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25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03_风闻

**二、**道家（阴阳家）

道家缘起春秋时期老子，以《道德经》为代表作，其在战国形成众多分支流派，例如老庄学派，杨朱学派，黄老学派，阴阳家（阴阳五行论）等。在战国时形成的各个学派分支，相互差异巨大 。本书着重谈春秋时期的老子，以及战国后期的阴阳家。

之所以谈诸子百家先谈道家，谈道家先说老子。是因为笔者认为，以《道德经》为代表的老子对华夏文明的理论阐述，是百家各派中阐释的最深刻，最接近西周及西周以前的华夏文明理论‘原生态’的。从老子及《道德经》这里深入解读，能对华夏早期文明的理论原貌进行深刻认识。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就是老子的身份。其担任过周朝“守藏室之官”，参与管理周王藏书。想来，其不仅阅览过周朝相当多各种典籍，甚至不排除看过相当数量，有商一朝，甚至大量关于夏代的资料典籍。

无论其接触一手资料的等级及数量之高之多，还是其自身的理论学识能力之强，在百家诸子中都名列前茅。

其次，老子身份及传说著书《道德经》的过程，能显示其政治立场。老子在周朝为官，其立场自然在于维护周朝正统。所以其《道德经》中虽有诸多解读，但是其中心思想，就是通过阐述传承至今的华夏文明的核心理论来论述并企图维护周分封制的正统地位，并借此反对春秋已经开始泛滥的诸侯兼并（礼乐崩坏）浪潮。老子说小国寡民，就是想回归一种美好的理想中的分封制度形态；老子还谈无为，就是反对诸侯兼并的有为行径。

正是因为老子的主要思想是维护周朝正统，所以老子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理论创新，老子的立场本质来说，在当时是一种保守主义理论。它通过对延续发展到周朝时华夏文明理论的深度总结和阐述，从理论出发来论证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就是维护分封制、维护周朝正统地位。他给出了一个基于华夏文明理论推导出的实践药方——无为。

诸侯无为——兼并停止——周王再兴

道家之所以成为春秋战国的重要流派，就是老子以维护分封制，维护周朝正统的立场，契合了那些春秋战国漫长斗争中无数失败贵族的利益和心声。 诸侯兼并，几百个分封国和更多的未分封国被兼并亡国，大量的统治者失去了权力、地位和利益，失败者们曾受益于周朝分封制，受害与礼乐崩坏。因此他们寄望以维护分封制来幻想重新回到曾经的权力高峰。

所以理解老子的论述，我们需要谨慎刨除掉那些应对当时现实的建言的干扰，而更多关注其对华夏文明理论的阐释。从理论角度而言，老子的观点对我们理解西周及以前的华夏文明的核心理论的真实面貌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同时，我们需要把《道德经》与《周易》结合一起看，《道德经》是有史以来对《周易》理论水平最高一次的纲领性综述，其理论的深度远超儒家（孔子）后来对《周易》做的十翼的解读。

阴阳家是战国晚期，齐国人邹衍开创的道家流派。它以“阴阳论”“五行生克论”为最核心的观点，并以此从天到人，推演出“五德始终说”。之所以本文在道家诸多分支流派里选择阴阳家，就是因为阴阳家这些核心观点，为华夏文明渡过缺乏政治共识的危机，以及维护华夏文明核心内容，作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因此有必要对其观点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认识。

     1、华夏辩证法

      和合共存之道

笔者认为老子最伟大的历史遗产，就是通过对《周易》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理论解读，从而明晰地构建出“华夏辩证法”的逻辑框架。

辩证法是一种方法论。人类认识世界、指导实践都需要方法。更加恰当的方法，能让认识更加接近真相，能让实践更有利自身。因此方法论是历史的产物，从现实中找出更优方法，并以此指导实践，最后以实践结果修正完善方法。但是人类历史至今，不同地区的主要族群和文明，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形成了诸多各自特色的方法论。虽然，人类各族群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极其微小，这使得人类这个族群的行为方式在很多地方有了很大的类同性。但是，历史、文化甚至文明内涵的差异性，导致那些类同的方法论之间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性的。比如东西方的辩证法。

在近现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话语逻辑来解释、理解华夏传统的辩证法。客观而言，以《周易》、道家等派理论，很多时候被西方辩证法的逻辑范式来套用理解。这是非常不恰当的。比如解释阴阳，可以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书上这样叙述：阴阳是反映了宇宙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认识等等。

前面讨论《易经》的章节，已经阐述了，华夏的宇宙整体论，阴阳的本意，阴阳的关系。这是基于华夏的历史，华夏文明的独特实践路径形成的。这些跟西方不同，虽然很多地方类同，但是差异显然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不能为了使用方便，而对差异无视，简单套用西方的逻辑。这会导致中国人对自己祖先的文化、文明的认识理解‘失真’。

对辩证法这个具体的讨论对象，华夏辩证法与西方辩证法的显著差异，即便在西方学界也早有认识。 比如西方哲学家、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在合著的《通过孔子而思》中谈到了“概念偶对性”，美籍作者田辰山在《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一书中对此总结到：“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不可拆分地、内在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任何两种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与西方的二元论思维不同，儒家思想的“偶对两分性”（polarity）认为，就两项事物之间的关系来说，彼此都构成对方所呈现状的必然条件。事物中每一个特殊的方面，即取决于自己本身，也同时受任何其他特殊方面的决定。[76]”

正如前面对易经一节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的整体论世界和西方原子论世界的本质差异。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不可分的宇宙。而西方原子论世界，彼此对立的个体组成我们所在世界，但是还没完，还存在一个人类不可到达的彼岸世界在我们这个人的世界以外，以此构成西方视角下宇宙的整体。中西方的眼睛里，连世界都是不同的，那么何以有相同的方法论？

在中国的整体论世界观下，如果要观察事物，事物必须以与其他事物以关系形态，共同浮现在观察者眼中，以此世界才呈现出整体性（个体无法单独存在）。在整体论下是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的。而这个进入观察的事物最基本的关系单位，是以两个事物组成的基础关系对，这就是(阴－阳)关系的缘起（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77]）。但是（阴－阳），作为基础关系对，他们是这个整体世界的局部显现，具体事物因为观察者的视角的变动，或许不一定从这个世界中显现出来，但是只要有什么东西显现入观察者的视线中。‘关系’本身就呈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系’对观察者才是永恒的。（阴－阳）基础关系对存在于任何实在性的事物之中。因此‘关系’的永恒性决定了‘共存’才是关系对的核心状态。

阴－阳最初就是一种无意义的符号，仅以此表示基础关系对的关系结构，指示不同事物在基础关系对的相互位置。因此，共存状态是一种去价值观的解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阴－阳相互的关系状态， 是‘合作’还是‘背叛’，是‘对抗’还是‘友好’无论做出如何的价值观判断，都无法否定他们都是在同一的关系中。只要关系存在，共存就成为永恒，因为‘共存’不过是整体性的宇宙在具体关系对中的基本性状而已。

‘共存’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阴阳即可相生也可相克。但是‘生克’或是、‘利害’、或是‘对立统一’如果把这些主观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凌驾于客观事物之上，只不过是人将自我凌驾于宇宙之上的狂妄。难道不是客观性才是具备决定性意义的吗？辩证法首先就是更正确应对客观世界对人类永恒的考验，因此它是符合客观世界规律的方法。‘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客观事实，所以方法论不能以主观价值（对立）为主导。这个世界无论天崩地裂还是和风细雨，都是存为一体的！而使用“对立”一词，虽然有着历史客观原因（中西近现代史长期对抗，使得对立成为我们文明100多年来所面临的一种常态。而使得西方历史整体就是一部都对抗斗争为主题的历史，使得西方认为的矛盾（阴阳）contradiction（矛盾；对立；抵触；反驳；驳斥），是一种以相互对抗性为主体存在的状态），但是历史不会永远如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的时候你可以用‘对立’来描述，自然理所应当，但是当合的时候，你怎么形容这个世界，怎么描述这个历史呢？按照西方对辩证法对立性占据主导的描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对抗、敌对、分裂、仇视占据主导性的世界，但这个世界真是这样？

“天地不仁”同样“天地也是不恶的”。天地给了人类山崩地裂，也给了人类阳光雨露，之所以有些人认为世界对人类充满了恶意，这不是天地有恶，而是这些人的人心选择向恶呀！人类实践都是为了趋利避害。善恶、利害，对人事关重大，但对天地毫无意义。对天地而言，无论善恶，都在天地归一之中。对立是天地所为也，统一也是天地所为也。对立统一‘共存’天地之中也！因此‘对立’还是‘统一’显然都不是对阴**－阳（这里暂不用矛盾一词）普遍性的描述，  ‘共存’才是阴－**阳的普遍意义的客观描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性价值观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命名态度。它显示了这样一种倾向：实践的目标指向以及最高的任务，就是人的世界。即事实上，人占据绝对主导性的领域中。而这种领域，以关系论进行分析，仅存在于（人－人）的狭隘关系中。因为但凡人在天地之中，人就是处于被动、次要地位。今天我们崇尚科学，就是让主观意志，主观价值，主观选择，主观实践符合天地规律的要求。这就是人面对自然的正确态度（认识并承认自然占据主导地位，人必须服从主导者的‘命令’而为，才能获得吉祥）。因此对辩证法更恰当的描述是对自然的普遍状态的描述，才能显示人能更正确实践的态度。

按照华夏辩证法阴阳对关系的描述，阴阳的状态既可以相克，也可以相生，这就像夫妻，既有互相不满、争斗甚至到离婚的，也有相爱相持为家庭共同奋斗白头偕老的。这些现象共存与婚姻制度之中，但是我们构建婚姻制度，不就是为了男女更好的共处，不就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繁衍等等这些伟大的共存的目标吗？这个制度更好的运行难道不是去相恨促相爱么？这才是实践正确的趋利避害呀！因此‘共存’为世界普遍性描述，但是不同价值观下的共存和共存还是不一样的。“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78]”就如新冠疫情环球同此凉热，但风景华夏这边独好一样。面对同一个挑战，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了不同的共存状态。如果在实践中，主要盯着问题的对立面，对立面激化成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才将实践的导向指向问题所在，那么那些相互促进的方面就自然处在了次要关注的方面。这就等于人为降低了实践的天花板。因为解决问题，提高的是实践的底线，而促进互生因素，则提高实践的天花板。因为相互促进才能寻求更好的可能性，消除矛盾只能避免事物最糟糕的结果。只有将视界放在更好的可能性方面，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理想才能触及更高远之地。无论是天下大同，还是共产主义，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华夏文明总是对这种终极伟大崇高神圣的理念，群体性与之呼应，就是因为华夏文明的视角，主要就在生生不息的领域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9]“就如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就如2020年华夏应对新冠与其他文明不同结果的核心因素。就是我们的社会无论多么现实，但我们华夏文明的视线、我们理想总在那星辰大海之处。所以面对自然的考验，我们不是采取那种实现底线性的苟活（诺亚方舟、群体免疫），而是本能去集众人之力迎战天地对我们的考验。我们相信团结向善之力，就是最伟大的天地之规则。从之可胜，逆之必败！

如果我们的文化的价值观面对此等规模的挑战，主要盯着我们内部的矛盾因素，我们还有可能鼓起勇气迎战么？我们有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实力吗？我们有西方那么发达的社会程度吗？我们有他们那么高的技术条件吗？没有！而且我们内部还问题重重，这在方方们有清晰的折射。如果我们主要盯着矛盾盯着对立面，连西方这样强大客观条件下的社会都基本躺倒投降了。我们何以能战，何以敢战？我们的条件没有西方发达社会好，但是选择了战疫，且成功的战而胜之。就在于我们的文明向善的价值观视角，关注的主角就是互生之因。抓住互生的因素，利用现有有利条件全力促进之，去全力争取实现更伟大的可能。而西方诸多国家面对疫情，未战而降。核心原因就是他们的视线主要关注了对立面（这是他们原子式世界观、性恶论、原罪论价值观导致的对立性的过度关注）。于是实践对西方而言，首要考虑的就是避免最糟糕的结果，而不是实现最伟大的可能（心理准备最糟糕会死200万，那么只死了几十万就是胜利）。他们不是不能，而是想都没有敢想最伟大的可能，这就是西方文明视角过度关注对立面的必然结果。或许4000年前华夏文明因为具备人类最强生产力水平而能成功治水，但今年华夏文明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走在人类最领先处，但仍旧实现了人类最伟大的战疫功德。人类近5000年两次重大实践的对比结果明确显示了，文明的价值观对实践产生的重大作用。

因此，当下我们对华夏文明一些核心的东西正本清源一下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认清自我。才能让人类走向更加伟大的未来。

因此，笔者对现在唯物辩证法用矛盾、对立两词， 对矛盾（阴阳）的总状态进行描述，认为却有商榷的地方。

中文‘矛盾’一词的出处《韩非子·难一》，典故在最初就被认为是一件该被嘲笑的荒谬事件：能攻破所有坚盾的矛与能防住所有尖矛的盾，能同时存在吗？这是逻辑悖论呀。事物不可能以悖论形式存在这不是一种常识吗？

共存是事物客观的普遍性描述，但是实践寻求什么样的结果（趋利避害）则取决于价值观选择。所以华夏辩证法的价值观选择为和合之道。和合词义过于主观，且有忽略事物对立面的倾向，所以笔者使用略有重复的‘共存’一词与之相合以平衡——**“和合共存”**来描述华夏辩证法。

和合共存在笔者看来分成四个依次递进的实践层次：

和为第一、二层次：

一为和平，二为和气

和平：不相杀，不同族群底线型的共存状态，避免形而上学的极端化对立；将对立性始终控制在次要方面（不轻易让对立性成为主要方面）

和气：不相敌，不以恶意相向。以相互善意交往，求同存异。善待自然。

合为第三、四个层次

三为合作，四为合一

合作：寻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互帮互助，共繁共荣

合一：族群合一，文明合一，人类一体，天人合一

和合共存的华夏辩证法，具备强烈价值观及目的指向的实践方法。这是华夏5000年来，大部分时间位居人类文明山巅的核心原因。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80]更高的志向，更宽广的眼界，更博大的胸怀，更有效的办法，才能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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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美 田辰山著  萧延中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p11

[77][79]老子《道德经》

[78]《吕氏春秋·有始》

[80]《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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