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书生从商第一人_风闻

专门研究牛人

何加盐第 189 次为你加盐 

加盐注：上周去完海尔参访，此后又去了烟台看苹果，最近一直在忙这事。包括明天还要飞到新疆的阿克苏，去看那边的冰糖心苹果。周五中午我会在阿克苏的苹果园做一场直播，也欢迎大家围观。

本文是我和同事杨朔合写的，杨朔是第一作者，何加盐是第二作者。文章既保持了何加盐原来的行文风格，又增加了一些来自95后年轻人的新鲜感，希望你喜欢。

张謇（jiǎn）/图源：百度百科

1894年，农历甲午。

这年的北京，天气诡异，时而倾盆大雨，时而烈阳如火，似乎预示着大清帝国注定不会太平。

只是，很少有人关注异常的天气。满朝文武正忙于张灯结彩，庆祝帝国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为了此庆，朝廷特地开了“恩科”——增加了一次例外的科举考试。

消息传来，令举国考生狂喜。来自江苏南通的张謇，也决定赴京应试。

三月十二日，考试结束，大雨不止，平地水深过尺，人们惊叹这场大雨是“十年未有之事也”。（见《张謇全集·柳西草堂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41岁张謇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回到住处，全身已被雨水淋透，十分狼狈。回想起过往经历，他一下子悲伤不已——二十多年来，从乡试到会试，自己进出科场前后二十多次，科举仕途屡屡受挫，幕僚游历十年失意，不知道未来路在何方？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一个多月后，他会得到中国古代走科举之路读书人的最高荣誉：高中状元！

但他更不知道的是，若干年后，人们记得的，不是状元张謇，而是中国近代民营企业的先驱：实业家张謇。

1

此身不值与鼠头并碎

1853年，在欧洲和美国，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很久，主要工业国的生产力都在突飞猛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已经发表了5年。

而古老的东方，还是一潭死水。

以清朝的纪年，此时为咸丰三年。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由盛转衰，进入到苟延残喘的最后时段。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十余年，战败的耻辱和《南京条约》的签订，除了引起少数有识之士的哀叹之外，并未在清廷朝野引起根本性的改变。

在江宁布政司的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属南通市海门区），一个名叫张彭年的卖糖人，生下了第四个儿子，取名张謇。

这是1853年的7月，也是咸丰三年的五月。由常乐镇往西230公里，南京城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往东1700多公里的海上，身材矮小的日本人，将于几天后在江户湾的海面上，惊恐地发现4条巨大的黑船。

而此刻，海门这片土地依然保持着古老迟滞的神情。外部的风雨，似乎没有对常乐镇的人们造成丝毫的影响。

这就是张謇出生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人们谁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命运，已经和时代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从小，张謇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读书天赋，五岁（用现在的计算方法是四岁）已经能全文背诵《千字文》；十一岁熟读《大学》、《论语》、《孟子》。

十二岁时，有一武官骑了一匹白马，从门外走过，先生随口出了一个考题“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不假思索答道“我踏金鳌海上来”，足见张謇不仅思维敏捷，而且志向远大。

1868年，即清朝的同治七年，十六岁的张謇正式踏上了科举之路。县、州两级考试顺利通过，只是州试成绩欠佳，成绩在百名之后，受到老师严厉的督责。

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老师对张謇说：“假使有一千人去考，要取九百九十九人，只有一人不取，就是你”。（见《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章开沅著，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年）

张謇羞愧至极，在窗格上写下“九百九十九”警醒自己，睡觉时用短竹夹住辫子，翻身牵动辫子，就会惊醒起来继续读书，有时候读累了，就看一看那五个字，然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就又强忍着累和困，继续读下去。

经过努力，在后来的院试中，张謇以第二十六名的成绩获得了秀才的称号。尽管名次不高，但也已经创造了家族史上的奇迹，让一家人欢喜不已。

不过，欢喜没有持续多久，灾祸便接踵而至。

按照当时科场惯例，如果一个人祖上三代没有做过官或者考取功名，就叫作“冷籍”。冷籍子弟不能随便应考，需要有资格的人担保，程序十分严苛。而张謇家族世代务农，没有应考资格，后来在老师宋璞斋的“帮助”下，张謇改名张育才，冒充如皋人张驹之子，参加如皋县的县试，考上秀才。

没想到，张驹见张謇有了出息，马上露出了贪婪无耻的面容，以“冒籍”为由开始对张謇一家勒索。

短短五年间，张謇一家受尽了敲诈凌辱之苦，多年积累的家财被勒索一空。后来张驹索财无果，便将张謇“冒籍”的事情举报。

当时“冒籍”处罚非常严重，为躲避官府追捕，张謇仓皇出逃，他在笔记中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情形：

“虽雨势稍细，而云黯如墨，立桥下久之……行数步，辄一蹲，足陷泥淖及踝……是时忿火中烧，更不知有何畏怖，亦辄作挟利刃砍仇人头之想。又念父母在，此身事大，不值与鼠头并碎，且自解且行……外雨内汗，襦裤尽湿，足疱累累，遂坐而待旦”。（见《张謇传》，张孝若著，岳麓书社·博集天卷出版，2021年）

好在当时通州知州孙云锦惜才，听说了张謇的事情后，向这位无依无靠的农家子弟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他的斡旋下，礼部核准张謇“改籍归宗”，这场飞来横祸才得以消弭。

灾祸虽然消解，但本不富裕的小家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冒籍”事件后，张家负债已达千两之多。

无奈之下，二十一岁的张謇只得外出谋生。孙云锦调任江宁后，得知张謇的困境，便邀请其出任幕僚，张謇由此开始数十年的游幕生涯。 

2

人到中年万事休？

张謇二十三岁时，在孙云锦的推荐下，出任直隶正定镇总兵吴长庆的庆军幕僚。吴长庆是淮军将领出身，曾为淮军庆字营统领，此前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得以成名。

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平叛，张謇随之前往。

这一次朝鲜之旅，张謇有两个很大的收获。

一是，他的平叛策略得到一个人的赏识，从此他在帝国的核心层，有了强大的助力。此人就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

二是，他在朝鲜收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比他小六岁，科举落榜，又不喜欢读书，便索性来投靠养父的好友吴长庆，想倚仗“世谊”得到提拔。但吴长庆并没有给他机会，只是让他跟随张謇学习文化。

张謇起初对这位学生非常头疼，因为他写的文章芜秽难懂。但后来发现他办事精炼，能力出众，行事果决，深谈之后，发现此人志向远大，便极力向吴长庆推荐。

后来，这个学生在入朝平叛中表现英勇，不辱使命，被称为“能将”。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袁世凯。此后一度甚为张謇争光，只是师生两人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此是后话。

张謇曾经的得意门生袁世凯/图源：百度百科

张謇本想借助长庆军建功立业。但八年后，吴长庆去世，张謇失去倚仗，梦想随即幻灭。

虽然很多人向声名鹊起的张謇投来了橄榄枝，甚至包括张之洞和李鸿章，不过此前的庆军幕僚经历已让张謇明白“靠山山倒，靠水水流”，不能再过“向纱帽下求生活”的日子了，必须考取正规功名获得政治身份，建功立业。

翁同龢也是极力劝导张謇去应试，表面上是惜才，盼望他有所成就；内地里也是希望他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因为当时朝廷内部分成拥护光绪皇帝的“帝党”和拥护慈禧太后的“后党”。翁同龢是帝党首领，正在大力笼络人才。

张謇便欣然投向了科场。

可惜的是，事与愿违，造化弄人。

自从光绪十一年在顺天府参加乡试，以第二名的成绩中举之后，张謇先后四次入京，四次会试都是铩羽而归。

回首过去二十五年，他参加的各种科举考试达二十多次，直接消磨在考场上的时间有一百二十天之多。而会试的屡次不中，使得张謇精神日渐颓唐，对科举考试日渐厌倦，甚至把自己常用的考具也扔掉了。

这一次次的折磨，让张謇对科举有了不同的认识，他觉得“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结果，不是出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出迂腐的书呆子”，特别是游幕的经历，让张謇深切感受到学问不仅存在于书本里，实际事务中的道理同样值得钻研。（见《张謇传》，张孝若著，岳麓书社·博集天卷出版，2021年）

这也为后来张謇的弃士从商埋下了伏笔。

充任幕僚，结果竹篮打水；苦求科举，结果镜花水月。

张謇开始反问，我求取功名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他认为，自己绝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求名得利。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做一点造福地方的实事，而要在功名蹉跎中虚度呢？

想到了这些，张謇又一次转换了人生目标。

当时乡民织布谋生，捐税繁多，他和朋友想法设法，谋减花布税，纾解民困；海盗出没，他又兴办沿海渔团，护卫百姓；春间灾荒，他又成立仓社，堆积米粮；南通土质肥腴，他又筹款买桑，赊于乡农，教以种植方法…….

此时的张謇已经人到中年，看起来，他这辈子充其量也只能在南通做一个造福乡邻的士绅了。

3

一旦非分事无端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张謇41岁。

增设“恩科”的消息传到耳边，张謇已经非常淡漠。但七十六岁的父亲却热心不减，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急于看见儿子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看到儿子无意科考，他非常不满地说，“儿试诚苦，但儿年未老，我老而不老，可更试一回”。

张謇不敢违逆父亲意愿，只能是无奈之下，硬着头皮再试一次，甚至考试用具都是从朋友处借来的，发榜的时候也不听录，足见冷漠程度。

然而，“我踏金鳌海上来”的预言突然成真。在恩师翁同龢的运作下，天大的运气降临在了张謇的身上。

他在礼部会试考中第六十名贡士，礼部复试时考中一等第十名，这个结果让他又惊又喜，仿佛看到久闭的命运大门突然漏出一丝曙光。接下来，就是等着殿试了。

四月二十日，张謇与其他进士站在乾清门外听宣，此时，焦急、兴奋、不安一齐在他的心头涌动。

良久，终于看见八位阅卷大臣站在丹墀上，宣张謇进见。他的成绩，是一甲第一名。

状元及第！

读书人最高的荣誉，这刻落在了张謇的头上。

但张謇并没有感到狂喜。相反，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如此写道：

“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见《张謇全集·柳西草堂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后来的经历，证实了他此刻的预言。

1894年的一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大小官员匍匐在路旁接驾。是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深，雨水刷洗着顶戴上的红缨，鲜红的水落在朝服上，这些文武重臣全身湿透，一动也不敢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太后乘坐的轿子才姗姗来迟。而太后乘轿子经过时，头都不抬，视若无物。望着远去的轿子，看着身旁七、八十岁的老臣久跪难起，需要人搀扶才艰难起立，张謇跪在人群中心如死灰。

他深深感受到，当官是如此没有尊严。难道几十年辛苦经营，读书做官，身居庙堂，却是如此一文不值，只是做个磕头虫？

多年来，他见惯了朝廷斗争的翻云覆雨，而这场大雨使得他“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这个朝堂已经不值得留恋了。（见《新新世界·张謇与南通建设》，傅国涌著，新星出版社，2020年）

而另一方面，异常天气预示的灾祸，已经悄然而至。

1894，光绪二十年，以干支纪年，是为甲午。张謇夺魁两个月后，日本海军在朝鲜半岛的丰岛袭击大清海军的运兵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战事之初，张謇还充满了信心，“但开战不久，他就发现双方的实力已经不是十几年前他在朝鲜时可比，淮军和北洋水师远非看起来那样强大”。（见《跌荡百年》，吴晓波著，中信出版集团·蓝狮子，2017年）

清军一败再败，举国震惊。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张謇不祥的预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张謇慨叹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甲午之痛让张謇意识到，“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在他看来自强之道就是实业和教育，他要在家乡南通实践自己的理念——“父教育母实业”。（见《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章开沅著，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年） 

而历史也就在这一刻分叉，后来，四个中国人做了各自的选择，他们代表了这个国家不同的努力方向：

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袁世凯选择了复古，张謇选择了实业。 

4

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

张謇弃官回到南通后，开始经商办厂。

状元办厂，颠覆了当时天下读书人的信念。“士农工商”是中国古代社会层级的划分，士在最上，商在最下。自有科举制度以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多少读书人的梦想，张謇却要放弃辛苦得到的一切，要从最高社会地位的“士”投身于为人所不齿的“商”。

他的家人也不能理解，辛苦半辈子终于中举，眼前放着的是光明的前景，为什么要自毁前程？有人暗地说张謇这是读书昏了头，甚至当时许多人骂他是读书人的败类，丢掉了礼义廉耻。

张謇的内心也未尝不纠结。因为他从小读的是圣贤书，父母对他的盼望，也是学而优则仕，高官厚禄，光耀门楣。对于商人，他本是不屑与之为伍的。何况自己贵为状元，要去亲自做商人呢？

但另一方面，他又深切地认为，中国振兴，责任首先在士大夫，而读书人被认为只会空谈，他要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看，下决心“舍身喂虎”。况且他认为自己下海经商为的不是自己私利，只是因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所以他有必要以经商为手段，实现强国富民。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张謇终于决定“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虽然“昼惭而夜觍者不知凡几”，但却一往无前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张謇/图源：百度百科

张謇的从商之路，起步于纱厂。其故乡南通盛产棉花，自古就有家家户户纺纱织布的传统，且水路便利，是办纱厂的好地方。

此时，他在地方上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便联合南通当地的6个布庄老板、木材商、典当行的朋友，打算办一个两万锭的纱厂。

但是张謇热血沸腾，现实却冰冷残酷。纱厂除了原始投资之外，还公开向社会募集六十万两资金，结果应募者寥寥。张謇几月奔走下来，一无所获，盘缠花了个精光，最后靠摆摊卖字才凑足了回家的路费。

他甚至还跑到寺庙、道观募资。他放下了读书人的尊严，厚着脸皮去宣讲自己的理念，而善男信女、住持道长却疑惑地问他：“什么是工厂？”

一年多以后，朋友也开始怀疑他，纷纷撤资。

直到纱厂即将开机时，募资都不顺利。实际招募的资本不足20万两。买地，建厂房，再加上各项开支，已用去19万两，而这只是前期投入的资本。

纱厂开动后，每天仅是维持正常的运转就需要万两资金，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根本就维持不下去。无奈之下，张謇打算把工厂出售，可是对方贪心过重，压价过低，只能作罢。

筹款四年多，张謇心力交瘁，在上海奔走筹款时，甚至差旅费都没有着落。站在黄埔滩，看着涛涛江水，张謇长吁短叹，泪眼簌簌。

时任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了一个“官商合办”的路子，当时官办的南洋纺织局有一堆积压已久的纱机，可以将这批设备折合成官股入资。

张謇大喜过望，全盘接收。

但是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高兴早了。这批机器积压过久，日晒雨林，包装木箱都已破损，利器零件大多锈坏，仅是搬运擦锈就耗资六千两。

雪上加霜的是，他还被同乡盛宣怀坑了一次。当时红顶商人盛宣怀答应帮助张謇融资，但签订合同后发现油水不大，便撒手不管了，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书，几乎字字有泪。

在信中，他诉说自己处境是“此时焦灼，甚于然眉”，虽然“多方调度，皆系小数，且不过仓猝应急”，二十几天后，他再次致信盛宣怀，既对盛的失信不满“公方以信义号召天下，岂可失言于匹夫？”又晓之以情，说自己举步维艰，省之又省，还缺十五万，最后又抱着一线希望，说实在不行，可以先借五六万金，一年为期。（见《张謇全集·柳西草堂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但盛宣怀左右推诿，顾左右而言他，到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兑现。张謇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无法原谅盛宣怀的言而无信，官商合办的念头自此断绝。

这种无奈，也使得张謇的企业成为晚清企业中少见的“绅督商办”模式，他也“被迫”成为中国民营实业家的先驱。

5

天地之大德曰生

1899年5月，费时四十四个月后，张謇的纱厂在南通城外的唐闸艰难起步，取名“大生纱厂”。厂名源自于《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张謇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寸得尺，尽可能的心而已”。（见《张謇传记》，刘厚生著，上海书店，1985年）

在大生纱厂开机的四天前，张謇派人到常熟请恩师翁同龢写一幅对联，翁同龢勉励道：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这幅对联，一直悬挂在大生纱厂的办事厅。

尽管创始之初举步维艰，但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实现了盈利，支付成本和官利后，还有七万八千多两余利。

这让很多本想看热闹的人不仅大跌眼镜，而且眼红。

历史学者傅国涌将大生的成功归结于成本可控，管理先进，领导有方。

首先，南通靠近棉花原产地，大生纱厂能够以低廉价格拿到优质棉花；其次，当地工人熟练，农家十二岁的女孩就会纺纱；而，且工人工资低廉且地理位置优越，本地市场就足以消化大生的产品。

同时，大生工厂的管理细致有方，《厂约》对接待客人的饭食，都有详细规定，“平时饭菜两荤两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除《厂约》外，还有25个章程，195条规矩。

当然，最重要的是领导人张謇，他仿佛具有天生的商业管理才能。这对于大生纱厂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靠资本占股来维持，甚至最初的1300两资金中，700两还是朋友垫付的。在股权结构中，他只占百分之零点四。

这种依靠个人领导魅力，而不是占股比例来控制公司的做法，在后来的企业家中依然有着传承延绵。例如任正非，张瑞敏，都是在公司占股很少，但是影响力巨大。我们难以了解他们是否受到张謇的影响，但冥冥中，这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呼应，显示着张謇式的商道不绝，后继有人。

大生纱厂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张謇的信心。1907年，张謇决心开设二厂，尽管地理位置不如一厂（大生纱厂），但二厂盈利能力依然可观。1917~1921五年间，二厂的纯利就有五百万两以上。

这使得张謇雄心勃勃，他决心继续增建七家纱厂，但最终办成的只有两个，并且自始至终，盈利的只有一厂和二厂。

值得注意的是，大生纱厂一直存在两个致命问题：

一是技术上长期依赖外国人。外国技术员不仅索取高额报酬，而且每月到厂次数屈指可数，合同规定，只要机器正常运转，技术人员不到厂也可以照拿工资，甚至聘请西餐厨师，修建专门的小洋楼供技师居住。

二是产品长期依赖南通周边市场，外部市场一直没能建立，本地市场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危机。

但此时的张謇，还顾不上思考这些问题，他正痴迷于创办更多的公司，修建更多的厂房。后来又创办了广生油厂、大隆皂厂、大昌纸厂、复新面粉厂、懋生房地产公司、轮船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冶厂等。

如果你认为张謇这是好大喜功，盲目扩张，就完全低估了张謇的商业智慧。他的目标，是打造完备的产业链。

“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分出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为了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印书局的印刷用纸；办复新厂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劳力，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由于唐闸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通海垦牧公司的原因之一是为给大生提供棉花；办冶厂是想为大生各厂仿造一些机器设备（如织布机、轧花车等），同时也可以为垦牧公司造一些农具。”（见《新新世界·张謇与南通建设》，傅国涌著，新星出版社，2020年） 

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张謇的商业思路完备，商业模式完整。

这种全产业链的经营理念，即便在百年后的今天，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6

中国大地上的天堂

企业正办如火如荼时，张謇的行为却开始让人看不懂了。

他持有巨额财富，却十分“抠门”。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袜子破了总是打补丁，要补到无法再补才换新的；平日走路看到一枚钉子，也要捡起来。从不赌博，也很少喝酒，对享乐的事情一概不上心。

但人们常在南通的街道上，常看到穿青衣，戴小帽，脸庞消瘦，胡子花白的张謇，整天坐着独轮小车在城里穿梭，行色匆匆。也不知道整日在忙些什么？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那是为学校选址，筹划办教育。

其实这个念头由来已久，张謇的商业理念是“营志重于营利”，他的社会理念是“父教育，母实业”。他办教育的热情，比办实业要高涨得多。

在大生纱厂建成的第三年，他就开始筹办通州民立师范学校（院系调整时分拆，成为后来的扬州大学、南通大学、南通高等师范学校等共同的前身之一）。这是中国最早的三所现代意义上的示范学校之一，仅次于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

1903年，张謇将一座寺院改建成一座学校，此后常住于此，开学前夜，张謇深夜还拿着锤子，在每个学生宿舍的门口钉名牌直到深夜，甚至厕所和厨房也要亲自检查。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二处的清洁，看学堂，先要看这二处是不是能清洁。”

有了校舍，最重要的还有老师，他先后请来了王国维教伦理学，请陈衡恪（即陈师曾，系陈寅恪的哥哥）教博物学，还有八位日本籍的外教，并请章太炎、杜威等国内外名人前来讲学。

学校走上正轨后，他又前往日本考察。这次考察给日本新闻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人发现这位成功的企业家的访问并不是走马观花，他对学校的建筑，学生作业极为关心，甚至包括学校的课桌、椅子各种尺寸都要一一测量记录，甚至儿童做游戏用的玩具也看得很认真。

截至1925，张謇仅在南通市就创办了三百二十九所初小，二十一所完小，两所初中，一所省立中学、两所师范学校。

而他参与创办的学校就更多了。今天我们细数，很多知名大学背后，都有张謇的身影，其中包括复旦大学、南通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河海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扬州大学、暨南大学……

对于为什么要如此热衷于办学。张謇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议上，曾经解释说，这是从德国俾斯麦那里获得的启示，他力图通过教育挽救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是他深知办教育不能仅凭热情，不能赤手空拳，所以只有先办实业，实业与教育应该相互灌输、相辅相成。

而江南小城南通，也因为张謇，而成为中国最先走进现代工业文明的城市之一。

1896年的《纽约时报》如此描绘：

“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烟囱对中国人的封建迷信是个重大打击，是对所谓风水观念的极大挑战，此前，中国民众是多么崇尚迷信和风水呀！毫无疑问，现在他们连句抗议的话都没有说。”

1910年，日本经济学家上冢司详细地描写了他看到的南通：

“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数百艘民船，装卸着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

即使说这些都通过张謇表现出来，也是无妨的。工厂中最壮观的是大生纱厂、复新面粉厂和广生油厂这三个工厂……”（见《上海社会与纺织科技》，廖大伟，杨小明，周德红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在当时的中国，南通甚至成为了一种社会治理的模范，各地来南通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南通街头没有乞丐和流浪汉，因为当地企业几乎吸收了所有的劳动力。除此外，还有南通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贫民工厂，盲哑学校…….

1920年上海英文报主笔鲍威尔参观完南通后，直接称呼其为：

“中国大地上的天堂”。

而作为一手缔造了新南通的张謇而言，他做这些事情并非一时起意，而是深深根植于他的行为哲学：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这种从大处着想，小处着手的理念贯穿了张謇的终生。

他办实业，并不是为了赚钱，“他回南通办纱厂怀的是政治家的视野和抱负”，要实现救亡图存的士大夫价值追求。（得到APP《蔡钰·商业参考》）

他办教育，也不是因为有利可图，是因为“立国之强不在兵而在教育”。

他开办渔业公司，也不是看重了利润空间，是因为他考察完日本后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渔业和航政范围在哪里，国家领海主权就在哪里。

用今天的话讲，张謇早已超越了企业家单纯追求利润导向，他一直在思考当时的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富国强民。

7

得寸进尺，草木同生

晚年的张謇慨叹道，“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1916年6月6日，这位清末的老状元在得知自己的学生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新皇帝的闹剧后，对政治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不管是君主立宪的清王朝，还是不知崖畔的新政，他都不抱希望了，他只想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从教育入手，以南通为根基，做一点故乡建设而已。

只是天不遂人愿，大生公司的形势也是陡转直下。

一战结束后，留给中国纺织市场的红利突然消失，原材料猛然提价，国外纺织品倾销，加上此前各种福利建设完全依靠大生纱厂注资，投资过度扩张，本小事大，激进投资，此前潜伏的危机一一浮现，大生一下子被逼入了窘迫的境地。

不仅如此，张謇还要面对股东的指责诘难，其本人也是满腹委屈：在大生兴盛时，那时人人都说好，创办福利企业大家都称赞，现在遇到不顺，就人言啧啧。

即便大生完全失败，张謇自问也是不违本心。但外人却并不理解，也不愿理解。股东大会不欢而散。

无奈之下，张謇只得向国内外寻求资金的支持。但直到最后，最后的救命资金也一直没有盼来。

事实上，当时如果有资金注入，他的大多数企业还是能够正常运转，日后加以合理管理，企业重新运转并非不可能。

但历史没有给张謇这个机会，张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生日渐衰落，这对晚年的张謇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去世前的二十几天前，张謇还抱病前往长江堤上勘察，他在最后的一则日记中记录了当月的活动：

“读《左传》，日课一诗。早六时至姚港东，视十八楗工”。（见《张謇全集·柳西草堂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张謇的一生，深刻注解了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少年投身功名，屡屡受挫；

青年游历四方，郁郁失意；

中年国穷民弱，投身实业；

晚年国家动荡，企业盛极而衰。

如同后人张瑞敏所说，“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企业的命运只有踏上时代的节奏，才能焕发出生机活力。

对于张謇而言，他至少踏上了两个时代的红利。

一是清末重商主义兴起，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情绪浓厚。两者叠加让张謇意识到，即使自己像老师翁同龢一样位极人臣，国家最终依然摆脱不了积贫积弱，受人欺侮的命运。

只有办实业，昌教育，才能兴国家，这为张謇这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找到了新的价值依托。

特别是救亡图存的心境在甲午战争后弥漫于整个精英阶层，“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不曾有过的”。（见《中国思想史》，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兴办实业成为仕途之外的第二条道路，张謇是趟这条道路的第一人，并且走通了这条荆棘遍布的险路。

第二个红利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各国忙于战争，给中国企业留下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当时代的红利消失：一战结束，企业竞争力客观上无法培育时，衰败也是预料之中。

但我们分析时代对张謇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企业家自身的素质与追求不重要，这些恰恰构成了他们的内在动力，使他们最终站在时代的前面，而没有被时代的浪头卷走。”（《新新世界·张謇与南通建设》，傅国涌著，新星出版社，2020年；）

从个人的进化而言，张謇特别值得称赞的一个地方是“得寸得尺”——“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从大处着想，从小处入手。

科举屡试不第，转身去做幕僚，幕僚不得志，转身去经营村落，他的一生都在辗转腾挪。

他办教育，是从测量学生课桌开始；扩充企业，是从考虑利用企业废弃物开始。

他的身上既有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主义追求，又有浓厚的务实主义色彩。做一分，进一寸，不求雷厉风行，颠倒日月，只是一步一个脚印。

虽然这样的故事讲起来不够绚烂，但从大尺度的历史进程来看，正是这种温和执着的努力可以被大多数人效仿，持续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这句话出自张謇的一个重要演讲。

1922年，张謇70岁，在他筹建的第三养老院落成之际，他讲了一席话。除了“得寸进尺”之外，他讲的“草木同生”，亦足以表示张謇一生所秉持的理念。

他说：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张謇，“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说”）

1926年8月24日，张謇因病逝世，葬于啬园，享年74岁。依照他生前意愿，殓服为大生纱厂的织布所制。

1966年8月24日，张謇葬后40年整，其墓被红卫兵砸开，里面没有任何贵重物品，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颗牙齿、一束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