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80年前的新四军，谁不说一声“四爷牛X”_风闻

温伯陵社科人文领域答主240 人赞同了该文章一、

新四军刚成立的时候特别苦。

按照国共两党的合作协议，新四军的军费是每月16.6万元，但是何应钦在中间克扣，改成每月6.5万元。

周恩来说不行啊，这些军费连生活都不够，怎么能打仗呢，必须增加军费。何应钦感觉理亏，才扭扭捏捏的涨到每月8万。

即便如此，还是不够。

国府的军费标准有3个等级，甲等野战师是每月20万，乙等师15万，丙等师10万……也就是说，堂堂新四军的军费，还不到国军丙等师的水平。

没有军费，便不能打仗。

1939年，新四军发展到4万人，但其中2万人没有枪，每次作战都和有枪的同志走在一起，随时准备捡战场掉落的枪。

到了1940年，新四军已经有9万人，领到的军费还是最初标准，人多钱少，日子过得更惨了。

而且国府发军费的时候，不是一次性发给新四军，而是分几次发放，让新四军派车去领。

这就造成新四军领军费的成本增加，往往领到的军费物资，还不足以抵消来回汽油的消耗。

领了个寂寞。

军长叶挺就吐槽国府：

“大家知道这三年当中，别扭误会摩擦，是不断在政治军事上烦扰我们。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是在军需上克制我们。”

日子艰苦就算了，想想办法也能抗日。

但是国府对新四军不放心，1941年初以友军的身份在背后捅刀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细数中国的抗日军队，夹缝求生的新四军，绝对是最苦逼的，可能还没有之一。

二、

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巨大的伤害，但也让新四军迎来新生。

1941年1月，中央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下辖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人。

同时成立华中局和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为书记。

刘少奇和陈毅，成为新四军的军政领导人。

也就在同年，华中局根据中央“独立自主”的决议，命令地方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内，建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

新四军是作战部队，为什么要发行货币？

因为“侵华”期间，日军制定了货币战争的策略，简单来说分三步：

首先向国统区和占领区输入日货，用倾销的方式，给日本国内的企业赚利润，然后支持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规模。

其次是吸纳占领区的法币和美元、英镑，到国统区和上海香港等地套购物资。

最后是印刷假币，投放到国统区套购物资。

换句话说，日本要用中国物资来侵略中国，完成“以战养战”的计划。

据统计，日军共印刷了45亿法币假钞，以购买力来计算，相当于抗战前国府4年的财政收入，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法币做为国府的法定货币，是和美元深度绑定的，货币自主权不在自己的手里，根本经不起日本的折腾，很快就被完残了。

而且随着战争规模升级，国府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但国府的财政税收能力太差劲，不能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

于是国府也不管什么金融稳定了，直接开动机器印钱，造出海量没有物资和黄金支撑的法币，要么发给国军，要么投放到市场上。

战争进行到1939年，国府发行的法币，已经从10亿元暴增到30亿元。此后国府越来越疯，动不动就印钱，截至1944年，国府发行了1890亿法币。

日本和国府的做法，导致中国市面上法币满天飞，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一天不如一天。

同样是100元，可能今天能买一块猪肉，明天只能买半个馒头。

你说国军战士惨不惨，离开故乡保家卫国，到头来连口饱饭都吃不到。

具体到新四军，便是日军和国军用法币来套购物资，有多少“虚假”的法币流入根据地，就有多少物资流到日占区和国统区。

华中局和新四军知道，国府发行的法币已经废了，谁用谁死，必须和法币做切割，才能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

所以才有了“建立银行发行纸币”的命令。

自1941年起，华中局和新四军在根据地内，陆续成立了江淮、淮北、淮南、大江等九个大银行，发行江淮币、淮北币、大江币等货币242种。

虽然货币种类繁多、面值较小，市场信用暂时也不行，但起码有自己的货币了。

陈毅视察江淮印钞厂就说，我们新四军有两个大胖儿子，一个是军工厂，要武装就找军工厂要。一个是印钞厂，要钱花就向印钞厂拿。

4师的师长彭雪枫要成立骑兵团，也拨了3万淮北币做启动资金。

可见新货币在根据地是认可的，用来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基本没问题。

不过和法币切割是止损，想让新货币走出去，并且繁荣根据地的经济，需要扩大贸易范围。

新四军的做法让人叹为观止。

三、

自1941年起，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越来越历害。

日军制定了一系列禁运物资，包括贵金属、粮食、糖、药品、纱布等等，都不允许运到根据地贩卖，妄图用经济手段困死根据地。

而在封锁禁运的同时，日军制造了各种毒品，用走私的方式向根据地倾销。

为了用毒品坑害中国人，日军甚至告诉贩毒的商人，只要卖出去1两毒品，就给10日元的补贴。

这些日本制造的毒品，有的是鸦片膏，有的是针剂，更多是以香烟形式出现的伪装毒品。

这就防不胜防了，有的老乡喜欢饭后一支烟，结果不知不觉就成了饭后一口毒，赛过活神仙。

而且新四军官兵也有抽烟的习惯，稍不留神，香烟毒品就流入新四军了。

于是2师师长张云逸和副师长罗炳辉，找到供给部长胡弼亮，说我们能不能办个烟厂，生产香烟给战士们抽，顺便运到市场上卖。

此外，占领香烟市场，日军的香烟毒品就没用了。

胡弼亮说可以，然后张云逸便批了42元淮南币，做为办烟厂的经费。

说来也巧。

不久后，新四军便攻占天长县桐城镇，那地方有个“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神龙牌”香烟。

“神龙牌”香烟质量不错，但是由于日军封锁，烟厂经营入不敷出，几乎处于倒闭的边缘。

现在新四军来了，烟厂股东便找到部队，诉苦道：“烟厂快经营不下去了，部队能不能拉一把，或者部队入股共同经营。”

张云逸和罗炳辉觉得，可以啊，入股经营总比白手起家省事。

不过“群众烟草”是私人烟厂，新四军不能侵占私人的利益，只能以入股的方式帮“群众烟草”起死回生，顺便学习开办烟厂的经验。

等准备工作就绪，再以“群众烟草”为样板，另外开办属于新四军的独立烟厂。

于是新四军入股桐城镇的烟厂，并且掌握管理权，原来的股东不管做不做事，每年都能得到20%的利润分红，而另外开办的烟厂起名为“新群”，生产“飞马牌”香烟。

为了生产香烟，胡弼亮又买了2台卷烟机、1台印刷机，并且在烟厂分了两套工人系统，那些在烟厂工作的军人是内工，施行供给制，聘请的技术人员称为外工，施行工资制。

至于烟丝，则从定远、凤阳一带采购，也给当地烟农带来一笔收入。

既维护了部队的惯例，又不让老百姓吃亏，军民团结一家亲。

1942年上半年，新四军的飞马牌香烟投产，每天可以生产600条，再过两年又添置卷烟机和切丝机，每天产量达到1200条。

香烟有了，怎么卖又成了问题。

当时市面上流行小刀、大英、翠鸟等品牌香烟，飞马刚上市，大家根本不认识，总感觉是哪里冒出来的三无产品。

于是营业股长刘新民，带着撕掉标签的飞马烟，穿越日伪军的封锁线，到滁洲城请几大烟商喝茶，然后把飞马烟混在小刀、翠鸟等品牌烟中间，让烟商们试抽。

经过一番吞云吐雾，几个大烟商发现，这个没牌子的烟不错哦，口感好，烟灰都是灰白色，说明里面是纯烟草，没有参杂烟梗。

最重要的是，相比其他品牌烟，这种烟的价格便宜。

物美价廉，拿到市场上肯定有销路，几个烟商也能赚钱，这种生意谁不愿意做。

他们和刘新民说，这种烟有多少要多少。

从此以后，飞马牌香烟走出根据地，在国统区和日占区畅销无阻。即便被日军查封也没关系，第2师在烟厂生产出来，换成“大英”的烟盒，销量依然直线上升。

因为烟商们直接到桐城镇订货，烟刚出场就被领走了。烟商们在乎的是烟，以及新四军的品牌信用，至于贴什么标签都无所谓。

烟商们带着烟回到国统区和日占区，找到零售商，打开包装给他们看：“睁大眼，看看里面是什么货，四爷生产的。”

四爷，便是新四军。

做生意到这份上，新四军已经非常成功了，放眼中国商界，能让人不在乎贴什么标签的企业，也寥寥无几吧。

所以自“飞马牌”香烟投产以后，2师的烟厂每月给新四军军部，上交30万元利润，一年下来就是360万，比国府拨款强太多了。

1942年华北大旱，国统区有多凄惨，大家看冯小刚的《1942》就知道。

我党根据地和国府不一样，老百姓受苦一定要救灾的。

陈毅听说华北遭遇旱灾，中央的财政紧张，便给彭德怀发电报，说新四军的物资丰富，可以支援你们。

彭德怀也不客气，那就拿来吧你。

从1942到1944年，新四军陆续汇款3716万元，极大缓解了党中央和八路军的财政危机，而其中1600万元是“飞马牌”香烟的利润。

用香烟来支援革命，你说四爷牛逼不牛逼。

四、

2师的烟厂，只是新四军搞经济的典型案例，其实军部和其他师部，都有不同种类的制造工厂。

比如新四军的军部有卷烟厂、造纸厂、服装厂、毛巾厂、鞋袜厂等等，除了给部队供应以外，还向根据地、国统区和日占区出售。

第3师在苏北晒盐捕鱼，由于食盐产量太大，一度掌握了苏北食盐的定价权。

第7师在繁昌等地开煤矿。

各根据地的制造工厂联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

当然了，在新四军的根据地搞经济，远远不是办工厂那么简单，需要其他的配套政策，制造工厂才能发展起来。

首先是减租减息。

旧社会的农民负担重，每年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田租，属于寻常事情，要是遇到天灾人祸，还得向地主借高利贷。

抗战时期要团结各阶层，不允许和红军一样“打土豪分田地”，于是新四军就在根据地“减租减息”，减少佃农地租的25%，减少贷款利息的20%。

这样就不伤害地主的利益，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双方都挺满意。

其次是废除苛捐杂税。

以往国府统治的时候，各种捐税乱如牛毛，凡是能想到的，国府都要抽一笔钱，甚至有些地方要收茅厕税，老百姓连拉屎自由都没有。

现在新四军来了，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种田也好经商也罢，只要交一笔税款，根据地内就能畅行无阻。

这是减轻所有人的负担，谁不说一声四爷好。

最后是建立稳定的财政体系。

新四军除了自己办工厂以外，还扶持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只要不卖违禁品，能繁荣经济，根据地一律支持。

要是缺钱，还可以申请贷款。

但是所有商业经营活动都要交税，于是商品过境税、进出口税、烟酒税、营业税、屠宰税等税种，也成为新四军根据地的经济来源。

以上做法看起来复杂，其实和国府相比，已经是“简政”了，人们非常满意，苏北士绅韩国钧就说：

“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中央大仁大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我84岁的老头子，不是共产的，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及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日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

这就是新四军挣到的民心。

第7师更牛逼，硬生生在日军和国军的封锁中，开辟了汤家沟自贸区。

第7师是皖南事变后成立的，原始部队只有2000人，属于一支不起眼的抗日小部队。

到了1943年，虽然部队人数有些增长，但经过日军扫荡，第七师的皖江根据地经济凋敝，连每天5分的菜金都发不出来。

政委曾希圣和同志们研究发现，上海的粮食价格是根据地的3—4倍，根据地工业品的价格是上海的3—4倍。

那能不能打通皖江根据地和上海的贸易，用根据地的高价粮食，换上海的低价工业品？既能平抑物价，还有利上海和根据地的人民。

经过研究，大家都觉得可以。

皖江贸易总局领导的汤家沟自贸区，就在1943年成立了。

为什么要选汤家沟呢？

因为地理位置优越。

安徽省无为县有汤家沟、二坝、三宫殿、裕溪口等商埠，但现在裕溪口被日伪军占领，二坝紧邻日伪军的屯兵地，三宫殿不通水路。

而汤家沟的北部是皖江根据地和第7师，东部是新四军第2师，西部是新四军第5师，南部是浩荡的长江。

除了汤家沟，长江两岸没有搞经济的地方了。

那就搞吧。

汤家沟自贸区成立以后，皖江贸易总局在汤家沟成立“集成商行”，局长蔡辉亲自任总经理，聘请知名商人沈济民做经理，同时吸纳民间资本，开办“裕民号”和“正大号”，官民合作共同经营。

“集成号”专门做战略物资的贸易，垄断出口根据地的粮食、油、棉、麻、烟等物资，进口食盐、布、军需品和工业品等等。

这些物资里，凡是紧急军用的，“集成号”马上调拨给7师供给部，7师留下自己用的，其他兄弟部队有需要，也可以马上支援。

而“裕民号”和“正大号”，则聘请民间商人做经理，专门经营五金、百货等民用商品，然后利用民用商业渠道，购买粮食和油等军用物资，给“集成号”送去。

三家商号在皖江贸易总局的领导下，同气连枝共同进退，很快便成为长江两岸的重要商业力量。

汤家沟自贸区，也繁荣起来，每天来往的商船不断。

周围百十里的商人发现，怎么每天有商船到汤家沟啊，肯定有的赚，那我也得赶紧去啊。

于是短短3个月时间，大江南北的商人都来汤家沟做生意，开办了米行、盐行、百货行、钱庄等店铺，常住人口达到数千人。

他们交易的媒介，便是大江银行的大江币。

虽然人口增加生意繁忙，但就像前文说的，汤家沟的管理很完善，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欺凌霸市，如果没有数十里外的日伪军，简直就是太平年景。

所以汤家沟也被人称为“小上海。”

开办汤家沟自贸区的1942年，皖江根据地便上交军部749万元，到1944年，皖江根据地的财政收入达到6000万，分批上交军部1400万。

有次第5师财政紧张，军部命令第7师支援一下，师部二话不说，便给第5师拨款5000万元。

真豪啊。

而有了充足的财政收入，第7师也从2000人发展到3万人，成为立马长江的富七师。

隔壁的国军和日伪军，眼红的不行，打心底里佩服四爷。

五、

到了抗战后期，日军已经打不动了，处于崩溃的边缘。

日本是极度缺乏资源的国家，如果依赖国内的资源，日本根本没有实力发动侵华战争，所以日本侵华初期的工业原料，大部分向美国买。

是的，美国给蒋介石援助让他抗日，还给日本卖资源让他侵华，不管结果如何，赚的都是美国。

但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把资源供应链给断了，日本想在中国抢资源，可出产资源的中国农村，基本被八路军和新四军占了。

这样一来，日本就尴尬了。

说日军是侵华部队吧，没有粮食和石油钢铁的支持，日军便不可能在战场取胜，让日军撤回国内吧，日本军部又不甘心。

日军总要活下去，怎么办呢？

坚持到1943年，日军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和控制山东农村的八路军商量，能不能卖给我们些粮食和油料啊？

山东八路军也不客气，没问题，你们用枪支弹药来换。于是日军成了山东花生油的最大客户，最多一次交易给八路军30万发子弹。

这就叫日本送给八路军子弹，让八路军抗日。

日子过的惨淡极了。

华北日军坚持不住，江南的日军也坚持不住，新四军等来了大客户。

1943年，日本准备向华中增兵40万，但是没有粮食，便给南京的汪伪政府下筹粮指标，并且在上海成立“登部队”筹粮。

日本觉得，两手抓肯定没问题了吧？

其实问题大了。

南方的苏皖产稻区，基本被新四军占了，秋收后通过汤家沟南岸的芜湖，出售到长江沿岸地区，日军和汪伪政府想筹粮，只能到芜湖。

于是汪精卫任命汪子栋，做为“筹粮委员会”芜湖分社的社长，日军“登部队”派楠木为顾问，让他们到芜湖想办法搞粮食。

汪子栋和楠木能有什么办法，愁的要死。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党的地下党员听到消息，马上汇报给蔡辉，蔡辉又分析了各方面汇总来的情报，觉得这两人可以谈谈。

蔡辉分析的没错，苏皖地区的粮食都在新四军手里，日伪不想谈也不行。

蔡辉通过合作商人杨大炎，约汪子栋见一面，汪子栋为了完成筹粮任务，也同意见一面。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汪子栋坐船到汤家沟，和蔡辉达成交易协议：

新四军出售大米、烟草等物资，日伪以布、盐、糖等物品购买，但每次交易必须有30%的军用品。

两人一拍即合，初次交易都很满意。

新四军输出了过剩的物资，换来急需的军用品，汪子栋和楠木完成筹粮的任务，日伪军也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存，可谓是皆大欢喜。

随着交易持续进行，交易内容也不断扩大，最终蔡辉和汪子栋约定，以后交易过程由“集成商行”和“利记粮行”完成，每次交易新四军出70%的粮食和30%的山货，日伪则需要出30%的雷管火药等军需品，30%的钢材机床等工业品，40%的药材食盐等日用品。

给新四军输送武器装备，日军是知道的，但是那又怎样，不给武器就要饿死。

日军没得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也就是说，日军为了新四军的物资，亲自把封锁禁令给撕碎了，而且新四军和日伪交易时，乘坐日本产的轮船和汽车。

新四军和日伪军一起抗日，你说四爷牛逼不牛逼。

六、

抗战胜利以前，粟裕曾做过一次报告：

“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大家过得好，不是主张个人特别享福的。现在我们大家生活算过的很好，全国都比不上我们。可是还有些同志不满意，要求改善生活。”

粟裕的本意是批评部队铺张浪费，但从他的言辞中也能看出来，新四军的日子很不错，全国都比不上他们……

正因为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新四军才能在八年期间，作战24602次，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人，地方部队近10万，此外还有96万民兵。

可以说，新四军才是江南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

原本驻芜湖的日军司令吉村和新四军说好，马上向新四军投降，但驻华日本总司令岗村宁次和蒋介石商议之后，不允许江南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必须等国军来受降。

日军司令吉村不愿意了，我们只服新四军，怎么还不允许投降呢？

不过军令如山，他也没办法。

吉村和楠木商议，回日本之前，要给新四军一批武器弹药，要不然感觉怪不好意思的。

于是楠木通过以前的贸易渠道，陆续给新四军送去100多吨的物资，包括轻机枪、弹药和衣服。

这番动作，和范伟的经典台词似的：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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