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务省对华经费的前世_风闻

文 | 正义必胜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题记

最近，由万代南梦宫集团旗下的著名动画制作公司sunrise（日升）制作的一部名叫《境界战机》的机甲题材动画片因为其刚刚播放的第5集中存在右翼色彩十分浓厚的故事情节而遭到了舆论的广泛质疑，其上线某视频网站进行播放的计划也随之终止。

✦图中主角机器人的配色在是类似作品中少见的日本国旗配色

这部动画片的制作者们虚构了一个日本被四个政治集团瓜分的平行世界，而在最新的第5集中，甚至出现了瓜分日本的四个政治集团之一，带有浓厚的影射中国味道的“亚洲自由贸易协议”对日本人实行残暴统治，对日本人进行人口贩卖的情节。

只要稍微熟悉一点历史的都知道，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并一度攻占了大片的中国领土。而其在中国领土上，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行。而《境界战机》这部动画的制作方不顾历史事实与文艺伦理，将受害者污蔑为加害者，又将加害者洗白为受害者的行为，在实际上为日本的历史罪行开脱的同时，无疑再一次（我为什么要说再一次？）触碰了中国人民的底线。

✦《境界战机》剧情截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秉持着最大的善意与日本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在经济、文化甚至是政治上为对方大开方便之门，始终愿意相信“日本的右翼分子只有一小部分，‘皇国史观’只是少数日本人的极端思想”，但现实却不断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朴素和善良。

从靖国神社中存在大量扭曲历史事实的宣传内容到某知名日企将“七七事变”爆发日当作“新品发布会”的行为，从国内知名艺人被曝与日本右翼势力过从甚密到今年以来日本从民间到最高领导人频频发表反华言论的事实，都揭露了一个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日本的统治集团几乎从来没有真诚地践行过对华友好，反倒是在利用中国人民的善良，通过在文化产品中植入潜移默化的洗脑，牟求在几十年前的那场侵略战争中没有得到的东西。

✦日本国家旅游局组织的旨在正面宣传日本的培训活动

✦中国专家沦为日本间谍

不久前曝光的日本外务省对华经费的存在和其曾邀请中国名人赴日“访问交流”后撰写对日本抱以正面态度的游记见闻的行为，以及在文化领域长期存在，近些年才逐渐被注意到的日本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将日本文化及其本土事物谎称为“失传的中华文化及其传统”输入中国的“以倭带华”活动，都可以说是这种文化侵略的一部分。

✦国内某些打着“盛唐”旗号的日本文化风情街

✦中国教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拥护者

之前，笔记在《日本人是怎么把皇军洗成白莲花的？》一文中带大家梳理过二战后日本“皇国史观”最终占据其国内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今天笔者继续带大家梳理日本近代以来伴随着侵华战争同时进行的文化侵略史，聊聊“外务省对华经费”的前世。

其实，自“明治维新”之后，那些因为其“改革家”身份而在中国享有盛名的“维新志士”们便有了通过侵略中国来壮大日本的想法，被誉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的吉田松阴更是提出了一个“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宏大侵略计划。而深知人心向背的重要性的他们，也很早就开始布局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活动，以求能在之后的侵华战争中事半功倍。

有学者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活动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但因为那时的中国对日本尚未摆脱“蕞尔小邦”的固有印象，又因为洋务运动的部分成果而令举国上下处于“同光中兴”的骄傲之中，所以相关活动自然是难以开展。但随着甲午中日战争以北洋舰队的惨败和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而告终，当时的中国人那由自信与傲慢交织而成的思想盔甲逐渐碎裂，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便终于可以趁虚而入了。

伴随着甲午战争后日本乘胜大肆在华扩张势力范围，其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活动也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日方深知，文化侵略的根本目标是在中国大众的意识中塑造亲日媚日的意识，要做到这点必须在中国掌控足够强大的传媒力量，又因为当时的传媒手段以报纸为主，所以此时日本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营纸媒领域即报纸上。

1896年，在日本军方和外务省的支持下，日本民间团体“东亚同文会”开始在华创办报纸以进行宣传活动，并先后创办和收购了一批报纸以便于进行亲日宣传。1898年，外务省开始资助由维新派人士主办的天津《国闻报》，在该报因宣传维新思想而被清廷打压后，又出资将其完全买下，变成了日方的宣传阵地。1900年，东亚同文会买下《宇林沪报》，并将其改名为《同文沪报》。

这些报纸表面上刊发支持维新派，抨击清朝的腐败统治的文章，但实际上则是外务省在华“谋求日本利益，扩大日本的权利范围”的工具，每到关键时刻，便会暴露其本来面目。1900年，沙俄趁“庚子国乱”时集结大军入侵东北地区，因为这损害了同样觊觎东北地区的日本的利益，日方便趁机利用控制的在华报纸大肆宣扬“日中联盟论”，鼓吹中日共同抗俄。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方面除了利用掌控的报纸发表亲日反俄言论外，还于当年创办了《山东日报》，并收买了《大公报》使其进行亲日报道。

✦1917年的日本外务省在华报纸经营与操纵费

民国建立后，因为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和1919年的列强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让日本的原因，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情绪日益强烈，抵制日货的相关活动也此起彼伏。面对这样的情况，日本方面认为中国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排日”情绪，皆因在华的宣传力量不足，于是进一步加大投入。1918年，受日本方面操纵的报刊已经达到44种。1920年，仅仅是在当年4月至8月的五个月里，外务省情报部的“事业费”就高达245.7万日元，其中93.7万日元用在了中国事务上。

这些为日本服务的汉文报刊除了最常见的由日本方面筹办外，还有不少是因为得到了日方的投资而转变了立场。例如在1919年，广州的《中华新报》因为经营困难，社长容伯挺试图通过台湾银行获得投资，因为这家银行为日资银行（当时台湾已被割让日本），故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很快就得到消息，在征得了外务省的同意后开始投资这家报纸，并在与其签订的《中华新报社合办契约》中明确写到日方投资的前提是“兹以增进日、中两国民相互之交谊，指导国际舆论而举日中亲善之实为目的”，而一旦中方违约，被判定为“无诚意”，便要连本带利偿还日方资助，如果不能及时偿还，日方还可以扣押报社的全部财产。

除了投资中国报纸以诱导甚至迫使其立场转为亲日，日本方面还以“互相学习交流、增进理解信任、加深合作”的名义邀请中国记者组团到日本“访问考察”。1917年，在外务省的暗中策划下，日本记者德富苏峰邀请上海多家著名报纸的主笔和重要记者组成“上海新闻记者赴日观察团”赴日交流。

考察团于1917年11月24日出发，12月8日归国，先后游览了东京、京都、大阪、神户等日本重要城市和各大报社、商会、文化设施、大型工厂以及各地名胜，在外务省的努力下，受到了极高规格的礼遇。在考察团访日期间，上海不少报纸对其跟踪报道，一些成员回国后更是撰写多篇文章歌颂日本工业强大、商业繁荣、民风善朴、执政清廉，而在此之后，上海报界对于涉及日本的新闻报道也变得“谨慎”起来，以至于全程陪同考察团访日的波多博在总结报告中写道：“访日成员归国后，不仅对东方通信社（由外务省情报部创立），对上海的日本同行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亲切态度，遇事来商量者很多。”

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反而充斥着为日本说话的报纸，以至于现在被视为亲日派文人的周作人都在1927年8月发表了一篇名为《再是顺天时报》的文章表达对这种情况的不满，并在文中写道：“日本汉文报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

《顺天时报》于1917年在北京的发行量为一万份，而当时北京中文报纸的总发行量也不过四万份左右，几乎连年霸居北京中文报纸销量之首，1924年后的发行量更是长期保值在两万份左右，大大超过了当时在北京发行的另外两大报纸《益世报》和《晨报》。著名报人任白涛更是评价该报纸是所有日资汉文报纸中“最大胆、最无耻、最露出原型的”。

1923年3月，日本第46届国会通过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这项法案的主要内容为推行“对支文化工作”，计划预算为每年300万日元，资金来源则是“庚子赔款之本利”和“有关山东铁路与公有财产补偿国库证券之本利，及山东矿产之补偿金”。换言之，就是帝国主义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惯用套路——用中国人的钱给外国人养狗。

同年12月，外务省又同中国驻日公使签订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为日本取得了在华开办研究所、图书馆、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等多项特权。1925年，“日中文化委员会”成立，次年又改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

而这些日本对华机构的具体工作，根据曾任外务省亚洲局长的有田八郎的主张，为：（一）在中国各大学设立日本语讲座与日本文化讲座；（二）中日民间各团体之经济文化提携；（三）在中国各地新设日本文化图书馆，积极介绍日本文化，展开中日体育运动、戏剧及艺术之交流。在这样的方针下，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手段也愈发多样化。

✦《邪不压正》剧照

早在二十世纪初，日本著名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的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就认为，对一个国家进行殖民统治，不仅要在经济上对其控制使其难以自立，更要在教育、文化等领域进行侵略，即所谓“文装的武备”，而在当时，实行这种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建立由日方掌控的图书馆。于是，日本先后建立了天津日本图书馆、“满铁”图书馆、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和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一方面搜集有关中国的各种书籍资料，为蚕食、侵略中国做准备，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侵略国对企图进行侵略的国家推广本国的语言，而为了诱导中国人学习日语，在潜意识中接受“日本先进，中国落后”的意识以便于将来的侵略与征服，日本的图书馆一方面大力向中国学者、学生等精英群体介绍日本的科技成就和艺术成果，另一方面大量引进由日文书写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类书籍，这样中国的精英群体为了“学习先进知识”，就必然要学习日语，而各大图书馆趁机开设日语学习课程，这些抱着“求知”的中国精英便成功落入罗网，被日本的文化殖民者所俘获。

资料显示，日资创办的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开馆之初就花费了35000日元订购各类日文科学书籍，而据不完全统计，位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所藏的日文资料94115种，杂志1906种，报纸104种。这些图书馆里规模庞大的日文资料，自然成了中国精英们学习日语的重要理由。

除了用“先进知识”来围猎中国的精英群体，日本文化殖民者还尝试用民间文化活动来博得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后因为日侨急剧增加，遂将在青岛建造神社作为重要任务，并于1919年建造完成了青岛神社。神社完成后，除了接待日人进行神道教的相关活动外，还经常举办各种集会和庆典，并要求当地的中国人一并参加。

某年，青岛神社举办“山东武道大会”，虽然名为“武道大会”，但比赛项目均为剑道、柔道等带有浓厚日本色彩的体育项目，其意图十分明显，除了夸耀武力，让当地中国人生出对日“崇服”之心外，也为了让当地民众对日本产生亲切感，利于进行殖民统治。

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日本为了最终能够征服中国，除了用各种方式大力向中国各阶层人民宣传日本的“先进”“文明”并培养他们对日本的亲近感之外，还特别注意一件事：

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中国的“劣等”以强调日本侵略中国的合理性。

甲午中日战争后，因为看到了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软弱可欺的本质，日本学术界遂开始了对涉及中国历史的“东洋史”“支那史”的积极研究，虽然参与其中的日本学者确实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热衷，本质上还是为了服务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活动，这在日本“支那史”研究奠基者，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的一些“学术观点”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内藤湖南的诸多观点中，除了名声在外，主张把东北地区分裂出中国的“支那领土过大论”和认为中国无法抵御列强入侵所以不如放弃发展国防的“国防不必要论”外，所谓的“文化中心移动论”和“异族注入活力论”的组合无疑是图穷匕见，为日本量身打造的侵略中国的理论了。

内藤湖南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断发生着“文化中心的发展和移动”，其从秦汉时期的黄河流域，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向东南地区移动，并在近代因为“与外国的交通频繁”而到达了曾经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而这样的移动，最终一定会移动到“就接受支那文化而言绝不比广东迟缓”的日本。届时，日本会在成为中国新的“文化中心”时，获得统治中国的“正统地位”，进而获得以“一时应急手段的武力”来征服中国的合法性。既然某些人反复强调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那么由“汉化”的日本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统一中国”又有何不可？

“论证”完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后，内藤湖南还以“异族注入活力论”来反驳类似“异族入侵危害中国”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支那论中写道：“支那的有的论者特别是近来的论者，认为外族的入侵无论如何都是支那的不幸，但实际上，支那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都是因为外族屡屡进行的入侵”，是历史上不断南下的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用自己的“塞北精悍之血”给“衰老的支那民族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一种“非常的幸福”。

既然遭受入侵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非常的幸福”，那么为了给中国人带去“幸福”，日本侵略中国自然是无可厚非的，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诸多指责，也自然是无意义的和不恰当的，内藤湖南还打了个比方，说“为了开垦一大片土地，就要挖掘灌溉用的沟渠，在沟渠中间有大岩石突起，对此可以用斧凿，也可以用炸药爆破。然而能够忘记其目的是在田地中开渠，而断定其目的是在土地上实施爆炸破坏，行吗？”换言之，在他看来，日本侵略中国是“开垦土地”，而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暴力行为，都是“在田地中开渠”而已，将其称作侵略或是军国主义扩张，都是“自我贬损”，是一种“自虐史观”。

✦“开垦”

在日本强大的文化攻势下，民国时期的不少中国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日方的宣传，以至于著名报人任白涛感叹日方的宣传效果令中国人的“良知能陷入麻醉的境地而‘已不知觉’”！不仅在日本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前对其缺乏警惕，在1931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后，仍有一些人甘于为日本侵略者服务。

但是，在现实面前，谎言终究是无力的，随着日本对中国军事侵略的步伐逐渐加快，尤其是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后，越来越多的人醒悟过来，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投身于抗战救亡运动中，即使有一些人执迷不悟，但在四万万中华儿女面前，终究只是少数。

这段日本外务省的过往虽然已时隔近一个世纪，但对于今天的形势却依旧有着借鉴的价值。当今世界，卷土重来的日本右翼势力在“和平”与“友好”的外衣保护下，此类手段更加多样，技巧更加纯熟，伪装也更加到位，这是在如今形势下，我们需要警惕的。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参考资料：

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许金生：《近代日本对话宣传战研究》

王一心：《论20 世纪初日本在华所建四大图书馆的文化侵略功能》

杜光辉：《从神道教看日本对青岛的文化侵略———以青岛神社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