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骂大帮忙，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友谊”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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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为什么敢在美国的淫威之下特立独行，而美国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之策？这都是值得我们发掘的问题。

　　近代以来，美国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种种手段，强化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和控制。而墨西哥作为唯一与美国接壤的拉美国家，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有趣的是，尽管墨西哥的国力远逊于美国，经济上严重依赖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有限，但在冷战时期，它竟然三番五次公开表达与美国相异的立场，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对外政策的独立性。那么，墨西哥为什么敢在美国的淫威之下特立独行，而美国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之策？这都是值得我们发掘的问题。

　　侵略、抗争、缓和：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墨关系速览

　　1910—1917年，墨西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对美国利益造成了极大冲击。威尔逊政府曾两度对革命实施干涉，反而强化了墨西哥人的反美情绪。

　　独立前长期受殖民统治，独立后屡屡遭受外来干涉，多舛的经历使墨西哥在外交上强调“自决”和“不干涉”两大原则。1934—1940年担任墨西哥总统的卡德纳斯是知名的左派政治家，1938年，他对外国石油公司实施接管的惊人举动，使美墨关系陷入了僵局。但在当时世界大战“山雨欲来”的国际气氛下，罗斯福政府不希望把墨西哥逼到敌营，因此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经过数年谈判，美国的公司获得了墨方的补偿。战后，卡德纳斯余威尚在，仍然是墨西哥左派的灵魂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墨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942年，美墨成立了联合防御委员会。两国还在情报方面展开合作，打击墨境内的法西斯势力。经济上，墨西哥为盟国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物资。为了弥补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短缺，罗斯福政府还为墨西哥临时工前往美国工作大开方便之门。

　　美军占领韦拉克鲁斯（1914年）

　　阴云初现：

　　20世纪50年代的美墨关系

　　杜鲁门时期，美国进一步巩固了与墨西哥业已改善的关系。1947年，两国元首互访，杜鲁门公开接受了“不干涉”原则，墨西哥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尽管在某些具体议题上也存在分歧，但这一时期两国的合作基本顺利。

　　此时，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冷战的铁幕已经降下。在冷战政策的问题上，墨西哥仍不忘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希望在对付红色威胁或其他内部威胁时能够有自由的双手”，不能无原则地接受美国的要求。由于杜鲁门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严重对抗主要发生在亚洲（如朝鲜战争）和欧洲（如柏林危机），拉美暂时远离风暴的中心，所以墨西哥独立自主的愿望与美国的冷战战略暂时不至于发生太大的抵牾。

　　迨至艾森豪威尔时期，危地马拉危机使美墨关系陷入了1938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分歧。当时，美国将危地马拉政府的进步改革“妖魔化”，必欲除之而后快。1954年3月纠集美洲国家组织，商讨制裁方案。墨西哥对美国的立场表达了合理的质疑，主张一国的体制属于该国内政，不应该成为国际组织集体行动的目标。但建议未被采纳。

　　1957年8月13日，美国跨部门合作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展望墨西哥》集中反映了美国决策者的态度。尽管发生过1954年的分歧，该报告并不认为墨西哥有严重的“共产主义威胁”。虽然墨西哥在这一问题上“态度宽纵”，但美国难得地表示了理解：“墨西哥的国际关系表明其展示国家独立性的强烈愿望，这较大程度上是19世纪和20世纪遭受外来影响和干涉的结果……虽然它试图避免在大国参与的冲突中做出特定承诺，但它总体上与西方阵营结盟。”

　　然而，1959年古巴革命爆发后，革命记忆尚未淡忘的墨西哥人民找到了共鸣。墨西哥总统洛佩斯·马特奥斯（1958—1964年在任）在一系列讲话中对古巴革命表达了赞誉，并将其与墨西哥革命相提并论。次年6月，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访墨，受到了热烈欢迎。艾森豪威尔末期，驻墨大使罗伯特·希尔凭借他的职业直觉，已经观察到了一些征兆：“未来或许会证明墨西哥向不甚友好、不甚合作的趋势发展”，但他仍然相信经济联系是防止墨西哥对美产生公开敌意的一道壁垒。

　　杜鲁门（右）和墨西哥总统阿莱曼在华盛顿参加欢迎仪式（1947年）

　　磨合与考验：

　　肯尼迪时期（60年代初）的美墨关系

　　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古巴的强硬态度也间接影响了其对墨政策，即试图将墨西哥彻底纳入冷战的轨道。早在1961年2月，托马斯·曼新任驻墨大使不久，便收到了一份国务院备忘录。备忘录指出，多次的高层会晤虽然创造了更好的氛围，但“有形成果”非常有限，墨方“没有担当” “无动于衷”，对“共产主义渗透的事实”视若无睹。可见，新政府对两国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4月，猪湾事件后，墨西哥谴责了美国的行动。这种表态在美国政府大失颜面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刺耳，因而激怒了肯尼迪。12月，托马斯·曼说服政府以推迟国事访问和贷款加以施压，让墨西哥意识到为古巴辩护是得不偿失。1962年1月的美洲国家组织第八次外长会议上，表决将古巴从该组织驱逐并实施经济制裁时，墨西哥投了弃权票。

　　这年10月，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了，核战争的幽灵仿佛就在眼前，局势间不容发。在这种危急关头，模棱两可必然不合时宜。当美国提供了导弹确实部署在古巴的证据后，洛佩斯识时务地表示墨方将履行其在《里约条约》下的职责。在23日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墨西哥积极支持了对古巴实施隔离行动的提案。不仅如此，墨西哥政府还顺势打压国内左派人士声援古巴的行动。美国终于理解了墨西哥的“忠心”。

　　总之，肯尼迪时期，由于拉美冷战形势的空前激化，美国对墨西哥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愿望产生了明显的怀疑和不满，两国关系一度笼罩了不祥的阴云。但即便如此，双方关系也远未恶化到敌对的程度。经过几番磨合和导弹危机的考验，墨西哥终于明确与美国站到同一战线，美国也由此确认了墨西哥的根本立场。这次风波也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宝贵而鲜活的经验。借用医学上的例子打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肯尼迪时期美墨关系的摩擦就像一次微弱的感染，使美国产生了“抗体”，日后墨西哥再度以独立的姿态示人时，具有“免疫力”的美国方能泰然处之。

　　肯尼迪夫妇访问墨西哥（1962年）

　　达成默契：

　　约翰逊时期（60年代中后期）的美墨关系

　　1963年11月，约翰逊在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立即接任总统。新政府中，包括国务卿腊斯克、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在内的高官仍然是肯尼迪时期的班底，原驻墨大使托马斯·曼升任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在以上背景下，新政府对墨西哥的认识与政策必然与肯尼迪时期一脉相承。

　　约翰逊政府有足够的理由重视墨西哥：

　　**第一，**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而墨西哥则是离美国最近的一个后院，对美国有着近在咫尺的影响，不可不察。

　　**第二，**墨西哥与古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着正式外交关系，与新中国也进行了经济文化交流。美国担心这些联系都会为共产主义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

　　**第三，**长期以来，墨西哥就是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其中的知名人物有托洛茨基、卡斯特罗等。流亡者中，以共产党或其他各路左派居多。肯尼迪时期，中情局便已认定“墨西哥城是国际共产主义在拉美活动的主要中心”，至约翰逊时期，中情局仍旧坚持了这一判断。

　　**第四，**墨西哥由于历史上深受殖民统治和外来干涉（尤其是美国的干涉）之苦，故而在国家独立和主权问题上极为敏感，又高举“自决”和“不干涉”两大外交原则，不甘心沦为美国的附庸。这种态度难免会引起美国的疑虑。有时候，某些西方国家与墨西哥展开来往，美国也要捕风捉影一番。1964年3月，戴高乐访墨，这位法国总统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墨西哥引起了共鸣。洛佩斯总统不得不谨慎表态，以免传达出亲近法国会削弱美墨关系的意味。

　　颇有“教父”气质的洛佩斯·马特奥斯

　　1964年2月20日至22日，刚刚上任3个月的约翰逊便与洛佩斯在加州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为接下来的两国关系定调。

　　会谈前夕，腊斯克为约翰逊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指出美墨关系正处于“空前高度”，同时也意识到某些时候墨西哥总统的“外交政策过于独立”；“但当根本性的事务处于危机时，我们通常会发现他能够理解并愿意相助”。腊斯克还提醒约翰逊要保住洛佩斯的面子：“墨西哥极其希望避免产生任何向美国献媚的形象。”

　　会谈中，约翰逊表示，美墨关系进入最佳状态，而这一局面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洛佩斯的努力。谈到对外政策时，洛佩斯坦率地表示，近期的一些事态使他的国家采取了某些被视为“反美”的国际政策。约翰逊指出墨西哥有权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并确信“千钧一发之时”墨西哥将会站在美国一边。墨总统确认之。此次会谈可谓定下了约翰逊任内对墨关系的基调：美国可以容忍墨西哥的某些“反美”姿态；但在重大问题上，美国“确信”墨西哥的合作。此处的“确信”当然是在表达信任，但也未尝不是一个“紧箍咒”，即含蓄地告诫墨西哥在重大问题上务必站在美国一方。

　　这一年恰逢墨西哥的总统换届。11月12日，约翰逊与暂未就职的新总统迪亚斯·奥尔达斯在得克萨斯举行了非正式会谈。这位准总统坦率地表示：“《里约条约》不应该为了相对较小的侵犯而动用，相反，它应当为严重的局势而保留。”但他又回顾了古巴导弹危机，表示：“美国完全可以放心，当形势的确千钧一发时，墨政府将毫不含糊地站在美国一边。”完全重申了之前洛佩斯政府的立场。

　　迪亚斯进一步解释了墨西哥为何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1.从墨西哥自身角度考虑，“这是墨西哥历史、传统和情感的产物，政府在这个或其他议题上采取与大多数墨西哥人相悖的立场既不现实，也无益处”；2.对美国而言，适当容忍墨西哥的独立性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公关形象。“虽然在相对不重要事务上的分歧有时可能导致短暂的窘态，但它们也表明了拉美国家确实享有独立性。”约翰逊对这番表态表示感谢。

　　墨西哥虽然始终不忘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但也明确保证千钧一发之时会站在美国一方。在以上表态中，无论是美国的评估还是墨方的保证，都是基于现实的经验，所谓的“根本性事务”“千钧一发”，无疑是指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重大事件。美国确信在这种非常时刻会得到墨方的合作，也是从当时墨方的实际所为而得出的判断。不难看出，肯尼迪时期的外交为后任政府提供了实用的经验和可靠的依据。而且这是记忆犹新的经验，这样才不至于因总统的换届而被遗忘，才能被约翰逊政府时时忆起并反映在其政策中。

　　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1964年2月12日）分析了墨西哥政府的两难处境

　　（美国解密文件参考系统USDDO）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