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大何以非偶：郑国霸业背后的外交对策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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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国注定只能采取智谋上的较量而不是绝对实力上的抵抗。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回应”模式的理论，大意是说在华夏文明面对外来冲击，尤其是当步入近代受到西方的影响时，会有一个基于自身固有体系下的回应。这种回应在进行一系列的改变以适应新局面的同时，又保留原有传统中象征着文明本源的内核，以确保华夏文明的独立性，这种“冲击－回应”模式，实际上就是我们数千年文明得以留存至今，却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我们审视整个春秋历史的发展脉络时，这种“冲击－回应”模式依然可以简单地套用。西周王朝所打造的实际上是一个微缩版的华夏国际，当维系着这个华夏国际的宗法制度崩溃后，受到冲击的绝不仅仅是拥有至高地位的姬姓天子嫡脉，依赖宗法制设立政治规则以稳定自身地位代代传承的各诸侯及士大夫们也同样失去了自己天然的法统正义性。对他们来说，没有了周天子这个终极威慑，力量强大的诸侯国固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意图扩张领地和掠夺人口，但弱小的诸侯国得以在政治和军事举措上失败后也能有所缓冲的生存土壤也被清理拔除，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裂，弱肉强食的现实被铺展开来了。

　　春秋早期各诸侯国疆域示意图，来源必应

　　在新形态、新情况下，如果某个诸侯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意识到，新时代的冲击具备何等能量，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对其回应，转变应对模式，那么这个国家才有可能从众多列强中脱颖而出，占据最有利而成为强国。

　　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最先做到这点的，既不是老牌大国齐，也不是传统强国晋，更加不是南边那个游离华夏秩序外的所谓蛮夷的楚，而是一个享国日浅，且位居四战之地的中等国家郑国，完成转变与应对的是郑国的第三代君主郑庄公。那么，为什么是郑庄公？他和他的郑国又有着那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勃兴的邦国

　　宣王的谋划与郑国的建立

　　父亲是推行强力改革，结果丢失天子之位的厉王。哥哥是被视为“王室中兴之主”的宣王。郑国初代国君郑桓公姬友，在两位血亲的光芒映衬下，显得非常默默无闻。但是在西周后期政局动荡，天子与诸邦国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姬友，为何会被雄才大略的宣王册封为诸侯，难道仅仅因为是兄弟身份的缘故吗？

　　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郑桓公被封为诸侯的时间点很值得玩味：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

　　——《史记·郑世家》

　　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如果我们去查阅《史记》等权威史书，会发现宣王中兴的大部分成果几乎都在二十二年之前完成，包括军事上的进击戎狄，政治上的复兴礼制，外交上的会盟诸侯，可以说在宣王的四十六年执政时间，只有前二十二年才能作为有效统治期。

　　周天子册封，历来都是在内外政局稳定，天子权威得到充分认可的情况下才会施行，而宣王自以为自己的二十二年执政，已经实现了前几任天子所不具有的成功，那么在这个时候让自己的弟弟作为新的封国国君，作为鉴定他政治成果的风向标，对自己威望是一种全方位的巩固和仪式性的认可。否则，则起到试金石和的作用，能够看出来究竟是哪些人在对抗自己的执政方针和改革举措，借机对这些人进行筛选和清理，可谓是正反两面都有好处的完美谋略。

　　另外，在西周诸代天子更迭中，厉王的倒台是最不体面的。他并非死于王室内部的政治斗争，而是遭到卑微的平民，即“国人”联合起来驱逐，在“国人暴动”的这场危急中，厉王仓皇出逃到彘地。宣王则被重臣召公用自己的儿子以身相替，才侥幸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史记·周本纪》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宣王，很难对除自己血亲以外的诸侯和僚属有什么信任感和安全感，他一定非常清楚地记得厉王在被国人暴动驱逐时，那些分封多年的所谓“姬周宗亲”“王室近臣”几乎都在作壁上观，没有人主动出面援助。因而对于这些人，宣王在表面团结之余，想办法进行遏制和打击才是符合他心理和王室根本利益的举动，这点推测也绝非是空穴来风，宣王统治中叶的主动干涉鲁国内政，不顾嫡长制度强行立鲁懿公为君这一事件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对于那些实力更强、威胁更大的诸侯，宣王自然会采取更多手段，将弟弟分封到郑恐怕也包含了这个因素。郑地在今天的陕西华县一代，非常靠近强大的晋国，晋国实力的飞速增长已经让数代周天子感受到不安。宣王让自己的弟弟姬友在晋国周边再建立一个新的藩国，就像钉子一样嵌到晋国的扩张版图中，从而威慑晋国，令其收敛。

　　另外，这个地区周边的戎狄异族也数量众多，在宣王的预想中，弟弟也可以通过讨伐这些异族获得于晋国相似的力量积累，在威慑晋国的同时，又可以为王室开疆拓土，是个一举两得的考量。

　　就这样，郑国被册封和建立了起来，而周宣王统治时代，郑桓公也确实安分守己，尽心尽力地为哥哥效命，终宣王一世，根据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和《清华简》记载，桓公多次率军击退入侵周王朝北方边境的猃狁部落，展示了自己出色的军事能力，而上文提到的 “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也从侧面印证了桓公同样拥有杰出的政治才能。

　　然而这一切在宣王死后，幽王统治时代发生了变化。

　　扩张与振兴

　　桓公的内迁与武公的开拓

　　幽王继位后，桓公被册封为王室的司徒，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土资源局局长和民政部长。成为了周王室内部的重臣，然而根据《史记》记载，这个时候的桓公反而更加忧心忡忡：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

　　——《史记·周本纪》

　　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襃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

　　——《史记·郑世家》

　　这话的可信度实际上只有二分之一，幽王重用奸臣，宠信褒姒固然是事实，但是在早期这些表现并不明显，而桓公之所以会忧心忡忡，其实跟所谓的“忠勤国事”关系也不大，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自己的封国郑国此时在领土扩张和国家安全方面双双进入了瓶颈：领土上，邻近地区的戎狄已经被清理得差不多干干净净，但是所获得的人口却显得寥寥无几，甚至出现了领土广但没有有效人口控制的情况；国家安全上，桓公发现晋国的雄厚实力的确不是自己拼命发展就可以与之相比的，反而是晋国对郑国所拥有的人口土地，一直以来都虎视眈眈，哥哥宣王在世时晋国尚且对天子的威权有所畏惧，但是当侄子上台后，一幅享乐主义的做派让天子的权威大幅度丧失，已经无法为自己提供庇护了。

　　在这种条件下，桓公开始考虑将国土东迁的举措，他将这件事与另一位掌管王室典籍的重臣太史伯商议：

　　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

　　——《史记·郑世家》

　　太史伯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一个纲领性的总结，其中从政治和外交两个方面入手，为郑国规划了后来的发展方向，而事实证明郑国之后的战略规划，完全是按照这个定位进行的：

　　在政治方面，采取了东迁河、洛一代的政策，因为相对于西方的戈壁荒原，南方的路途遥远，河、洛地区经过西周两百年的充分开发，已经充分实现了人口的聚居和交通往来的便利，是一块资源充分，拥有发展潜力的根据地。而郑桓公作为周王室的司徒，拥有充足的执政经验以及威望，在这块土地的治理上也具备得天独厚的人望优势，当东迁至河、洛地区后，依靠郑国原有的人口，再加上土地的承积量，必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体系化，规则化的政治，恢复和增强郑国的实力。

　　在外交方面，虢、郐两国与晋国不同，国力弱小，且统治者政治能力低下，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杰出的手腕，通过以金钱和财政对其进行收买贿赂，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不对郑国的移民造成威胁。而当桓公有了充裕的缓冲时间，能够在河、洛一带立足后，大势已成，即使这两个国家醒悟，对郑国的力量和威胁有了一定的警惕，实际上也不能在现实中对郑国产生什么影响了。

　　在接受了这段精彩的战略谋划后，桓公全盘依照太史伯的意见执行，在周幽王九年，即公元前773年，桓公向周幽王上书请求内迁。幽王不疑有他，批准了桓公的请求，桓公随后又命令自己的长子掘突，也就是后来的郑武公带着礼物前去贿赂虢、郐两国的君主，而果然如太史伯所料，两国君主兴高采烈地接受了郑国的礼物，并且还分别割让出五座城市给了郑国。这十座城池成为了郑国立国的基础，桓公于是率领着百姓迁移到了河、洛地区一个叫做京的地方，这件就是历史上的“桓公寄孥”事件。

　　然而世事无常，桓公的迁徙计划刚刚结束，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下一步的政治规划，公元前771年，幽王因为废立太子事件被岳父申侯勾结戎人弑杀，而桓公作为王室的近臣也同时死在了这场动乱中，继位的是郑武公，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郑武公继位之时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而他所贯彻落实的，也依然是上面所提到的，由太史伯所为其规划的策略，而郑武公在这个策略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加以进一步的改良和提升。

　　第一点，郑武公可能是春秋时代最早意识到“尊王”这面大旗的诸侯，他继承国君位置的第一年，即公元前770年，就派兵护送平王回到了洛邑，而也因此获得了平王的信任，取得了卿士的朝臣身份：

　　元年辛未，王东徙洛邑，锡文侯命。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

　　——《竹书纪年》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

　　——《春秋左传》

　　这点对郑国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因为东周初期，诸侯的朝臣身份尚有着相当程度的珍贵性，而郑国在武公、庄公时代的一系列扩张，基本是依赖于天子册封这面大旗进行的。这就从法理上确定了郑国拥有大义名分，而当被麻痹的平王和桓王意识到了这点，郑国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实力对天子的压力进行抵抗和回旋，可以说这是郑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又一次成功，外交是郑国得以建立霸业的重要因素。

　　电视剧《东周列国志》中的郑庄公，来源必应

　　第二点，在对虢、郐上，武公延续了“骄敌以疲”的战略，并通过“金元战术”，使两国对郑国放松警惕乃至于放弃自身的政治军事建设。对另一个目标胡国，直接将自己的女儿许配其国君，甚至不惜杀死劝谏其进攻胡国的忠臣关其思，用姻亲加苦肉计的双重策略，使之产生了麻痹大意的态度，最终一举将三个国家全部灭亡。结果，极大地拓展了郑国的领土，将郑国一举打造成为一个能够主导中原局势的强国。武公的两点举措，为郑国奠定了称霸的基础。其后的郑庄公，将郑国的霸业推向巅峰。

　　走钢丝的技巧

　　“克段事件”与“齐大非偶”背后的外交策略

　　郑庄公可谓是春秋早期的头号玩家。关于他的故事，例如“克段事件”“ 繻葛之战”，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郑伯克段事件主要谋划者，来源必应

　　先说姬段之乱。庄公母亲武姜生他的时候难产，故为他起名为“寤生”，也因此不喜欢他而宠爱二儿子段。庄公长大后，武姜不仅屡次请求武公改立继承人，并且在整个克段事件中极度偏心，甚至直接打算帮助二儿子废掉大儿子。而庄公和姬段，一个没当好哥哥百般纵容，一个没当好弟弟恃宠而骄，三个人一起酿成了这次悲剧。

　　“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春秋·隐公》

　　这个看法当然有道理，但是未免犯了把政治事件道德化和简单化的错误。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当武姜首次为姬段提出册封地的时候，她要求的地区是制地，也就是原本虢国的领土，而庄公以虢国国君死在这个地方不吉利为理由拒绝了武姜。

　　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春秋·隐公》

　　这个理由庄公当然不会信，而我们再来看武姜的身份，她是申侯国君的女儿，考虑到虢国灭亡不久，遗民们的故国之心还未曾彻底熄灭，庄公担心的恐怕是申国借由扶持姬段的机会直接伸手干涉郑国的内政和国力整合，影响到自己的霸业发展，这或许才是庄公真正的想法。而当后来姬段作乱失败后逃到了共国，庄公也没有再进一步逼迫，与其说是庄公顾念兄弟之情，倒不如说是庄公的有限外交理念产生了作用，共国毕竟是当年“共和行政”时，代替厉王摄政的共伯和之母国，一旦对共国施行逼迫，郑庄公难以承担诸侯舆论所带来的国际压力，不如放任姬段苟活下去，反正他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如果说“克段事件”还不足以体现郑庄公的外交策略，那么“齐大非偶”事件包含的信息则更加巨大。鲁桓公六年，即公元前706年，郑庄公派出自己的太子姬忽前去援助齐国击退进攻的北狄部落，当然这件事本身没什么难度，结果齐国的国君齐僖公为了感谢郑国的援助，想把女儿文姜嫁给太子忽，谁知太子忽坚决拒绝了：

　　“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

　　——《左传·桓公》

　　这个理由看上去就非常无厘头，因为齐国太强大，所以我不能娶你家女儿，难道这个时候主导国际局势的不是郑国吗？即使是齐国也要仰仗郑国的帮助，而太子忽作为郑国的法理继承人，娶了齐国的公主不正是强强联合吗？然而，我们都清楚。如果一个正常人做了一个违反常规的决定，其中必然有着更加符合逻辑的原因，“齐大非偶”事件也正如此。

　　前面我们说过，庄公的母亲，武姜是申国国君的女儿，而申国作为姜姓诸侯国，在春秋时代与齐国同出一脉，史官左丘明所著的《国语·周语》中就有记载曰：“齐、许、申、吕由大姜。”，意思是这四国代表了姜氏的权力巅峰，庄公与母亲的关系可想而知，之前在“克段事件”中申国就有过不太光彩的表现，那么如果太子忽再娶了齐国的女儿，两个姜姓诸侯国会不会勾结起来一起影响到郑国的基业呢？谁都不知道。所以考虑到庄公的态度，太子忽对于齐国的求亲，必然会是更加谨慎的态度。

　　郑庄公掘地见母事件插画，来源必应

　　实际上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庄公统治时代的外交风格，对大国如齐国，既拉拢又防范，拉拢是指在国际关系上密切结合，防范是指对于涉及到内政的因素，采取了对他国势力排斥在外的态度。而对小国如申、共两国，则按照不同的国际地位采取不同的手段，申国必然是要坚决抵制渗透的，而共国则国小力弱，无伤大雅，其名望和地位又格外崇高，因而便放任不管，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庄公时代的郑国才能游刃有余地行走在春秋时代的政治舞台上，取得“小霸”的地位。

　　总 结

　　从桓公、武公到庄公，郑国的霸业被三代贤主推到了顶峰，这得益于种种因素乃至于也有运气成分的考量。但是郑国的先天不足依然呈现了出来，尽管经过迁徙，郑国获得了相对肥沃的土地和丰裕的人口，但是地理位置上处在四战之地的华夏中心，周围又面临着齐、晋两大强国的包围，郑国注定只能采取智谋上的较量而不是绝对实力上的抵抗。

　　春秋时期军事作战示意图，来源必应

　　郑国的外交政策也正是基于这点得以贯彻落实，可以说这种灵活在很大程度上一种基于无奈，更为重要的是，它高度依赖于后继人的出色能力和稳定的政局，一旦后继人不具备优秀的品质而政局也陷入了混乱，那么郑国的霸业也只能无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