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的外交之路（二） | 新中国女总领事走马上任_风闻

作者简介  

朱青，1924年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6年担任过陈毅军长的翻译。上海解放后，曾任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的秘书。1953年进入外交部，曾任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1981年被任命为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1994年11月22日，于北京病逝。

日内瓦是一座迷人的城市。它位于瑞士的西南端，南面和法国接壤，凭着几十条通道，它和法国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联合国的欧洲总部和很多专门机构设在这里，日内瓦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城市，不论走到哪里，总能看见各种肤色和身着各种服饰的人徜徉其间。

当地的日内瓦人就更有意思了，他们如果要去首都伯尔尼，就说：“我要去瑞士。”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日内瓦州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这里似乎更多地属于国际社会。

新上任的总领事要向日内瓦州长递交由本国政府总理签署的委任书，州长、州政委员还要正式接见。我接到州政府礼宾司通知接见的日期后，着实准备了一番。我写了仪式上的致辞，根据当地的习惯做法，还要有一段法文的开场白。我请教了领馆中法语说得最好的领事，录了音，认认真真地反复背诵了那段开场白。

此外，还要讲究一下穿着，我选了一件暗红色的旗袍，外加一件黑色锦缎上缀有彩色菊花的外套，配了一双黑色尖头的高跟鞋。一切就绪后，自己觉得万无一失了，谁知一来到州政府前，马上就被将了一军。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原来州政府坐落在一个大斜坡的顶端，而这条从我脚下向上延伸的斜坡完全是用鹅卵石铺就的。据说，从前人们都是骑马上去的，不难想象，马蹄敲击在鹅卵石的路面上，声音必定清脆悦耳。可是现在要穿着高跟鞋走上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没办法，我不得不挽着同去的领事的胳膊向上走，尽管心里并不十分愿意，也只有如此了。

一进州政厅，礼宾司长就走过来低声问我说：“你能不能稍讲几句法语？”这一问，正中我的下怀，我胸有成竹地告诉他说：“没问题啦！”会见州政府官员的时候，我把已经背诵得相当流利的那段法语讲了出来，会见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轻松起来。

接着，我作了简短的致辞。我说：“在我任内，希望能在州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之下，努力促进中瑞关系的发展……”我还把莱蒙湖比作西湖，引用了苏轼“浓妆艳抹总相宜”的诗句来形容它的美丽。

在州长作了简短致辞后，我同各位州政委员自由交谈起来。

上任拜会结束后，礼宾司长送我出门，我们一路并肩而行时，他对我说了两件事：

一是纠正我刚才的一个说法。他说：“你说的莱蒙湖应该叫作日内瓦湖”；另一件事是开玩笑地提醒我，总领馆应该请州政委员们吃中国饭。对于他所说的第一点，我实在不敢苟同，因为莱蒙湖横跨三个州，怎么好被日内瓦一个州“独有”了呢？至于他说到的第二件事，我当然是“乐于从命”的。

1987年，朱青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门前

在我任期内，因为两国关系发展很好，所以我们和官方之间以友好交往为主，其他政治方面的交涉，基本上是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瑞士是西欧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并且注重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所以有些问题一经交涉，他们总是尽量考虑我们的要求。

一次，台湾一个民间乐团到瑞士演出，节目单上印着“中华民国”的字样，我们将此事向州政府礼宾司提出后，他们就要求台湾演出团把这些不合适的字样涂掉。

有时，台湾方面也有人来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一些会议，当然，他们只能以个人身份或民间团体的名义参加。但是在挂旗方面常常会出现难以处理的局面。碰到这种情况，瑞士方面有时就索性在所有代表的面前都挂上一面瑞士国旗，以避免出现“两个中国”的问题。

日内瓦是一个长年累月会议不断的城市。联合国欧洲总部和其他各种常设机构的会议加在一起，据说一年要开3万多次，比纽约联合国总部更胜一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每年各主管部门派去日内瓦参加各种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会议的代表团越来越多，加上各路人马途经此地，所以总领馆另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就是迎来送往。

从日内瓦路过的也还有外国的代表团。如在我上任后不久，1982年1月3日，根据国内指示，我接待了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一行几十人。

西哈努克亲王夫妇

西哈努克亲王1970年3月在国外访问时，柬国内的阴谋家发动了政变。其后，越南又在1978年底入侵了柬埔寨。亲王虽身在异国，但一直关注柬国内的形势。柬人民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形势越来越好。就在这个时刻，亲王自巴黎经日内瓦去了北京。亲王深得旅法柬侨的爱戴，不少柬侨随着亲王自巴黎一直送到日内瓦。

我们在小宴会厅里设了主宾桌，然后又在大厅里设桌招待亲王夫妇的随行者。亲王夫妇，温文尔雅，气度不凡。他们会讲法语，英语也十分娴熟。当我讲话时他们总是笑容可掬，微侧着头，认真地听。我除了在小宴会厅里与亲王夫妇交谈外，也去了大厅向其他柬方客人一一敬酒致意。对此亲王夫妇特别高兴，举杯来到我座位面前，祝酒致谢！莫尼克公主更是向我拥抱、“贴面颊”。说实话，这个“洋”规矩在来到欧洲之前，我还没有领受过。

联系留学生解决他们的困难也是总领馆的一项日常工作。有一名留学生，来自湖南的农民之家，因外语水平稍差，尤其不善口语，所以处在洋学生中间常常感到手足无措，见人更是不抬头、不打招呼，学生们因此都讥讽他为“怪人”。

每当他来到总领馆，总是为此伤心哭泣，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父老乡亲。他说：“我知道老乡们养大一口猪要付出多少辛劳，他们不知道要出口多少头猪换回外汇，才能供我出国留学。可是我现在什么也没有学到手，真是无颜见乡亲。”我告诉他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尽管来找总领馆，鼓励他要自信。同事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和他同专业的留学生，在语言、交往和生活方面多予关照。不久，他的境况有了很大改变，不仅学会了与洋学生相处，各科成绩也上升很快。

总领馆在当地是中国政府的派驻机构，所以在日内瓦发生有关中国人的涉外事件，瑞士方面都要来找我们解决。

一天，州政府礼宾司通知总领馆说，有一些中国人未办签证就要入境，现在在机场等候，要我们赶快前去处理。我马上派了一位领事赶赴机场，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一批出国的劳务民工，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懂外语，所以见飞机停了，就以为到了目的地，跟着其他乘客下了飞机。

这下，总领馆就忙开了，又是向民工了解情况，又是向当局做出解释，同时还要和国内有关方面进行必要的联络，一直忙到把农民工送走。

住在日内瓦的中国侨民，主要是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国际职员，他们文化知识水平较高，收入颇丰，其他侨民一般也都很安分守法。但是有时个别的也有一些违法事件。曾经有一个在国内某机关任职的副科级干部，为了出国放弃了“铁饭碗”，挽起袖子学炒菜，在亲戚家开的饭馆里当了一名“黑工”。

这家饭馆每天要到午夜12时才“打烊”，然后还要打扫卫生，收拾残局，第二天清晨又要去远地采购当天所需的食品。没过多久，这位“副科长”就受不了了，于是开始磨洋工。终于，当老板的亲戚无法容忍这位“懒工”，便向当局告发他是非法居留做工的。

当我们知道他即将被驱逐出境时，去找了有关方面了解情况，看看是否能用体面一点的方式出境，而不是被“驱逐”，尤其是希望媒介不要渲染。但是瑞士的法令是严格的，对这位“副科长”的处理，我们实在也是无能为力。

1984年春，我在同朋友们的依依惜别中离开了日内瓦，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伯尔尼任职。所幸的是，后来我又多次到过日内瓦，重新回到朋友中间再叙友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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