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40——姚崇捕蝗过程无神和有神的争论_风闻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九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无神论思想

五，卢藏用《析滞论》

继吕才之后，卢藏用作《析滞论》，反对遇事占卜吉日等众多忌讳。

占卜术在商周时代，主要是龟卜和《周易》筮占。汉代龟卜和筮占衰落，新的九宫、太乙、堪舆、六壬、五行等占卜方式，又发展起来。不过从总体看来，占卜巫术还是处于不断衰落的状态。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再起决定作用。

唐代，占卜术继续处于衰落状态。武则天做皇帝的神功元年，曾下《厘革伎术官制》，规定“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太卜令。”（《通典》）据《旧唐书·职官志》，太卜令的官阶是“从九品下”。是官品中最低一级，相当于一个在管理马匹、仓库官员之下的服役人员。传统的占卜手段衰落了，汉代的九宫占等手段，没有新的发展。一些新的、借助科学成果的占卜方式，其作用则逐渐增强。 这主要是利用历法、音律等科学成果进行的占卜。然而在《析滞论》看来，这些占卜手段，其可靠性都值得商榷。

《析滞论》援引“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援引“祸福无门惟人所招”，认为“得丧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也就是说，国家的兴亡，个人的祸福，只有依靠自身的努力，特别是修养自身的德行。

《析滞论》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为不善者天降之殃”。这叫做“天道从人”。也就是说，上天的意志，将以人的行为善恶而定。不乱杀人，百姓就长寿；减少税收，百姓就富足。法令得到遵守，国家就安宁；赏罚掌握适当，军队就强大。假如不是这样，即使占到好的日子才行刑，选择好的日子才发令，也一定不会成功。

《析滞论》继续说道，近代以来，“俗多徼幸，竞称怪力，争诵诡言”。他们懒于政事教化却看重“孤虚”这种算命方法，抛弃该行的赏罚却迷信用历法推算吉凶。因此而打了败仗他们就隐瞒不报，侥幸猜中他们就合伙文饰。这不仅是官员的道德下滑，也是学者们的错误。唉，可叹世俗的荒谬竟到了这样的地步！

《析滞论》援引历史事实，说武王伐纣，并不是因为选择了可以取胜的日子。把人事做好了，就会无往而不胜。任用贤臣能人，不选时日事情就会成功。严格按法令办事，不占卜也会吉祥。表彰劳苦的，奖赏有功的，不向神祇祈祷也会有福。这叫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韩信背水之战，孙膑削树而斩庞涓，诸葛亮夜里举火而杀张郃，还有秦赵的长平之战，汉楚的垓下悲歌等等，在这些事情上，那些依靠巫祝厌胜、迷信禁忌小数的，都是失败的一方：“刻符指盗反更亡身，披发邀神翻招夷族。”所以那些巫术迷信，祈禳祭祀，都是不可靠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废除占卜，不要律历之类的事呢？卢藏用认为，这也是“过犹不及”。因为这些事情，自有自己的用途：

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历所以通岁时，金木所以备法象，蓍龟所以筮吉凶。圣人以此神明德行，辅助谋猷。存之则协赞成功，执之则凝滞于物。消息之义其在兹乎。（卢藏用《析滞论》）

也就是说，占卜、祈禳之类的巫术，还是需要的，只是不可过于执着，以至于迷信。

这是卢藏用的态度，也是中国古代一般被认为是无神论者的人们的态度。他们反对淫祀，是为了维护正祀；反对过分执着占卜巫术，但不主张完全废除这些巫术迷信。因为他们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基本立场，仍然是一个有神论者。

六，姚崇捕蝗过程无神和有神的争论

蝗虫，是古代农民熟悉的昆虫。蝗虫的危害，也是中国古代农业最主要的虫害。由于农业的丰歉不仅关系着民众的生活，而且往往关系着一个政权的兴衰甚至存亡，所以这小小的昆虫身上，常常是政治、宗教和科学纠结的焦点，发生着科学与迷信的斗争。

大约在很早的时代，农民已经自发地有捕杀蝗虫的行为。《诗经·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对于什么是螣？什么是蟊贼？历来解释虽有区别，但认为其中定有蝗虫，则没有大的分歧。而所谓“秉畀炎火”，则是用火烧对付蝗虫的办法之一。这种作法，至少保持到战国时代。《吕氏春秋·不屈篇》：“匡章谓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

至迟从《吕氏春秋》开始，蝗虫灾害正式被作为表达天意的一项内容。其《孟夏纪》载：“（孟夏）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汉代，《吕氏春秋》的十二纪被编写为《月令》，成为儒家的经典。蝗虫灾害，就正式作为政治失误所引起的天的谴责。每逢大的蝗灾，国家要举行相关的祭祀，比如酺祭，即祭祀危害民众的神。君主和有关官员则要反省自己，整饬自己的德行。蝗虫不过境，往往就认为是当地官员有德的表现。

王充曾经从理论上批判蝗虫不过境是当地官员有德的说法。但是王充的反驳，几乎无人理睬。虽然如此，捕蝗的事，似乎仍有发生。王充在批判击鼓可以使天放晴的时候说道：

蝗虫时至，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吏卒部民，堑道作坎，榜驱内于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正攻蝗之身，蝗犹不止，况徒攻阴之类，雨安肯霁？（《论衡·顺鼓篇》）

这种把蝗虫驱入陷坑的作法，是捕蝗的重要手段之一。不过这大约只是零星的行为，不能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所以从汉代起，对付蝗虫的办法，就主要是修德和祭祀。其间也曾有政权组织过灭蝗，比如前赵刘聪麟嘉二年曾经组织过捕杀，效果可能不太好。而史书的记载，则着意渲染这次捕蝗的后果：“六月，境内大蝗，平阳雍冀尤甚。靳准捕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余家。东宫灾，门合宫殿荡然。”（《晋书·刘聪记》）而这次捕蝗，也成为后世蝗不可捕的例证。

唐代贞观年间，京城附近曾经出现大量蝗虫。唐太宗对蝗虫说，你吃我的庄稼，就是害我百姓。假如百姓有过，也全是我的责任。假如你真的有灵，就吃我的肺肝，不要吃百姓的庄稼，并吞下了这粒蝗虫。据说这一年，蝗虫未能形成灾害。这个事件，在历史上曾引为佳话。

开元初年，又发生了蝗灾。民众只知求神祭蝗，不敢捕杀。宰相姚崇上奏说，《诗经》上说的“秉彼蟊贼”“付畀炎火”，说明捕蝗是恰当的。而且蝗虫害怕人，容易驱赶。况且土地都有自己的主人，让他们拯救自己的庄稼，一定会尽力的。让他们在田边挖坑，夜里在坑边设火。蝗虫会飞，一定会投火而来。让百姓们边烧边埋，可以把蝗虫消灭。古代捕杀的效果不好，大多是百姓们不认真执行命令的结果。

为了督促捕杀，使命令真正得到实行，朝廷派出了捕蝗使者，分赴各地。

汴州刺史倪若水建议说，消除天灾，应该依赖德行。过去刘聪捕蝗不成，反而危害更甚。所以他抗拒捕蝗使者，不执行命令。

姚崇写信给倪若水说，刘聪是伪政权，他的德行战胜不了妖孽。现在是明主在上，妖孽抵挡不了天子的命令。古代说主官贤明，蝗不入境。假如说修德可免，那么那些有蝗虫的地方，是不是主官都没有德行！现在你坐视蝗虫咬吃庄稼，忍心不救，假如因此而导致饥荒，你这做刺史的将如何交待？

倪若水害怕了，积极组织捕杀：“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姚崇传》）

这时朝廷上害怕了。“时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新唐书·姚崇传》）于是唐玄宗又问姚崇，该怎么办？姚崇说，平庸的儒者拘泥经文，不知道变通。有的事情，虽然违背经文但是合乎儒家之道的，也有违犯儒家之道而必须临时权变的。过去在魏代，东京地区蝗虫还不甚严重，忍心不去捕杀，造成严重饥荒。后秦时代，蝗虫甚至连草木都吃光了，牛马只好互相啃吃对方的毛。现在飞蝗满天都是，加上它们繁殖又快。黄河南北的民众，家里都没有余粮。一年不收，就要流离失所，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问题。捕蝗即使不能完全消灭，不也强似养着它们让它们为害百姓吗？唐玄宗觉得说的有道理。

这时，宦官卢怀慎对姚崇说，凡是天灾，都无法用人力消除。况且杀虫太多，伤害了天地间的和气，请您认真考虑。姚崇回答说，过去楚怀王为保护厨子，吞吃了饭里的水蛭，反而医好了沉疾；孙叔敖杀死了会给人带来灾祸的两头蛇，获得了天降的福气。这都是杀虫免祸的先例。现在蝗虫幸而可以捕杀，假如纵容，庄稼就会被它们吃完，百姓怎么办？为救人而杀死害虫，假如有祸，就让我承受罢了，不会连累您的。

于是灭蝗的工作继续展开。

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科学与迷信思想的斗争。因为神是不存在的，所以有关神祇的教义，几乎没有不自相矛盾的。在这个问题上，昊天上帝如果存在，是保护蝗虫，还是保护百姓？二者必居其一。这是姚崇敢于离经叛道的所在。其次就是要有为国家、为百姓不惜牺牲自我的高尚精神。这样一种精神，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科学精神的有机构成部分，所以在这里专门加以叙述。

开元以后，对于蝗虫是否捕杀？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因为中国古代，和其他民族一样，毕竟是宗教思想统治、大事都相信神祇的时代。在以后发生蝗虫的时候，所谓修德、祭祀，仍是儒教采取的基本手段。但是姚崇的这次斗争，也揭开了由国家组织捕杀蝗虫的序幕。五代时期，就不只一次的由国家组织捕蝗，也没有再遇到严重的阻力。并且从宋代开始，人们对蝗虫的认识，也在继续深入。政治的力量，也可以用来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