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看待我国的外交理念_风闻

80年代初，国内有些单位会给出国访问的人员发一本名叫“访美指南”的册子，其中详细列出了各种注意事项，其中有一项忠告是这样的内容：当你在国外看到有人因为意外事故受了伤，千万不要站在一旁围观看热闹，这种情况下西方人期待你的同情并伸出援手，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过去帮忙而不是无动于衷。

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但是遇上交通事故之类的突发事件时，多数民众依然习惯于围观，上前帮忙的人总是少数，对此我们也有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帮忙可能被伤者讹诈。这个理由会让人以为是某些碰瓷者导致了这种无动于衷行为的增多，但是鲁迅应该不这么认为，或者翻看清末民初的老照片，就发现这种围观不出手的现象一百年前就有。

我们对这种现象早就习以为常，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西方人看来，这种现象无法理解，中西方差异如此之大，一定是有原因的，于是他们从历史和文化中寻找答案。

开头那个“访美指南”的例子来自美国学者李侃如的著作《治理中国》，他在那本著作中也公布了他找到的关于中美差异的答案：美国人信仰基督教，认为每个人都有灵魂，大家都有与生俱来的共同人性，因此每个人都对他人负有社会责任，有人遇到麻烦出手帮助是常识。我们中国当然没有那种宗教文化，自然也就没有那种社会责任，那我们是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呢？

李侃如也公布了答案，中国人几千年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强调每一层社会关系中恰当的行为举止，导致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人与人首先是朋友、亲戚、师生、夫妻、子女、同乡之类的关系，人们通过这些社会关系相互交往和存在，一个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严重取决于这些个人关系网，他的社会责任也强烈地存在于这些社会关系网中，关系网之外的事儿他不负有责任。

（李侃如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用这种责任观来解释社会现象就通了，假如摔倒的人是自己的朋友、亲戚、老师、同乡等跟自己有关系的人，那么一定会过去帮忙，有时候甚至不惜代价不图回报；但是如果那个人跟自己没关系是个陌生人，那就表现的无比冷漠不近人情，唯恐自己跟关系之外的人产生未知的联系。由于历史太过悠久，这种观念早已写在我们的基因里，很难用道德去评价，都快成了我们的本能行为。

当然儒家学说里不好的东西我们从建国之后就一直在否定，在目前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成熟的现代公民，得同步提升社会责任感，因此助人为乐和见义勇为一直被提倡，谁要是这么做了并有幸被拍成小视频发到网上，一定是万人双击点赞做一段时间网红，点赞量高说明这种行为还是很稀缺，因为大家不会对习以为常的行为点赞。这意味着70年来多数人还是没有摆脱那种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不止影响了个人，也影响了我国的外交理念。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他的著作《论中国》里，这样描述中美两国在外交理念上的差异：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则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的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然后分析它的走向。

相比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我们在国际事务上表现的确实比较谨慎保守，有时候不积极也不主动，比如对于发生在中东、非洲、中亚的地区冲突，我们的外交政策一直谨言慎行，既担心参与后让问题更复杂，又担心参与后给自己带来麻烦，我们提倡用谈判而非武力解决问题，我们尊重当地人民自己的选择，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

（基辛格是美国著名外交家）

基辛格在描述美国的外交理念时说，美国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并在全世界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所以美国的外交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而是它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它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适性，在它看来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暂时性安排下，终有一天会得到救赎，同时这些国家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肯定有潜在的敌意。

美国的外交总给人“多管闲事”的感觉，因为爱管闲事它确实给自己惹了麻烦，比如因为爱管闲事它遭受了恐怖主义，又认为恐怖主义一定有解决办法，所以过去20年它在中东四处征讨，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美国确实引发了大量的新问题，比如阿富汗回归过去、利比亚军阀割据、叙利亚至今冲突、伊拉克派系林立。

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积极主动，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和产生的新问题，恰好是我们所担心的结果，我们既担心自己和中东国家产生复杂的负面联系，又担心自己在中东引发新的问题。那么回头看美国在中东的20年经营，中美双方究竟谁的政策更好呢？这是个立场问题和价值观问题，从得失角度评价显得狭隘。

我国推行的和平外交或者不干涉外交，可以从我国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里找到来源；美国习惯干涉他国事务甚至武力干涉，也可以从西方世界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中找到来源。当然不止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难以掩饰干涉的冲动，所以我们不可思议地发现：欧盟和美国都很积极地干涉我国内部事务，这也是拜登联合盟友对抗我国的文化基础。

当一个国家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这个世界的公共责任，换句话说当某个地方发生了事故，大国要出面解决问题，要么提供帮助要么直接介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积极参与，而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则是谨慎参与，到底该积极还是该谨慎，这是两种文化的较量，局势君认为还是得“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资料】：

李侃如.[治理中国].中国科学出版社.2010.p17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p294，p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