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伟大的悲剧”与“鸿门宴”_风闻

“伟大的悲剧”与“鸿门宴”

金新

       茨威格与司马迁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作家，盖因传记写作共同癖好，盖因《夺取南极的斗争》之“伟大的悲剧”与《项羽本纪》之“鸿门宴”关系“风马牛相及”，使之“同步”于拙文。文章题目似完全可以“‘绅士’与‘流氓’”来替而代之。

      设立在南极南纬90°的科学实验站取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是为了纪念人类历史上最早到达南极点的两名科学探险家──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斯科特。

      为了“去争取国家的荣誉”，一个多世纪前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斯科特进军南极探险。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阿蒙森有幸捷足先登，斯科特则晚了将近五个星期。历尽艰险到达极点，等待的却是胜利者阿蒙森留下的国旗和信件，并要求他这个失败者为其完成的业绩作证，而斯科特居然接受了这项最冷酷无情的任务——“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绩作证，而这一事业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

       在千万年或曰太古以来人迹未至的南极点，斯科特尽可把阿蒙森的所有痕迹轻易抹去，稍作伪造，谁先踏足就将成为一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世纪悬案。

       然而，斯科特注定不会，因为斯科特是“绅士”，不是“流氓”。

      天朝的刘邦与项羽早在公元前便共同活生生地为“流氓”定了义项。

      中国是一个盛行“鸿门宴”的大国，“WG”实在也是一场农民革命的深入演绎。

      十分敬佩茨威格的独特视角。他没有着笔于阿蒙森的胜利和斯科特的失败的原因：“前者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制订计划，后者则凭推理设想来制订计划。阿蒙森断定，人的体力和西伯利亚矮种马都无法抗御南极的严寒，惟有北极的爱斯基摩狗才能在极圈拉着雪橇前进，于是他用了20条膘肥体壮的狗胜利完成了去南极点的往返路程。而斯科特则主要用西伯利亚矮种马和少量的爱斯基摩狗，结果，狗跑掉了，矮种马冻死，使这支队伍过早地接受了严峻的挑战，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只能靠人拉雪橇前进。这样前进的速度就大打折扣，遭受灭顶之灾也就成为必然了。”

       茨威格在《夺取南极的斗争》里对这些科学问题略而不谈，而是用饱含深情的文学笔触详述了一个“伟大的悲剧”，从人类征服自然的崇高悲壮精神的角度来塑造具有强烈责任信托感的“绅士”形象。

       司马迁就相形见拙多了。

      《项羽本纪》主要凭借“鸿门宴”表现项羽优柔寡断或者心不狠手不辣的性格悲剧：“因为击败秦的主力，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所以入关后一听说先入咸阳的刘邦‘欲王关中’，触犯了他的尊严，立即决定进攻；而在获悉刘邦‘籍吏民，封府库’，等待他来处理，便放弃了进攻打算。更由于自矜功伐，他不把刘邦视为主要对手，不想在席间杀死他，而刘邦又注意维护他的尊严，使他动了‘不忍’之心，对范增的多次暗示‘默然不应’，对项庄、项伯筵间舞剑也不表态。这种‘不忍’之心甚至使他对樊哙采取了格外宽容的态度：樊哙没有资格与会，本可以叱出，但他理解樊哙的心情，反而赐酒。樊哙陈词，虽有指责的话，但又把他看得比怀王更高，有‘求赏’之意，都合乎他的心理，他内心有愧而‘未有以应’，于是优礼有加，赐樊哙坐。自矜功伐而又‘为人不忍’，虽一时成功，最后终不免于失败。”

       同是写失败者，体现其许者人格与精神，由于作者之人格与精神的差异，认同感及其本质揭示是何等迥然。

       一个崇尚“成王败寇”的国度是很难产生茨威格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良知作家的。纵然宫刑让司马迁有了点所谓的“人民性”，《史记》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学者龚明德日前在《太原晚报》“语文”专刊上作《铁凝<伊琳娜的礼帽>检读》一文，说是“幸得的一册 《人民文学》是2009年第3期，头条位置就是（最近）在浙江富阳荣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之‘短篇小说奖’的铁凝一万字的《伊琳娜的礼帽》。‘郁达夫故乡’的官员们太心急，他们要把富阳弄得更热闹，就大手花钱买‘人气’。铁凝这一万字的《伊琳娜的礼帽》仅奖金就是十万元人民币，招待费、机票和礼品开支也不会是几千元小数可以打发的。叹叹，叹叹……”

      龚教授应该清楚，“‘郁达夫故乡’的官员”是些作家官员。

      翻开浙江作协寄赠的2011年第1期大型文学月刊《江南》杂志，至封三，中云：“颁奖典礼当天，举行（“举行”与后之“论坛”动宾搭配不当）了题为‘江南遇到郁达夫’首届郁达夫小说奖论坛，对‘文学奖项的公信度与生命力’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不知获奖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了些什么？

      不过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铁主席都是不便或不宜说的，官办性质之中国作协之下属单位浙江作协一定会非常体贴地安排很多衣着具有“绅士”风度的作家前来旁征博引“文学奖项的公信度与生命力”，否则亦太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抑或“隔壁阿三没有偷”了。

      想到了浙江打工者出生的作家李利忠的新书《是什么让我们嚎啕大哭》。

     “是什么让我们嚎啕大哭”？

       李先生未赐“墨宝”，没有看过，不知道！

       臆想倘若真的“江南遇到郁达夫”，郁达夫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作家会如何？

      看到亟需“文化‘救赎’”之文学界现状，他肯定会嚎啕大哭以致痛不欲生！

      “英国人爱德华·伯曼在他的《绅士生活》一书中为我们梳理了‘绅士’精神的源流：古代的骑士为他们君主的利益在战场拼杀，忠心耿耿，但在战场之外，骑士的生活又充满浪漫，他们向淑女求爱，向恶徒拔剑，怀着一颗兼济天下的心，奔走四方。1413年，英国国王亨利五世颁布一则申报财产的规定，文中第一次用了‘gentleman’（绅士）这个词，其所指，就是骑士家庭里的年轻男人们。自此，‘绅士’也逐渐脱下骑士们那厚重的盔甲，成为一种独立的人格品质。”

      一个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品质”之作家只能是“弄臣”，只能“是宫廷中唯一享有言论自由的人”，只能羞羞答答奢谈“文学奖项的公信度与生命力”。

       刘邦曾说过：“我是流氓，但张良、韩信为我所用。”

       刘邦有刘邦的“流氓”式坦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