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永恒——记老同学吴钟华_风闻

作者：吕聪敏 先后在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外交部欧美司、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外交部美大司任职，曾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外事秘书、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副理事长、各国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中美议会交流机制中方副主席、中国加拿大议会协会中方主席等职。

我与老同学吴钟华很久没有见面了。上次见面是在“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的年会上。我们谈起他的著作《南太不了情——一个外交官鲁滨逊式经历》，谈起他在《秘书工作》等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他的这些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在外交学院所作的报告使在场的师生感动。他以自己的特殊经历和感悟生动说明，“祖国永恒”是新中国外交人员崇高的信念。

时光回到1958年9月，我俩带着家乡泥土的气息和浓重的乡音，分别从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和河北的唐山，来到滨海重镇天津，走进我们向往已久的南开大学。美丽的南开校园从此成了我俩5年同窗苦读的地方。我俩都是贫寒的农民子弟，拿着国家提供的助学金，省吃俭用，认真读书。求学生活虽很艰苦，但我们依然乐观向上，时刻鞭策自己不辜负国家的培养和亲人的期望。

1963年大学毕业时，我俩同时被外交部录用。事后我得知，这个分配方案，实际上一年前就大体确定，档案早已被外交部拿走。在外交部报到后，钟华分到礼宾司，我不久去了伦敦，在驻英国代办处工作。一个国内一个国外，一别就是数年。

参加工作后的这几十年，钟华常驻的国家比我多，接触的业务比我广。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斐济、基里巴斯、瓦努阿图和美国的纽约、洛杉矶等地的工作经历，以及外交部礼宾司、国际司、对台办、领事司等多个部门的业务实践，使他比其他外交官多了不少经验和素质的积累。

他的文章和报告之所以能感动人，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有一段非同寻常的生命和情感经历。这些真实的故事，我是时隔多年后才知道的。作为老同学，我羞愧自己的粗心和麻木。

吴钟华在基里巴斯贝霄岛上留影，身后的海岸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下来的。

他在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任临时代办兼秘书的三年多的传奇经历，在新中国外交队伍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基里巴斯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南太岛国，由33个相距甚远的小岛组成。首都所在地塔拉瓦岛，长不过27公里，宽只有一二百米。岛上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文化生活等于零，信息极度闭塞。物质生活还处于半原始状态，岛民以鱼虾为食，饮用雨水。岛上很少有像样的房舍，使馆只能安置在一处印度人留下的茅草房。谁能想象，他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过着鲁滨逊式的荒岛生活，一人操持着一个大使馆的馆务，守护着这块远离祖国的外交阵地。

1990年2月24日，钟华乘一架小飞机，飞行近10个小时到达塔拉瓦。我国与基里巴斯早在1980年6月25日就已建交，但一直没有在基建馆，大使由驻斐济大使兼任。当时，台湾当局大肆搞“金钱外交”，乘我方疏于顾及之机，加紧对基里巴斯政府的策反活动，中基面临断交的危险。钟华赴任可谓临危受命，自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

1990年3月，吴钟华一人刚建馆时，在临时使馆馆牌和带国旗的汽车前留影。

在此情况下尽早开馆无疑是当务之急。经请示，开馆日定在他抵达后的第四天，即2月28日。外交部的同志都知道，办一个开馆招待会很复杂，即使条件好的国家，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基里巴斯这样的穷地方。钟华独自一人夜以继日紧张忙碌了整整三个工作日。从买汽车、配家具、装电话、挂馆牌、制作旗杆、印请柬、发请柬到打扫住所、布置招待会场地、预订食品和酒水等繁杂事项，都是他一个人事无巨细地亲自动手，亲自张罗，亲自落实。

新西兰驻基里巴斯高专署临时代办与作者在中国驻基里巴斯使馆草房前的合影。

招待会如期举行，基里巴斯难得有这样的“盛大庆典”，上自总统、副总统下到各部门官员，还有英、澳、新驻基使节光临，既隆重又热烈。一个人的大使馆，一个人操办一个成功的招待会，简直是奇迹。钟华不愧是礼宾行家，此时此刻，他既是馆长、招待会的主人，又是招待会的礼宾官、司仪，紧张而不忙乱，事多而主次分明。招待会结束时，他才发现自己已连续18个小时丝毫没有停歇。身体极度疲惫，但他不忘及时把开馆招待会的消息发出去，这是外事的规矩。当忙完这一切回到卧室，竟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听他叙说这一切时，我深受感动。

吴钟华在基里巴斯使馆升旗

一名外交官，不论职级、分工如何，首先都应是一名爱国者。不论生活工作在国外喧闹的都会，还是人迹稀少的天涯海角，祖国永远是心中的灯塔和生命的力量。钟华的言行对此作出了精彩的诠释。爱国情怀发自他的心田。谁曾想到，在南太平洋一个叫塔拉瓦的小岛上，1000多个清晨，有一名中国外交官唱着国歌，把国旗徐徐升起，风雨无阻。他噙满泪水的双眼久久凝望着随海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想到祖国、想到家乡、想到母校、想到同事、想到亲人。是他们给了这位远在孤岛的中国外交官战胜孤独、战胜困难、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我知道钟华的肠胃和心脏都不太好，在基里巴斯这样缺乏基本医疗条件的地方，人们难以想象他是如何克服身体的病痛，坚守这块阵地的。他确曾担心自己的身体会有一天无法支撑，于是同远在斐济的徐明远大使商量好，每天下午的某时某刻通一次电话，以防不测。

1990年3月，使馆的篱笆倒了，吴钟华向当地人学编篱笆，生产自救。

1990年6月25日是中基建交10周年，徐大使从斐济赶来主持庆祝活动。钟华说，活动结束，送走徐大使后他就病倒了，身体的所有老毛病同时复发。他想，再难受也得挺住，于是把电话放在床边，以便有电话可以躺着接。使馆就他一人，任何大小事项无人为他代劳。在他心里，驻基里巴斯使馆虽然仅有一人，小之又小，但它是国家的象征，一时一刻也不能没有人守护。个人是渺小的，而祖国是神圣的。

吴钟华与国内考察组在驻基里巴斯大使馆门前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我和钟华在天津相识时都不到20岁，风华正茂，南开大学良好的育人环境使我们变得成熟和坚强。此后，我俩又有幸在外交部这样有严格纪律和良好风气的国家机关工作，形成了终生不舍不弃的家国情怀。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我们现在已是孙辈绕膝的老人，但人老心不老，力求做到老有所为。我祝福钟华辛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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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西交民巷23号院随想》

作者 | 吕聪敏   图片 |《南太不了情》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