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记者们注定要做一个艰难的探索群体_风闻

今天是记者节。老胡干了一辈子新闻，我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它给了我见识，我得以经历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我个人做的事情、所思所想能够与这个社会的主流关切保持紧密联系，很多时候觉得活得挺充实的，有对这个时代挺强的融入感。我觉得这些是我个人幸福的重要源泉。

不过我也经历了传媒业的变化，深感做媒体越来越难。社会对媒体的要求、寄予的希望很高，但很多人对媒体的根本性质、它为推动社会进步所应扮演的政治角色并不了解。

▲资料图：记者使用多媒体设备进行采访。中新社记者 张娅子 摄

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从报纸到广播到电视再到互联网，都是西方发明的，其中自带了西方的体制因素和价值观。传到中国，我们一方面要使用好它们的传媒属性，一方面又要将它们“中国化”，使之契合中国的政治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意味着中国的媒体人必须是一群探索者，而且他们承担的是中国探索最艰难的部分之一。

有人说，你们就学着纽约时报、CNN、BBC那样做，不就成了？但这样说太不过脑子了。媒体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价值体系注定是量体裁衣的结构关系，中国的基本现实与美欧不同，我们的媒体怎么可能按照他们的路数亦步亦趋地走？如果中国媒体都变成西方的媒体那样，那么中国肯定就不是今天的中国了。

▲2020年5月，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执法致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这一悲剧引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在美国多地持续进行。在亚特兰大，抗议者爬上了CNN总部大楼，高举“黑人生命一样重要”的标语。另外一些示威者则在CNN标志上用喷漆涂鸦。

探索注定是中国媒体人的集体担当，怎样做得让中国媒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中扮演一个积极有作为而且恰当的角色，这是中国媒体人独有的使命，世界上没有经验让我们模仿。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人一直与国家的伟大探索同步，而且经常站到了时代潮的潮头。

很显然，媒体人群体以及领导他们的宣传部门应当是实现这种探索的主体，作为一条战线，他们应该得到信任，拥有对应时代需求开展业务创新的自主空间，这对充分调动我们这些媒体人的积极性、形成我们服务国家利益保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强大能力至关重要。然而坦率说，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从业者受到的限制在增多，这些干预绝大部分来自宣传部门之外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各地政府，以及有影响力的各种机构。他们出于各自工作的考虑，要求媒体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服务式的紧密配合，不断提出媒体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特别是他们遭遇负面舆情时希望媒体沉默，帮着事态降温。

并非这些要求都非合理的，媒体对各地治理予以配合在原则和价值取向上都不成问题。然而老胡的感受是，这样的具体要求总体上呈增多之势，对媒体的工作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干预力，压缩了媒体自我探索支持国家推进路线方针政策的空间。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趋势很值得商榷。

**宣传战线要向党中央负责，向国家整体利益负责。**虽然国家利益很多时候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具体部门和各地的工作来体现，但它们毕竟不是划等号的。媒体过多沉溺于服务各地各部门的具体工作，就会冲击媒体自身的新闻属性，损失公信力和战斗力，它的实际结果是国家体系性的功能损失。受到的干预多了，“犯错误”的压力大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就会跟着受到挫伤。一些人会受到一些部门和地方不出事的心态感染变得保守起来，稳妥为先。

**其实只要政治大方向坚定，媒体出严重错误的可能性就很小。**出错主要是技术性的，造成不好的观感和影响，但一般不会产生严重的实际后果。有个别媒体的价值取向出了偏差，是另一回事。多数情况下是政府部门或地方上某个不严谨的表态或者某个不当决定捅了篓子，媒体犯的“错”往往是报道了该事件，形成了所谓“炒作”。我认为，这个时候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差错的源头，而不是媒体。

**我们的社会有必要更加尊重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但现实中这样的尊重显然不够。**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政府部门“约谈”媒体的公开报道，按说即使约谈媒体，也应当由宣传部门来做，这不是政府某个职能部门的权力。背后的原因恐怕是有的职能部门对应当尊重媒体的意识不够强。

记者节，老胡多说了两句。作为在传媒干了一辈子的老记者老编辑，我真心希望我们这个群体能够不辱使命，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媒体之路方面不断有所作为，这是难度高也超级重要的工作。我们的社会是党领导下的共同体，媒体乃“公”字当头，非私营机构，我们的分工不同，但守卫的是党交给我们的舆论阵地。希望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不断给予我们支持、包容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