市成为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实现城乡良性互动。费孝通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我国兴起的乡镇企业:这是“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的”，它开创了“我国工业化的新道路”，这一道路的前景，是农工互补、城乡互惠、人民富裕。而此后对于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总结，以及关于“中国龙”如何实现经济腾飞的构想，则是这一“富民”思想的延伸拓展。

从上面简短的概括可以看出，在费孝通对于乡土中国之富民之路的思考探索中，乡村工业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环节。他复出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所抓的第一个课题，即小城镇研究，实际关注的是乡土工业的发展，而小城镇的复兴与发展，只是乡土工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上，费孝通给乡村工业、小城镇赋予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认为从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出发，中国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新路”。这条“新路”的核心内容，笔者曾概括为，“工业下乡—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发展—农村城市化—城乡协调发展—社会现代化”。

所谓“无工不富”是指，要想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必须发展工业，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吴景超与费孝通并没有什么不同，与当时那些坚持认为中国应该以农业、农村为先为本的学者(如梁漱溟)区别开来。吴景超与费孝通观点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之路径的认识不同。如上所述，费孝通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新路”：“我们得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在乡土工业长出民族工业。”在现代化、都市化方面，“说中国不能例外”是“值得考虑”的。而吴景超在探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出路时，则在立足于当下中国国情的同时，更多地着眼于现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先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普遍趋势，揭示提升中国百姓的生活程度、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所必走的、绕不过去的关隘，即通向现代化之路的普遍性一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没有歧路”。

实际上，在对作为中国现代化之出发点的中国最基础性的国情(即那些主要得之于“天”的客观外在条件，如人多地少等，其“可变性”与诸如文化、制度等其他“国情”是不同的)的诊断上，吴景超和费孝通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当然，吴景超没有使用“乡土中国”这个概念，而是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人口密度高，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占比低；第二类，人口密度低，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占比低；第三类，人口密度低，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占比高；第四类，人口密度高，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占比高。第一类国家以欧洲的英德为代表，第二类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它们虽然分属两类国家，但都是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俄国是第三类国家的代表，不过吴景超认为，自苏联开始实施五年计划以后，其已隐约显示出向第二类国家转变的端倪。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角度看，困难最大的无疑是第四类国家：在经济形态上，它们尚属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传统农业国，但同时人口密度又很高，由此必然导致投入单位面积农地的劳动力的大量增加，而每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则非常有限(这也就是黄宗智指出的“内卷”或“过密化”)，从而制约“生活程度”的提高。不幸的是，中国正是第四种国家的典型。

显然，吴景超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这一诊断，与费孝通认为“农村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基础，而人多地少是制约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矛盾”的认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吴景超认为，传统中国农民并不是单纯的以农业为生，也即中国农村经济并不是单纯的农业经济。他在分析近代以来中国农民生计困难的原因时指出，“副业”的衰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以前这些副业，是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现在因为许多副业的出产品，与外国工厂中的出产品或外国农场上的出产品相竞争，受优胜劣汰原理的支配而被淘汰，以致农民丧失了一笔重要的收入。”

可见，在对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最基础性国情的诊断上，吴景超与费孝通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但是，相同的诊断并不一定开出相同的处方，后者既与诊断有关，也与对社会历史发展之机理走向的认识和把握方式有关。在1988年纪念吴景超的学术思想讨论会上，费孝通这样比较自己与吴景超的不同：“他(吴景超)的研究是宏观的，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去理解中国社会。……我走的路子，表面上讲是一条相反的路子。我是微观的，从中国内部实际情况去理解中国社会。”费孝通的“从中国内部实际情况去理解中国社会”的视角到了晚年更加强化，他认为不能停留于“从农村里边看农民生活的现实”，还要进一步“多读读中国的书，熟悉我们的历史，知道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要“尊重历史”。这种视角使他更容易看到并强调特定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比如农工相辅对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影响；而吴景超对于现代世界各国发展之宏观大趋势的把握，则使他更多地关注到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上普遍性的一面。换言之，费孝通总是倾向于从中国历史以及这一历史中形成的当下现实出发谋划中国的发展路径，这使他的思路具有务实性的一面，但有时也不免显得迁就现实；而吴景超更多地从现代世界发展基本而普遍的潮流出发，来反观中国当下该务之事，这使得他的见解在具有借鉴性的同时，有时也显得颇有理想主义色彩。

吴景超与费孝通的这种区别，还表现在许多具体的方面。比如，对于手工业特别是农村手工业的态度，费孝通认为，机器工业固然是高效率的(在这一点上他和吴景超并无不同)，因而并不反对发展机器工业，但在发展机器工业的过程中，不可放弃甚至要着力保护手工业。而吴景超则非常明确地指出：“机器生产，是效率高的生产，手工业生产无法与之竞争，因之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手工业一定是逐渐衰微，而终于消灭。”再如，对于外国资本(包括商品)的进入，费孝通客观地指出它导致了中国传统农村工业的破产，但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论；而吴景超则在看到它对中国传统农村工业的影响的同时，从现代市场和企业经营的一般情形出发，指出“国货”在“外货”面前未必尽是劣势，“外货竞争”并不一定导致民族工业的衰败，反而还能锤炼民族工业……“利用外资”是解决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缺乏的重要途径。又如，针对当时有人基于中国是“以农立国”，因而主张乡村教育、反对都市教育的观点，吴景超指出，这种观点所反对的所谓“都市教育”并不是真正的都市教育，而是“游民教育”，因为“现在的学校，特别是中学，只制造出来一批一批的游民”。但立足于传统上与西洋不同的城乡关系，着眼于城乡之间的“社会有机循环”，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在关于教育的观念上，显然对吴景超所批评的那种观点有着更多的同情；而吴景超则着眼于社会现代化的一般潜趋势而明确指出，“在创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我们要发展农业，同时也要发展其他的实业”，因此，“都市教育在中国应当提倡，正如乡村教育应当提倡一样”。

吴景超与费孝通在这些具体观点上的差别，最终体现为对于“乡土中国”或者说作为“第四种国家”的中国之现代出路，特别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认识上的分殊。费孝通侧重于“从中国内部实际情况去理解中国社会”，吴景超更强调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的、普遍的机理，并将乡村工业纳入这一普遍性中进行考察。在《近代都市化的背景》一文中，吴景超根据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近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资料分析指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商业的发展，是近代都市化的主要原因。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其他产业。工业革命一方面使传统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式微，另一方面由于新式工业自身规模、对工人的需求、消费市场等方面的特点，不得不集中于都市。而与交通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的现代商业的发展同样导致这些商业在都市的集中，同时降低了传统市镇在工商业中的地位。在该文的结尾，吴景超总结认为：“一个国家里面，乡村与都市的人口分配，一定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然后国家可以富强，人民的生活程度可以提高。……中国的穷，中国人的贫与弱，这种不合适的人口分配，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中国今日，需要更深的都市化……行之数十年，中国自然也有像德国或美国那样都市化的一日。”

都市发展了，反过来可以救济或者说反哺农村，从而使城乡人民的生活程度共同得到提高。在吴景超看来，这是一条各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基本的、共同的、“自然”的道路，“并无别条新奇的路”，当然也是中国要发展所绕不过去的路。针对当时种种不愿走这条路的反对意见，吴景超旗帜鲜明地认为：“中国人现在应该积极努力，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朝这一条路走下去，自然是工业化，自然是商业发达，自然是农业方面的人口减少，而别种实业方面的人口加增。”当然我们还可以再顺着说，“自然是都市化”，“假如在这些成绩之外，还采用一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贫富的距离不致相差过甚，那么，工业化的结果一定是大家的生活程度都能平均地增加。这是我们所看得清楚而且愿其早日在中国实现的”。简言之，如果只着眼于经济形态的变革，那么，从吴景超的视角出发，“第四种国家”的现代出路或者说前景，很可能就是转变成为“第一类国家”。

现代化转型：分殊中的汇合

对社会历史发展之机理走向的不同认识把握方式，使费孝通和吴景超在对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所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作出大体相似的诊断的基础上，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路径开出了不同的处方。吴景超1968年去世，没有看到自己设想的工业化、城市化在中国的实现。费孝通相对幸运得多，迎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小城镇复兴和发展中，似乎看到了自己设想的道路变成了现实:这种“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不正说明了“我们得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在乡土工业长出民族工业”吗?当然，我们也不妨猜想，假如吴景超还在世，也许他会说，“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并非像费孝通说的那样主要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而是与我国当时的制度格局，特别是刚性的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正常地实现异地转移，从而不得不就地“解决”，因而它并不是一种“自然”的进程；一旦户籍制度松动，人口随产业向城市集中就是一个更自然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诸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区的飞速发展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接下来，我们将吴景超与费孝通在工业化、城市化路径上的分殊暂且放下，进一步追问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相通或汇合的地方?答案自然是存在。前面已经指出，吴景超与费孝通的分殊只在于对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具体路径的认识上，而在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一点上则并没有什么不同。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相通汇合之处远不止这一点。实际上，关于费孝通和吴景超对于“乡土中国”或者说“第四种国家”之现代出路的思想，说到工业化、城市化还只是说了一半。学界对于费孝通“乡土中国”概念的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把它理解为只是一个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概念，费孝通用这个概念所描绘的其实是与历史序列上的“现代社会”(而不是空间序列上的“城市社会”)相对应的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它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以及文化心理形态等多个方面。因此，“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必然也包括除了主要属于经济形态转变的工业化、城市化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现代转型；而当涉及其他方面的现代转型时，费孝通与吴景超的相通汇合之处，已远远超出了他们之间的分殊。撇开枝节性的方面不算，其突出的相通汇合之处有：

第一，都认为国家(State)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讨论传统中国的“双轨政治”时，费孝通指出，传统中国防止权力滥用所采用的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即“皇权无为，衙门无讼”的“无为主义”。这种“无为”既源于“无力”，即国家权力由于财力、组织、技术等原因而无力有效进入社会基层，也是由于“无需”，即在自然经济、社会相互依赖性极低的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无需国家更多的介入。但是，今天这种“无为主义”已经不可行了，因为“现代生活中我们必须动用政治权力才能完成许多有关人民福利之事”，无论是经济建设、民生保障，还是社会治理、文化发展、教育科技、国家安全等，都有赖于国家的有效参与。实际上，费孝通的许多文字，特别是晚年在“行行重行行”中写下的那些篇章，许多是提给国家或者说各级政府的建议，正所谓“老来不慕归天乐，随众奔波为国谋”。

与费孝通一样，吴景超认为：“以前的地方政治，是‘消极’的，是‘无为’的，而现在的新政，却是‘积极’的，是‘有为’的。”针对当时各地的农村运动(乡建运动)，他还指出，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这种运动所能解决的，“只能靠政治的力量”，才能与中国各界的生计问题，一起得到根本的解决。他批评有些人短视地反对工业化、都市化，而主张国家(政府)必须……制定适当的法规、政策和措施扶助“工业界”，激励工业的发展。国家应该采取新税制(开征所得税、遗产税)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积极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国家还应该在控制人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总之，他认为“富源”“生产技术”“分配方式”“人口数量”是影响人民生计的四个主要因素，而现代国家应该在这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都强调国家权力必须受到更加有效的限制和约束。国家(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越多、越趋于“有为”，其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规范和约束，所可能产生的危害也就越大。实际上，费孝通在说“无为主义”时，就是把它作为传统上对于皇权的一种与“绅权缓冲”并行的约束方式来看待的。但在国家(政府)日趋“有为”和乡绅式微没落的现代，这种限制约束方式已经不可行了，因此必须更弦易辙：“政府权能的增加必须在人民控制得住的范围之内。……集权的中央必须是向人民负责，而且要直接负责。那是说行使政权的职位必须由直接代表人民的组织决定它们的存废。简单地说，我所希望的是：皇权变质而成向人民负责的中央政权，绅权变质而成民选的立法代表，官僚变质而成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务员，帮权变质而成工商业的工会和职业团体，而把整个政治机构安定在底层的同意权力的基础上。”

与之类似，吴景超在主张国家(政府)责任扩张的同时，同样强调必须对国家(政府)权力加以约束。他偶尔寄希望于为政者的道德自律，但终究还是把希望安放在民主政治上。在《中国的政治问题》一文中，他指出，为了民主政治能够早日在中国生根发芽，应该努力去培植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吴景超还特别强调“经济自由”，并且在肯定和推崇社会主义之于铲除贫困、实现(经济)平等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可以分开的”。这种对于经济自由的坚持，同样包含着防止和约束国家权力的滥用，以免损伤人民自由和福利的考量。

第三，都反对“全盘西化”。不可否认，英美等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是国人探索传统中国现代出路参照的“榜样”。也正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全盘西化”是一种虽显激进并时受批评却一直不乏市场的声音。如果说，上述的两点表明，费孝通和吴景超都认为在现代社会“国家能力”必须强化、而“国家权力”必须限制的话，那么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中西接触、交流、碰撞中，在文化上反对“全盘西化”则构成了他们第三个主要的汇通方面。晚年的费孝通倡导“文化自觉”。他一方面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人们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而“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他同时申明，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他并不怀疑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有可能会形成某种与各自的特殊性并存的普遍共享的文化，但那只能是不同文化交流、互动、融合的产物，而不是西方文化的一统天下。实际上，费孝通的这种观念并不是到了晚年才有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初访美国》中，他即表示：“我很希望世界上有一天所有的人类会真的成为一家人，一家人的意思是指文化上大家相同，但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西方人)要向我们靠近，我们也要向美国人靠近。而当下要做的，则是相互了解、相互容忍。”

同样，在《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一文中，吴景超明确反对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主张，并从学理逻辑和价值取向两个层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在学理上，他批驳了认为文化是各部分紧密联系的、“分不开”的整体，因而向西方学习只能是要么全盘地接受、要么全盘地反对的观点，主张在西化的过程中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在价值取向上，他认为西方文化中，既有值得我们赞赏的，也有不值得恭维的，因此不应该照单全收。由此，吴景超主张，对于西方文化的不同部分，我们应该采取四种不同的态度：第一，对于某些西方文化，可以整个地接受，并用以替代中国文化中相对应的部分，如自然科学、医学等；第二，对于某些西方文化，也可以整个地接受，但只是用以补充中国文化中相对应的部分，如哲学、文学等；第三，对于某些西方文化，可以用做参考而不抄袭，如资本主义等；第四，对于某些西方文化，应该不客气地加以摒弃，如迷信的宗教、儿戏的婚姻等。

乡土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路径与国情

对于最基础性的国情，费孝通和吴景超作出了基本一致的诊断，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对于社会历史发展之机理走向的不同认识把握方式，则使他们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上呈现出彼此的分殊；当“乡土中国”或“第四种国家”的现代出路问题涉及政治、文化层面时，他们的观点又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汇合。费孝通与吴景超的这种同与不同、分殊与汇合，使笔者进一步联想到如何认识现代化的方向目标、路径选择和特定国情之关系的问题，以及相应的特殊与普遍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一个多年来聚讼不已的问题。

第一，“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有没有一个基本一致的方向？对此，费孝通和吴景超显然持肯定立场。这倒不是因为他们都主张工业化、城市化，都认为现代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都强调国家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的限制和约束，实际上所有这些归根结底都是手段而非目的。之所以说费孝通和吴景超都肯定“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有一个基本一致的共同方向，是因为他们都不言而喻地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宗旨是要提升人民的福祉，或者说是为了人民拥有更美好的生活。而这种美好生活，离不开富裕、安全、自由自主等基本要素，也就是费孝通说的“富民”，变革四种权力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安全；吴景超说的提升人民的生活程度，保障人民的自由与福利。实际上，费孝通曾经明确指出：“如果原子能征服了月球，吴景超先生和我一同去设计一个建设月球的方案，我相信我们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的。每个人所想象的天堂离不开树上长满葡萄，河里淌着牛乳那一套。”“天堂”当然只是一种修辞，费孝通晚年对此有更加明确的表达：“如果用比较的方法具体分析人类各群体所向往的美好社会，基本上总是离不开安全和繁荣这两项基本愿望。”

事实上，关于现代化是否有共通的价值追求的问题，说到底是不同的个体、人群作为“人”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的问题。而只要肯定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肯定人类这个物种有属于这个物种普遍的基本需求，那就必然衍生出一些普遍的存在于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中的共通的价值追求，包括物质性的、社会性的、精神性的追求。一般都能理解的对于富裕、生命、健康、安全等普遍性的追求自可不论，实际上，一些相对更为抽象的价值比如自由，同样也是一种普遍性的追求；否则，为什么自古以来所有的社会都以限制自由作为惩罚罪犯的方式呢?而现代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讲，就是努力趋近和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的过程，这也是“乡土中国”现代出路的基本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肯定现代化共通的价值追求，并不意味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放弃各个国家、民族在各自的历史中形成的独特文化价值或偏好，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自有其生命力。这也是费孝通、吴景超一致反对“全盘西化”论的根本原因。

第二，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现代物质、制度和精神文明，也就是发展路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牵涉普遍与特殊两个方面。从特殊方面而言，每一个具体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它自己具体而特定的国情出发并受到这种国情约束的，因此它联系着各个国家各自特殊的国情。像任何在具体的自然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特定社会一样，中国社会无疑也有其特殊的性格特征，是一个“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这种“独特的特征”必然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路径带来特殊性，这也是“中国道路”的基本理据。侧重于“从中国内部实际情况去理解中国社会”的费孝通，就更加强调从特殊性一面去认识和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除了特殊性的一面，也不能完全否定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更加关注现代世界发展之大趋势，并从这种趋势反观中国社会境遇的吴景超，就更重视普遍性的一面。

笔者想指出的是，如果说“目标”关乎现代化的“可欲性”，那么，“路径”则关乎现代化的“可行性”。着眼于“可行性”，现代化当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由此必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但同样着眼于“可行性”，“可行有效”才是目的，因此没有必要为了“特色”而一味排斥那些真正普遍有效的经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人类的行动对于环境、对于特定条件的依赖性日益降低，或者说，外界环境对于人类的威胁、制约日益降低。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随着外界环境对于人类行为之制约的降低，人们越有可能比较自由地借鉴、采择其他社会文化中那些更有效地满足人们需求、解决人类问题的方式，也即越容易发生新进化论所说的“一般进化”，从而在人类不同社会的发展上愈益呈现某些趋同的情形，这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

第三，基于发展路径由于受特殊国情的制约而产生的特殊性，以及这种制约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而日益降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认识、理解“国情”的问题。一般认为，即使承认上面所说的普遍性，特殊“国情”也必然导致发展路径的特殊性。但是，视“国情”为原因的思维方式也可能成为一个陷阱，那就是笼而统之地把“国情”当作一个既定的、稳定不变的前提。而事实上，只要承认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处在历史发展进程之中，那也就必然承认“国情”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国情”改进的过程。而从“可变性”的角度而言，常常被笼而统之地看待的“国情”至少可以分出三个层面：

一是自然条件层面，包括地理环境、领土疆域、气候特征、自然资源以及人口规模等，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最基础性的国情”，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初始约束条件。二是社会文化传统层面，包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和沉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文化性格、心理习性等。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时所强调的“民情”就属于这个层面，而大多数文化人类学者则把对这一层面的考察作为其最基本的工作。三是国家运行的体制制度层面，包括经济体制、政治制度乃至文化的、教育的、社会的等更为具体的现行制度安排。

“国情”的这三个层面在“可变性”上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层面的“国情”就其本身而言是很难改变的。当然，自然条件虽然几乎不可改变，但它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所具有的意义则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变化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其一，自然条件对人类活动的限制日益缩小；其二，原先没有发现或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成了可以服务人类的资源。不过，从总体上说，这个层面的“国情”在“可变性”上是最低的，因此它对于特定国家之发展路径的约束也是最明显的，这从前述费孝通的思想中可见一斑。

在“可变性”上居中的是社会文化传统层面的“国情”。作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沉积下来的“传统”，这个层面的“国情”无疑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和强大的韧性，要改变殊非易事。但是，相比于前一个层面，这个层面的稳定性不再那么绝对。比如，“士农工商”这一曾经持续了上千年的既是分工也是分层的结构如今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三从四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曾经的“天经地义”也成为被唾弃的“糟粕”，而这种变化的发生仅经历了百年多的时间。

在“国情”的上述三个层面中，最具“可变性”的无疑是制度层面。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项制度上所发生的举世瞩目的变革就一目了然。需要提醒的是，笼而统之的“国情”很容易成为拒绝变革的遁词，但凡真切地希望推动改革者都不会赞同。从真正有远见的改革者的角度看，一方面，特殊的“国情”当然是必须正视的，因而发展进程的“例外”“特色”自然是不容回避的；另一方面，“国情”本身是可以并且也确实在改变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从特定的国情出发，同时又着眼于人类一些共同追求而改进的进程。无论是费孝通还是吴景超，所持的无疑都是“改革者”的视角和立场。

综上三点，所谓“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归根结底就是在肯定人类作为“类存在物”所具有的价值追求，立足于“乡土中国”的基本国情，充分地调动和利用本土一切积极的资源，充分地借鉴、采择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等适用手段，推动“乡土中国”以自己的方式进入现代化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