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86%印度年轻人对未来焦虑, 却又急切地想统治世界? | 文化纵横_风闻

✪ 司妮达·普拉姆 | 印度作家、记者

✪ 于果果 (译)

【导读】近年来，人们在讨论中国发展时，经常把印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一些战略家认为，印度人口基数庞大、地缘优势突出，其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动将深刻影响南亚乃至世界格局。然而，除了这些宏大战略关注，印度自身有何变化？其内部社会结构到底是怎样的？

深入观察印度，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印度青年一代。本文作者司妮达·普拉姆(Snigdha Poonam)以“印度小镇青年”为写作对象，对印度青年的梦想、渴望、焦虑与困境作了全景描述。她指出，印度人口超过半数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青年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年展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其一，他们相当多数处于未受教育、待业以及无工作能力状态，但却有充沛的改造世界的梦想；其二，他们大多处于传统印度观念与美式成功学的撕扯与分裂之中，更偏重于世俗的成功目标；其三，他们在自由主义时代快速成长，有着自我表达的强烈欲望，但却没有人真正理解他们的自我认知与真实想法。由此，他们是自独立以来最绝望的一代印度人——86%的人曾对未来感到“焦虑”——但他们也是最执迷于统治世界的一代。这些印度“梦想家”们的梦想能否实现，不仅仅是一个疑问，更是深刻影响未来世界走向的重要问题。

本文转自“群学书院”，原题为《“梦想家”：印度青年正在如何改变世界》，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特此编发，供读者思考。

“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青年群体”

“我不再想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理了。”“我想要领导全人类，人类比一个国家要大。我想要到外太空去，我希望人类能成为一个多星球存在的物种。我想领导火星。”

我平静地把这话记了下来。那一年，我听过比这疯狂得多的话。从2014年我开始在印度遥远的角落和年轻人们交谈以来，到2017年他们说上句我就能接下句为止，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这样的口号，这是他们极端情绪的宣泄：他们的希望、计划、担忧、梦想。印度人口超过半数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里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年轻人群体。“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年轻人，”联合国2014年的一份报告用震惊的语气记录下这一事实。它将印度这前所未有的人口构成的意义用最简单易懂的话概括了出来：

“这其中蕴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有。我们如何满足这些年轻人的需求和抱负，将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

世界的未来依赖于印度年轻人能否实现抱负，但是现在看来，这还是个白日梦。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多年来警告的那样，印度迫切需要解决它的“3E”问题，大多数印度年轻人将被列入这三个范畴：未受教育（uneducated）、待业（unemployed）、无工作能力（unemployable）。这个国家完全要依靠庞大的青年群体成为超级大国，但却不知道如何将数字变为资本。

这个挑战涉及的问题让对印度最有信心的支持者也犯难。想要在国际经济上发号施令，印度需要在未来十年里让1亿年轻人接受教育，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任务。在这十年里，至少需要建成1000所大学和将近5万所学院。（什么概念呢，美国总共也只有4200所学院。）即便印度奇迹般地完成这项壮举，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也仍然是个问题。目前，不到17%的毕业生有直接就业的能力，只有2.3%的印度劳动力接受了正规的技能训练（日本80%，韩国96%）。但现实是他们需要一份工作，只有极少数印度特权阶层能够自主选择不工作。然而，印度在创造就业上举步维艰。大约1.17亿人需要被吸纳到新的、更具有生产力的工作中去。求职者和工作缺口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使得国际劳工组织将这一代印度人称为“受伤的一代（Scarred Generation）”。他们预测“集体性的挫败感”将引发抗议活动和社会动荡。

事态已经开始恶化。过去的三年里，许多邦内的大批印度年轻人开始因为工作配额问题走上街头。在安得拉邦，他们封锁了道路和铁路网络；在哈里亚纳邦，他们切断了对首都的自来水供给；在古吉拉特邦，他们封锁了工厂，警察向他们开火；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他们威胁要摧毁那些因平权运动而得到雇佣的人。事态正向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数量庞大的印度年轻人中的大部分仍活在一潭死水中。地方百姓构成了现代印度的核心，却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想法。他们只会在临近大选时出现于我的新闻推送中，只有那时我的同事们才会下乡采访，了解“年轻选民”的想法。他们都会带回同样的结论：一波远大抱负正在印度的乡下蔓延。

似乎离城市越远的人，梦想就越远大。我们能看出来他们想要什么——在机会、收入、个人价值、政治立场、爱情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获得更多的选择——但我们看不到是什么驱使他们有这些需求。搞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把我们分开的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段。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活和父辈、祖父辈在这个年纪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差别——不管是生活在哪里，还是如何生活。然而视角稍微转换，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同了。一名20岁的印多尔年轻人和美国艾奥瓦州的同龄人所接收到的信息是一样的，这也可能让他们生出同样的需求和梦想。对印度年轻人而言，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和他们理想的生活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1亿人突然间拥有了远大的梦想，然而不管是家人、老师、老板还是政府，在他们所生活的地方还没有人为此做好准备，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意识到只能靠自己。他们只能告诉自己，他们需要自己建造一个世界，才能成为想要成为的人。在这个世界里，你能达到怎样的成就要看你有多大的渴望。一旦他们给自己创造了这个名为梦想的泡沫，他们就会把全部人生都压在追求梦想上。

生存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印度青年

这一代印度人被吊在两个极端之间。他们在祖父那辈人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下成年——社会问题上态度保守，性方面腼腆，宗教上敬畏神明——但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又和美国青少年一样：要赚钱和出名。他们能获得真正机会的可能性极为渺茫——每个月有100万印度人进入就业市场，他们当中大概只有0.01%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但他们对于成功却有着最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们是最具全球视野的印度年轻人，但他们基于语言、地域、宗教，以及对于国家前殖民地时代辉煌的夸大认知而形成的“何为印度人”的看法也最为狭隘。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印度的旧政治很不满，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国大党死板、严格的自由主义的代名词。然而他们对于新政治的认知就是如今掌权的印度人民党，一个主张排他的民粹主义和教派隔离的政权。他们是自独立以来最绝望的一代印度人——86%的人曾对未来感到“焦虑”——但他们也是最执迷于统治世界的一代。

不管现在的处境有多么困苦，他们组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群体，而且他们坚信世界就应该按照他们的规则运转。这些印度年轻人的决心，将给印度内外带来不只经济上的影响。他们心中的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想法，导致这一代印度人以自己的观点重新定义一切：工作、成功、道德。这也会以一种我们还不能预见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世界。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了解在时刻变化的印度做一个年轻人是怎样的。我了解找不到自己定位的沮丧和寻求天翻地覆的变革的欲望。作为一个从新晋自由主义印度的小城镇中产家庭长大的女孩，我也常常要重新调整种种想法，包括我是谁、我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我想从这个世界得到什么。我很幸运，对我而言最难的部分就是说服自己要有更远大的志向。我不需要为了成功或生存奋斗，只要追求个人自由就行了——离开家，做喜欢的工作，为爱结婚，自己的生活自己说了算。我的斗争对象不是国家也不是某个系统，而是传统。我被高种姓和高阶层的壳保护着，不用像其他人一样面对残酷的现实，我唯一需要斗争的就是我的家庭，而且这也算不上是硬仗。

和现在的印度年轻人不同，我当时对这个世界愤怒不起来，因为我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我被世界吸引还来不及呢。那时印度刚刚在铁门上开了一个洞，让人得以一窥外面的世界，而我就被它的五彩斑斓深深吸引了。我接触到只有世界上最幸运的一群人才拥有的好东西：有线电视、流行音乐、校园漫画。我对于它给我日常生活带来的诸多选择心怀感激，比如至少能有不止一个牌子的香皂可以选。我长大过程中所经历的印度，比我父母年轻时候的印度在各方面都好太多了，很难想象谁会觉得它有什么问题。从我的角度来看，印度就是在崛起。

当时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包括那些愤世嫉俗的人。V.S. 奈保尔在1990年代初游历印度的时候看到，这个国家虽然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极端的团体、教派、宗教、地域矛盾”，但同时也在拥抱“自由的观念”，达成“精神上的自由”。那个十年里，《纽约时报》每五篇关于印度的报道里就有一篇讲的是印度又和某外国企业签订了令人激动的商业合同。从太空科技到私人电脑，所有在造的东西都将印度送往美好的未来。

作为“梦想家”的当代印度青年

和我现在遇到的年轻人不同，20岁的我并不想让印度统治世界，看到我的国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的政治理念和我父母一样，我们都是所谓的国大党支持者。我父母的父母也支持国大党，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政党可以选择。国大党不但为印度赢得了自由，也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的后代所建立的政党，它奠定了印度民主、世俗主义、社会主义的内政方针和支持自由与公正的外交方针。没有人觉得国大党是完美的——腐败、裙带关系和威权主义也在其中滋生——但它同时也将印度塑造成一个现代的、技术进步的、科学领先的国家，至少在它执政前期是这样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把它看作一个懂印度、面对各种极端主义仍然能够带领国家继续前行的政党。我长大的过程中听到的都是，国大党是属于所有人的政党：不管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穷人还是富人，老人还是年轻人。现在的我会质疑这一点，但当时我深信不疑。

我基本上继承了我父母的偏见，很少对阶层、种姓、地域和宗教发表观点。但和2017年那些20岁的年轻人不同，我有幸在后真相时代前就成长为一名有思考能力的成年人——我阅读书籍和文章不是为了验证我的观点，而是为了挑战我的观点。所以大多数时候都以尴尬收场。

刚开始为这本书做功课和采访的时候，我以为这些印度青年人就是年轻版的自己——不到十年前我还是个焦虑的18岁的孩子呢——但是和2010年代这些18岁的孩子待上几天，我就意识到他们和我太不一样了。

和年轻时的我不同，他们非常坚定地相信自己生来就是要成就大事的——事实上，这常常是他们认知自己的第一步。他们的问题是，没有人关心他们的自我认知。一般情况下，不被重视会导致人对自己的想法更谨慎，对自己的预期更没把握，但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他们被丢在自己的幻想里，并把这种幻想不断拉伸，直到这些幻想变成一道墙，将他们和漠不关心的世界隔绝了起来。

我在远离印度中心地带的德里思考我们国家的婴儿潮一代时，并不知道这些。那时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了解他们（将近6亿人），是了解现代印度的关键。所有人都同意当时国家正在经历转型中最艰难的阶段—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而要承担最大风险的就是开始成年的这群人。我最关注的选题就是印度年轻人们如何试图理解和适应这个脱轨的世界。

2014年中，我开始到小村镇去，想要弄清楚印度年轻人们想要什么，他们想怎么得到它们，以及他们的梦想将会如何改变他们和我们的世界。那一年是能否建立一个新印度这个问题的一次关键考验。“梦想家们”在那一年选出了他们的总理，这个人能理解他们对于就业、进步和荣耀的焦虑与希望。这个国家最难满足的选民终于有机会把他们的理想投射落实。印度的年轻人们把纳伦德拉·莫迪推上了总理之位，现在他们就指望他信守诺言了。他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他能帮助他们完成梦想吗？如果他成功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他失败了，又会是什么样呢？

我首先去了我的家乡兰契。在当地，如果你生于一个中产家庭，那你们家认识的所有人不是公务员就是经营家族企业的。大概十年前，印度东部以外还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直到这里突然出了位印度板球队队长。多年来，兰契所有能离开的年轻人都走了，想要有所成就，当个医生、工程师、律师、记者，或者公司职员，就唯有离开。

离开的不只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所有人在快到工作年龄的时候都会这么做，到大城市去做工人或者快递员，由此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分子。在德里或者孟买，随便某一天我遇到的人里，来自比哈尔邦我祖父那个村子里的人可能会多过大城市的本地人。多年来，我问了很多人为什么离开家乡。不管他们做什么——在德里南部教瑜伽，还是在班达尔帮侨民买东西——答案都是一样的：人往高处走。

2014年之前，我偶尔回兰契都是为了洒红节或者排灯节的家庭聚会。我父母和姐姐现在还住在那里。和所有规模相仿的城市一样——人口几百万且还在增长的“二线城市”——兰契也在过去的十年里从印度地图上的一个点发展成了一个有作为的“国际化”城市。每次我回去，城市都有巨大的变化。二线城市的现代化标志在过去几年慢慢出现：机场、公寓楼、典型的连锁酒店、购物中心。二线城市标志性的混乱也同时出现：堵车、污染、犯罪、污水。我作为当事者见证了城市变化的过程，却希望自己是个旁观者。改变城市的面貌总比改变它的观念容易，对于后者我不抱什么希望。

印度小城里最有限的不是它的面积或者人口——兰契的面积和人口比很多主权国家还大还多——而是它的想象力。我回去就是为了挑战自己的观念。我也去了其他的小村镇，有的地方小到让兰契看起来有如一个巨大、发光的天堂。我当时在找新印度的那些可以让年轻人追求成功的地方，那些你不需要过往经验、学历背景或者重要人脉也可以进入的机会之地。

我在兰契认识的第一个年轻人是位26岁的电台主播R.J.山奇。他主持的节目《乔希工厂》是当地电台最受欢迎的节目——“四成消息，六成娱乐”。山奇给他的受众（将近100万听众）提供的不是新闻，而是对新闻所持的情感：骄傲、宽慰、羞耻和愤怒。大学一毕业，山奇就跟着很多朋友一起去了德里，最后在一家大型IT公司的接线中心找了份工作。一年都没做完他就回来了。“如果我没回来，我就是德里一个普通的接线员。”在那次顿悟的八年之后，山奇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名人，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建立个人品牌上。闲暇时候，他也像其他人一样，忙着为如何治理国家献计献策。

不管是新印度还是旧印度，人们总可以通过从政追求金钱或者权力。但现在，一个想要成为议员或者立法者的年轻人并不想要这种设定。他不需要一个票仓或者选举基金，他甚至不需要有把5000人聚集到一场政治集会上的能力，他只需要有足够的自信， 认为自己比任何一个当权者都懂得多。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年轻人告诉我管理国家应该像管理公司一样。当然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梦想着能管理他们自己的公司。

这是新印度梦吗？它看起来确实和过去是分割开的。之前世世代代的印度年轻人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赚工资；现在每秒钟都有一名年轻人萌生一种创业的想法。也许他们需要这样的想法——毕竟他们也知道获得一个赚月薪的工作太难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咨询了自己的智能手机，发现人们不需要有钱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公司了。他们了解到，世界各地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人都用凭空的想法和希望建造着梦想中的公司。

现在的政府很乐于用承诺鼓励这种梦想，让印度听起来像是年轻企业家们的终极目的地。2017年5月，因为担心“就业末日”，印度人民党主席、莫迪的副手阿米特·沙阿说，“这个国家给超过10亿人提供就业岗位是不可能的。”三年前，印度人民党通过承诺就业赢得了政权，如今他们说要给印度人“自我雇佣的机会”。在这套鼓励建立一个聪明、自食其力的印度的漂亮话背后，是目标受众们还没空想明白的潜台词：“我们管不了你们的梦想了，但是我们很高兴让你们自行解决。”

我身边从来不缺梦想家，他们像鬼片里的僵尸一样从各个角落爬出来。但我只被其中的一些吸引。我选择跟访的对象有些明显的共同点，首先，他们拥有最远大的梦想。每个人的终极目标都是三者之一：有钱、有名，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们的野心似乎已经超越了理性——和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待上一天之后，我翻看笔记时就会吃惊地发现，像“疯狂”“疯癫”这样的词被我用了多少次。大多数时候，这些词都是他们对自己的形容，或者别人对他们的形容——但有些时候，我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他们了。

除了少数几个只想成为大人物的人以外，大部分我跟访过的人想要的都是钱和影响力。但在所有我接触的个例中，我都很难明白或者理解他们是如何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生出那些梦想的。我很难跨越他们的现实和梦想之间的那条鸿沟；他们则正相反，对此毫不在意。他们除了靠自己，完全没有别人的帮助，这点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痴迷于自己的梦想，我则痴迷于他们为实现梦想付出的诸多努力。

而且，虽然我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我的直觉告诉我，观察他们能否实现自己的梦想也能看出印度未来的一些影子。我好奇什么样的人有机会实现梦想，而什么样的梦想又有机会被实现；我也很好奇那些完全没有机会实现梦想的人会变成什么样

本文节选自 司妮达·普拉姆著 《印度青年狂想曲》（上海人民出版社），转自“群学书院”，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 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