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岗位——信使队_风闻

作者：王之栋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

我在国际司工作正起劲儿时，处长杨虎山找我谈话。这次谈话内容出乎意料，既不是交待任务，也不是做思想工作。他开门见山地说：“组织上准备调动你的工作。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我不知道。怎么调动？”

“信使队缺人，青黄不接，部里让各司派一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干部去支援。干部司选中了你。开始我们不想放，看来顶不住。”

“让我去当信使？”

“对，当信使。”

“我是搞调研的干部，干信使合适吗？当然，如果组织上派，我只好服从。”我很不情愿地说。

“你不愿意干。有人想干还干不了。”老杨没有细说。我摸不准他话中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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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态度被杨虎山反映到司，凌青同志找我做工作。

“当信使，一时离外交业务远了点儿，但也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他慢条斯理地说，“据我所知，组织上调你们这批人当信使，不是总当下去。先干信使‘周游列国’，然后派到某个地方搞调研工作。信使能看的文件和资料比在司里多些，于个人成长、提高来说可能更快。当然，调动主要是工作需要……”

“我服从工作调动，去了也一定好好工作。”我勉强地笑了笑，离开了凌青的办公室。我心里不愿调离，然而又不愿意说出口，因为当时我在猜想，这内中可能还有点别的原因。

处里同志知道我可能当信使的消息，总的说持赞同态度。有的同志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话说得贴切，我听了后思想上有所触动。比如李道豫同志这样说：“五十年代选信使时条件很严，要这么挑、那么挑……”他一边说，一边用食指在眼前交叉划杠杠儿。“要政治可靠，大学毕业，能说外语，年轻体壮，有白区工作经验。我在解放前工作时的一位老上级，现在是信使队的领导之一……”

听了李道豫的话，我心里敞亮许多，同时也想起“树挪死，人挪活”的谚语。再者，就个人条件讲，我当时的实际素质也符合做信使的要求，于是决意马上去信使队。现在看，如果当初不做信使，哪有后来这么广的阅历？还是凌青同志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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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国际司办公地点已改在主楼六层东半边，西半边就是信使队。司里同意我的意见：不用收拾东西，把办公桌和座椅顺着走廊由楼东边搬到西边就行了。就这样，我去了信使队。

信使队隶属外交部办公厅，当时办公厅主任是张占武，分管部领导是韩念龙同志。

信使队领导的谈话和老信使领着办学习班，使我们这些地区业务司来的人开阔了眼界。这个机要单位，在国内与机要局联系多，在国外与使领馆要员联系多。每天接触的是文件、资料、信件，安全传递外交邮件是信使的职责。信使出差任务艰苦，要克服时差、温差、高空反应、飞行疲劳等种种困难，也要有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时期，有六位信使因飞机失事献出了宝贵生命。

由于信使工作的特殊性和艰险性，国家和人民给予信使较高的待遇。信使持外交护照，享受外交豁免权，可以乘民航和外航头等舱。初期制装费为1556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在国内外伙食标准为四菜一汤，个人津贴也比同级外交官略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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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谈是信使入门。实地干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做好信使工作，概括地讲需要过好“三关”，即生死关、苦乐关、敬业关。

“生死关”说白了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或者说尽量不想生与死这个问题。如果想的话，就想人总是要死的，只是死得早些或晚些。至于飞机失事，只能说信使遇到的机会多些，多想没有用。不然，干脆不当信使反倒好些，反正干这工作在于自愿，上级也没强迫任何人非干信使不可。

不过，话说回来，常坐飞机也并非一准出事。专家测算，坐飞机安全系数最高，其次是轮船、火车、汽车、摩托车……当然安全系数再高也不是百分之百不出事。信使需要过生死关，是立下“不怕死、为国家而死是死得其所”的意志。这样，就能做到对生与死的事尽量不想或少想，就能一心扑在工作上，当个好信使。

“苦乐关”指什么呢？常出差苦、没节假日苦、吃洋饭苦、倒时差苦……但是，这些还不算苦，最苦的是长途飞行时夜间值班，实在想睡觉时坚持不睡。真想利用“头悬梁，锥刺骨”的办法驱除自己的睡意，以确保文件的安全看管，做到人在文件在。文件如若丢失，个人受处分或再重的惩罚是小事，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才是大事，这是每位信使心里牢记的信条。

信使工作有苦也有乐，这“乐”是指娱乐、乐观，如开展文体活动，组织参观游览等。这里所提倡的乐，也不能乱“乐”，要经得住花花世界的考验。比如在海边游泳，你见到脱衣的西方男女，总不能闭上眼睛故意躲避，但也不能跃跃欲试，自己脱起来。

“敬业关”一般指的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本职岗位上刻苦钻研、不断创新。除了这层意思外，主要是指做到以下工作需要为前提。有的信使说：“一期‘新鲜’，二期‘也行’，三期靠‘党性’。”干信使工作论“期”，800天为一期（出差800个工作日，约需4年左右时间）。

我国有150多个建交国，一位信使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地跑，干一期也跑不全。所以，每到一处都感到“新鲜”，干着也有劲儿。干到第二个800天，也就没多少新鲜感了，但是继续干“也行”。如果组织上让干第三个800天，自己虽不会“打退堂鼓”、执意不干，但主要是从工作需要考虑了，这就是靠“党性”继续做信使工作。

我就是因为工作需要，干了四期信使。还有的同志自大学毕业后进信使队，几乎直至退休才离开。孙仲林同志由于敬业精神强，除了出差完成信使业务外，还努力钻研飞机票计算业务。在二十多年的信使生涯中，他为全队购买机票节约了数百万元人民币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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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信使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习的时间多，游览考察国内外社会情况的时间多，但休息时间少。信使工作的艰险和劳动时间，集中在从出外交部大门至进驻外使领馆大门那段时间。除此以外的时间，基本由信使自己支配，这大块时间可以用于学习、休息、游览或消遣，这是其他工作无法比的，是干信使工作特有的优越性。

有的信使利用空余时间写文章发表，有的翻译书籍出版，做了不少有益社会的事，还有些人离开信使岗位后出任大使、参赞，也有的升任司长副部长。可见，信使工作事在人为，与其他外交工作一样，既重要也有前途。

当然，搞好信使工作，除了自己要自强不息、严格自律，也需要各方面的重视和关照。从外交部建立起，信使队已存在至今，中央首长、外交部领导一直关心信使队的成长。

建部初期，规定了选拔信使标准。后来，周总理在干部司司长刘英同志关于信使工作的请示报告中详细批示、明确有关事项。不少部领导直接过问或分管信使工作，钱其琛同志曾亲自到信使队讲过话。部党委不止一次召开专门会议，研讨信使队改革问题。

随着形势发展和外交文件传递技术的改进，信使队经过深化改革，更加适应外交工作需要的同时，它也成为培养、锻炼外交干部的重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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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我这个外交官》 

作者 | 王之栋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