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毛泽东发现：人生所经历的所有弯路，没有一条是白走的！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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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对于共产党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对毛泽东来说也是永生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的1月15--17日，长征中的红军在占领遵义后，立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否决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之后，面对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及各路军阀，毛泽东巧妙的指挥红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法，接连上演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好戏。

“四渡赤水”发生于1月19日--3月22日，“强渡大渡河”发生于5月24--25日，其中任何一个细节都足够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但最终红军还是跳出了重重包围……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史称“懋功会师”。此时，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最磨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谁知一场“党内分裂”的危机却正在逼近……

会师后，在“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这个问题上，党内出现了重大分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的意见是“北上”，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的意见是“南下”。在“两河口会议”中，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方案，却又心存不甘，从中作梗。

后来，张国焘竟在卓木碉一个喇嘛庙的会议上宣布“另立中央”，并叫嚣着要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与“本本主义”的博古不同，张国焘是个极其强硬的实力派：他是党的元老级人物，资历比毛泽东深，地位比毛泽东高，实力更比毛泽东强。连后来的开国上将许世友都说：“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最后，红军被一分为二，毛泽东带领一支队伍北上，张国焘带领另一支队伍南下……之后，由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却遭到了刘湘、薛岳共20多万大军的猛烈围攻，南下以失败告终。

与张国焘的这一次博弈，确实是毛泽东极其吃力和磨难的经历，连他自己都将这段时间称为“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但最终还是胜出。

……

1935年，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了毛泽东一生之中的分水岭，在“遵义会议”中他取代了博古，重新获得了红军的指挥权；在“懋功会师”之后，他又在与张国焘的博弈中胜出。

自此之后，再也无人可撼动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人地位。

为什么历史没有选择博古、张国焘成为领导人？是巧合吗？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1935年时的毛泽东，而不是1935年之前的毛泽东成为领导人？是巧合吗？

那么，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人成为领导人？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答案也许有千万个，但本文仅从三个维度进行探讨：能力能不能匹配、对组织是否足够忠诚、班子是否团结得好。

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回归那段岁月，对比一下毛泽东、博古和张国焘三人在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三人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进而发现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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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的经历。

在湖南师范读书时，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好友蔡和森经常讨论国家大事，有一次却因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

久乱的中国，究竟应该振之以猛，还是应该予以生路？

二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于是只好找到老师杨昌济，让他答疑解惑。杨昌济耐心听完来龙去脉之后，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却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介师范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已，你们在救国救民之路上，做过哪些实事？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深刻的了解吗？”

也许连青年毛泽东自己都想不到，老师的这句话对他之后的人生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正是老师的这次教诲，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实践，只是在书本上找答案，是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也许，老师的这次教诲，以及青年毛泽东的这次深切感悟，就是后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著名论断的雏形。

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实践和调查，并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关于农村调查》等关于社会调查的文章。

当然，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求学时期是1921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并未成立。假设共产党已经成立了，彼时的青年毛泽东就能立即成为领导人吗？显然不能！

不得不说，彼时尚在湖南师范读书的毛泽东、蔡和森也缺乏社会实践，看问题有些“本本主义”。

再来看看“遵义会议”上另一个主角--博古的经历：

博古原名秦邦宪，在入党前一年，他一直从事写作与编辑工作，在家乡江苏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1925年10月，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一年依然从事写作与编辑工作，编辑《无锡评论》。

1926年，博古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毕业后留校工作。

1930年，博古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

1931年4月，博古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

1934年1月，博古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负责人。

1931年9月--1935年1月，博古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

年仅24岁就能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样的年轻记录，恐怕在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打破了吧？凡事都有两面性，年轻一方面意味着“年少得志”，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缺乏社会阅历”。

如今，我们一提起博古就会想到“纸上谈兵”、“本本主义”等词语，但不要忽略一个事实：他刚刚执掌中共时毕竟只有24岁，“遵义会议”召开时他也年仅28岁。

在20多岁如此年轻的年龄，谁有足够的能力执掌中共？谁可以在危难时刻稳住大局？

没有任何人！包括20多岁时的博古，也包括20多岁在湖南师范求学时期的青年毛泽东。

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敬仰他、爱戴他，但不能像“拜神”一样盲目崇拜。

共产党人是信奉“无神论”的，毛主席也不是“神”，更不是“一路开挂”，说他在20余岁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稳住大局，这反而更符合人的成长规律，更能显示出伟大领袖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

前文说道，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衡量成为一个组织、一个团队领导人的标准：能力能不能匹配、对组织是否足够忠诚、班子是否团结得好。

显然，“遵义会议”时年仅28岁的博古至少有一个条件不符合要求：能力不能匹配！

不管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之时，还是在“湘江战役”之时，博古和李德都进行了错误的指挥，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事实证明，1935年的“遵义会议”之中，历史并没有选择博古继续成为红军的领导人，这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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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博古，张国焘的能力则是足够强，有足够的社会实践。

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的官绅世家，父亲是为官的，同时经营钱庄，张家生活富足，家世显赫。张国焘是家中长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

用现在的话说，张国焘既是“官二代”又是“富二代”，自一出生开始就有着非常强烈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比身边人都要高出一个头。相比而言，毛泽东出生在封闭的韶山冲，一开始只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石三伢子”。

青年时期的张国焘“少年得志”，甚至可以说是“一路飙升”。相比起来，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还真的远不及张国焘。

1919年，年仅22岁的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时成了北大的学生领袖，从那时开始就走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而彼时的毛泽东还在北大图书馆当着不起眼的管理员。

1920年，年仅23岁的张国焘就成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3位发起人之一，他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指导工人运动；而彼时的毛泽东刚回到湖南，当教员。

1921年，年仅24岁的张国焘成为了建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同一个会上，毛泽东只是记录员。

1922年，年仅25岁的张国焘就代表中共前往苏联，成为了中共惟一一个见过列宁的人；而这时候的毛泽东，仅仅只是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3年，年仅26岁的张国焘就代表中共，领导发动了京汉铁路大罢工；这一年，已经30岁的毛泽东第一次从湖南调往中央工作。

1927年，年仅30岁的张国焘就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这一年选择离开大城市，到农村去钻山沟。

1928年，年仅31岁的张国焘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在井冈山打游击。

1935年，年仅38岁的张国焘就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人；毛泽东则刚刚通过遵义会议进入红军领导层；

……

据老一辈人回忆，张国焘确实有很强的能力并会耍政客手腕，非常擅长组织“工人运动”，再加上资格老，曾获得不少人尊重，且长期在党内居于高位。

他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可他对组织的忠诚度呢？

1949年解放后，公安部门在清查旧北京警察局敌伪档案时，意外的发现了张国焘当年叛变的文字材料：

1924年，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被北洋军阀抓捕，然后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并表示悔过，还供出了李大钊的活动和不少组织秘密，此次政治变节虽被他长期隐瞒……

1927年，李大钊同志被捕，并牺牲于反动军阀的绞架之下……不得不说，张国焘的秘密叛变间接害死了李大钊同志。

只可惜，这些档案是在建国后才被发现的，如果1924年张国焘叛变时，档案就能公之于众，那么李大钊同志可能就不会牺牲了……只是，张国焘长期隐瞒其叛变行为，他对党组织并不忠诚，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同志，损害党的利益！

这也难怪，这与张国焘的出身环境、成长经历息息相关，看他过去一系列“骄人”的成绩单，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心高气傲”、“好大喜功”之人，将党的一系列成绩归为自己的功劳，将个人的权力欲望凌驾于组织之上！

既然如此，1935年张国焘搞分裂、建立“第二中央”等一系列灾难级别事件的发生，真的是偶然事件吗？

绝不是，这是他的本性使然！

年轻时期一路顺风顺水，受娇受宠并创造一系列“耀眼”的战绩，这样的经历很难让人不眼高于顶、耐得住不同意见、受得了挫折。

相比而言，毛泽东的成长经历就坎坷许多了！

从1921年建党开始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多次被排挤、被打压、被误解，甚至是被开除，他曾经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还是继续坚持革命。

最严重的一次，连毛泽东自己都回忆说：

“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还好，脑袋没被砍掉”这句话的意味到底有多重？当时毛泽东究竟经历了什么侮辱、逆境，甚至绝境？我们细细品味……通过这一系列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

若说毛泽东青年时期什么要比张国焘更多，那就是挫折更多、受辱更多、磨难更多、受排挤更多、不同意见更多！即使这样，毛泽东依然坚持革命，他对党的忠诚度可见一斑！

1935年，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张国焘，而是选择了毛泽东成为了红军的领导人？是巧合吗？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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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对比一下1935年之前的毛泽东，以及1935年之后的毛泽东。

前文已说过，在湖南师范求学之时，青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出现一些争论，并受到了老师杨昌济的教诲，有了深切的感悟。随后的若干年时间里，他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实践和调查，对中国社会现况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为他日后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还不够，当年青年毛泽东与老师杨昌济的这次对话里，还有后续的伏笔……

当时，老师杨昌济表示他也不知道答案，甚至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答案，这也不要紧，虽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他可以为毛泽东指出找到答案的路径--读一读胡林翼的书。

毛泽东翻开一看，有一段话让他印象深刻：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矢志不渝地去探索去追寻，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得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才可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对于彼时的中华民族来说，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得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之时，才会有路可走；对于个人的成长来说，不也是如此吗？

道理谁都懂，但做起来实在太难了！毕竟改变自己实在太不容易了，这需要经历极大的痛苦，很容易半途而废。因此，若有一个人极大幅度的改变了自己行为习惯，那往往是因为他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直至逆境、磨难甚至绝境。

严酷的环境，会逼着一个人改变自己！

从1927年“秋收起义”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毛泽东极其痛苦的时期，也是他凤凰涅槃的时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一而再、再而三的面对着同样的痛苦：

我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团队不执行啊，还排斥我。

1927年的“秋收起义”没有攻下大城市，失败后毛泽东立刻调转方向，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个决定无比正确，这也是毛泽东经过大量的社会实践和调查得出的结论。原因很简单--

我们的“朋友”聚集在农村，而“敌人”聚集在城市。如果去攻打“朋友少敌人多”的城市，这不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吗？“秋收起义”的失败已经证明“攻打城市”的战略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应该将战略重心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

可在当时很多共产党员看来，毛泽东这是公开违抗命令，是逃跑主义。

于是，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当时党中央让湘南特委一个叫周鲁的特派员传达决定，但周鲁到井冈山时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记了，居然误传为“开除党籍”。

史册上并没有记录毛泽东听到自己被“开除党籍”时的内心活动，但我们一定能感受到他的委屈：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为什么还要如此排斥我？

事情还未结束，同样的情况在后面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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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朱德、陈毅等人发生分歧，核心是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或者说就是军队指挥谁说了算、怎样说了算。

接下来，红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否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军思想，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撤掉了他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由陈毅当选为书记，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让下级夺了权。

之后，毛泽东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去地方指导工作。

此时的毛泽东又是一肚子怒火：我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形成的，不是拍脑袋形成的，为什么你们不听我的，还排斥我？

直到后来红军连连吃败仗，以及中央的“九月来信”之后，朱德等人才意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立刻派人将毛泽东请了回来，让他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回来后，立刻召开了“古田会议”，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事实证明，“党指挥枪”的原则确实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正确的意见得不到周围人的肯定呢？

这还不够，几年后类似的事再次发生。

1931年4月，以博古为代表的“流苏派”来到了瑞金，随后“洋顾问”李德也于1933年9月来到了红军，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随后，毛泽东经历了3年多的人生低谷……

在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被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毛泽东接连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和批评。

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毛泽东再次爆发了胸中的怒火：“我的意见才是正确的，这是我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实践和调查才得出的结论，为什么不听我的？”

发怒归发怒，还是没啥效果，确实没几个人听他的。

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留苏派”彻底推翻了毛泽东过去“游击战”的做法，转而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使用了“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的做法……

最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极其惨重，这也使红军将领们彻底对博古、李德丧失了信心。在随后1935年1月15--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才重回中央领导层。

在经历了万般磨难之后，历史终于峰回路转，于1935年选择了毛泽东成为了共产党的领导人。

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自己这些低谷时期时，也无限感慨：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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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历史在毛泽东、博古和张国焘三人之间徘徊，最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自此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带领人民走向伟大解放之路的领导人。

为什么历史没有选择博古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呢？答案很简单：能力不****匹配。

说得再深入一些，20余岁的博古没有足够的社会阅历，没有经历足够的磨难，注定资历尚浅。

只要是打娘胎里生出来的普通人，在20多岁的年龄，又有哪个有足够的能力执掌中共呢？20多岁的青年博古不行，20多岁的青年毛泽东也不行！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年轻时，如果我们较早能吃一些苦、遇到一些挫折，甚至遭受一些磨难，这是好事。

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年轻时所遭受的一系列磨难，会成为后来的宝藏。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受到老师杨昌济教诲之后，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实践和调查，这是他在年轻时早早就打下的基础！

后来，毛泽东又长期承受了一系列的黑暗和磨难，在艰难困苦中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当他在“遵义会议”中终于获得了“天降大任”时，已经42岁了。

为什么历史没有选择张国焘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呢？答案很简单：心术不正，对党组织没有忠诚，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论能力、论威望、论稳住大局的能力，张国焘都有足够的底气。但是这种能力一旦用错了地方，就会为党带来毁灭性的损失。

在顺境时，所有人都是“一片祥和”，可在逆境甚至绝境之时，在“整体利益”与“一己私利”之间必须做出选择之时，一个人的本性才会暴露无疑。

张国焘在逆境时选择了“分裂党”、建立“第二中央”，而毛泽东在逆境时选择了“忍辱负重”、“忠诚于党”，这就是二人的区别，也造就了二人随后截然不同的命运！

那么，为什么历史没有选择1935年之前的毛泽东，而是选择了1935年之后的毛泽东成为了中共的领导人呢？

因为1935年之前的毛泽东还未充分意识到“团结班子”的重要性！

这就需要从他长期以来关于“我的意见是对的，可为什么团队排斥我”的困惑说起。

一方面，要想获得正确的意见，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实践和调查，这一点毛泽东做得很好，在青年时期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要想获得团队的支持，就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真正团结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味的驳斥他人，发表自己的“正确意见”。

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意见才是正确的，尤其在争论过程中，越是争论，各方就越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是人性使然。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1935年之前的毛泽东经历的一切黑暗和磨难，也不完全是别人的错误。

自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他带领工农红军上井冈山开始，就没有跟彼时的党中央商量，而是凭自己的判断。当然，这里面还有“通讯方式不发达，难以及时沟通信息”等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来讲，毛泽东的决策却与党中央的意见是相悖的。

虽然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可在党中央看来，他这是不服从命令，一意孤行！

在随后的多次沟通中，毛泽东确实经常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发表意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决策是正确的。可偏偏，他当时采取的沟通方式却比较“一根筋”，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很多次，毛泽东的倔脾气一犯，态度就开始强硬，说话的口气也不好，不管是在与朱德、陈毅等人讨论“党指挥枪”的政策时，还是与“留苏派”讨论红军的战法时，根本不讲究沟通方法，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哪怕得罪人也在所不惜。

长此以往，周围的人就对他进行了孤立。当他处于低谷时期时，却没有几个人愿意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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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甚至绝境时期的毛泽东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想起了过去的时光，老师杨昌济给他推荐了胡林翼的书，里面有一段写道：

“需要经历重重磨难，只有碰得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之时，才会有路可走……”

是啊，组织里要“团结班子”，道理早就懂了，可行动起来真难啊！尤其是要改变长期以来的习惯，真的太痛苦了！

只有在磨难之时，只有在碰得头破血流之时，只有在山穷水尽之时，才是自我革命之时！

自此，毛泽东实现了“凤凰涅槃”，他学会了团结大多数！

1935年的“遵义会议”之时，重新获得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一意孤行，他在危难时刻“团结班子”，征询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在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跳出了包围圈。

同样在1935年，在面临张国焘搞分裂的行为、建立“第二中央”的时刻，毛泽东再次“团结班子”，获得了中共领导层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在与张国焘的艰难博弈中胜出！

若是在1935年之前，恐怕毛泽东未必会意识到应该这么做，如果他依然以“一意孤行”的态度来处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及“张国焘分裂中央”等重大事件，那么历史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转折，真的很难说！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1935年时的毛泽东，而不是1935年之前的毛泽东？这并非偶然！

自此，毛泽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带领人民群众从苦难走向了辉煌！

1935年时，毛泽东终于发现：一切都是刚刚好！

年轻时过早成名未必是好事，要么就会像博古一样“本本主义”、稳不住大局，要么就会像张国焘一样狂妄自大，最终一败涂地！

年轻时所付出的一切未必会马上得到回报，就像是他曾经做的大量社会实践和调查，在当时看来没什么用，但到了一定时间时，会变成巨大的财富！

年轻时受到一些磨难未必是坏事，毕竟年轻就是本钱，只有在山穷水尽之时，才会实现人生蜕变，形成全新的生命之路。

人生所经历的所有弯路，没有一条是白走的！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