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复燃? 一种更危险的“防疫倦怠”正弥漫开来 | 文化纵横_风闻

✪ 杨肯 | 欧洲大学学院

【导读】近日国内多地疫情复燃，一些地方猛然加码防控措施的做法备受批评，一些地方则因高效、人性化地处置疫情而受到肯定。争议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冠防控疲劳症”逐渐浮现，“打过疫苗”“坐等通知”等倦怠言论也多了起来。这种心态体现了人们对回归正常生活的期盼，但也放任了感染风险，如果普遍弥漫，对于防疫而言无疑是个棘手问题。那么个人和社群对风险的认识，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又会对社会整体防控带来什么影响呢？

本文作者以意大利普拉托（欧洲华人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华人华侨的抗疫经历为研究对象，发现全市近5万人的华侨，在2020年初第一波疫情时没有出现一例感染，但在此后秋冬的第二波疫情，却出现密集感染。作者认为，这是华人华侨群体“自我加压”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疫情初期，由于疫情传播时间差，华人华侨侨团复制了国内“网格化”的管理办法，也将国内增产的防护设备运至当地分发，形成了强有力的抗疫动员。由于担心在海外被污名化、不愿华商数十年的经营毁于一旦，华人群体“从严防疫”的共识得以强化。但在防疫成效为华人华侨群体在当地争了“一口气”之后，疫情渐渐本土化，在意华人华侨不再背负”中国人负责任”的认知印象，在第二波疫情中无可避免地进入防控懈怠状态，造成部分地区密集感染。

两次防疫的结果耐人寻味。作者更延伸一步指出，作为中国与当地社会的沟通桥梁，华人华侨在海外“中国故事”的建构与传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在理论建设和跨境战略传播事业中，向海外华人华侨打开更大的参与空间，值得各方深思。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第130-137页，原题为“双重边缘的自我加压：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抗疫经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读者思考，完整版请参见原刊。

双重边缘的自我加压：

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抗疫经历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给世界各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场在信息全球化之下发生的疫情，中外各国的应对措施，不可避免会引发比较。对于跨越政治与文化边界，亲历了海外社会抗疫实践的华人华侨而言，这场疫情带来的冲击更加惊心动魄，甚至显著影响了许多人的身份认同（identity）。

在这峰回路转的一年中，一位具有基本的中国民族认同的海外华人华侨，通常会有这样一段心路历程：从2020年1月下旬到3月这段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既揪心又焦灼，一方面想为国内家人、同胞提供支援，一方面又担心当地社会不理解中国抗疫措施，由此催生出对华人的污名化。3月后，国内疫情虽然得到控制，病毒在亚洲以外地区的扩散却开始加速；由于不放心所在国的防疫措施，加之目睹了国外厌华情绪的升温，他们由此体会到自己社会地位的脆弱性。一些人甚至对出国发展的决定产生怀疑。同时，国内为防控病毒输入而严控国际旅行，许多人难以回国，难免也有失落情绪。可以说，在全球疫情中，中国国内主要打“上半场”，而海外华人华侨不仅要打“全场”，此时仍在应对更为艰辛的“加时赛”。

在此大背景下，海外华人华侨在防疫问题上显现出的主动性，十分值得我们注意。一些华人群体在所在国政府采取行动前，自行采用了中国政府和卫生专家推荐的防疫措施。在欧洲华人人口最为集中的意大利城市普拉托（Prato），全市近五万华人华侨，在第一波疫情中没有出现一例社区感染，防疫成绩堪称卓越。然而，这样的成绩未能维持至“加时赛”阶段。夏季结束后，欧洲疫情出现反弹，普拉托也有数十名华人华侨感染病毒。在此后秋冬季节的第二轮疫情中，意大利米兰的华人社区内亦出现了密集感染。为何在2020年初的第一波疫情中，海外华人华侨的抗疫成效如此显著？为何他们在第二波疫情中无法保持第一波疫情中的抗疫绩效？回答这样的问题，无疑需要深入且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给这样的研究设置了旅行障碍。但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有限的样本，来提出一些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为未来更具系统性的研究提供参考的基础。本文选取的典型案例就是意大利普拉托市华人华侨群体的抗疫经历。

▍ “网格化”抗疫背后的“自我加压”

普拉托是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的第二大城市，靠近文艺复兴古都佛罗伦萨，历史上便是毛纺重镇。“二战”结束后，普拉托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布料，曾助力意大利时装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普拉托模式”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廉价劳动力。上世纪50~60年代托斯卡纳农村人口与南意大利人的迁入，促成了普拉托纺织业的腾飞。然而，进入80年代后，普拉托出现劳工成本上涨、工人后代无意继续留在纺织业的窘境。此时，一批主要来自温州地区的旅欧华侨“二次移民”到意大利，有人便进入了普拉托制衣业，恰好缓解了当时的用工荒。90年代以来，许多华人华侨接手了当地经营困难的企业，他们通过同乡网络借贷资金、招徕新工人来意大利，又用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布料，生产便宜而新潮的服装。经过三十年的经营，普拉托已是欧洲华人密度最高的城市。全市二十万的居民中，华人占到了四分之一左右。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也使得普拉托华人华侨社区始终与温州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普拉托华人华侨与中国的紧密联系，该市一度被视为潜在的疫情热点。出乎意料的是，意大利北部却是最早发现病毒社区传播的区域及第一波疫情的重灾区；导致病毒大范围扩散的“一号病人”亦无中国接触史。普拉托华人华侨社区不仅从第一波疫情中“全身而退”，全普拉托居民的感染情况也低于托斯卡纳大区及意大利平均水平。国内外主流媒体在3月底便已注意到普拉托华人华侨社区的抗疫成就。目前的报道与分析，主要聚焦于当地侨团的组织、动员方式，以及这些举措与中国抗疫模式的相似性。比如，早在2020年1月31日，普拉托的十八家华人华侨侨团就发布联合通知，组成了疫情应急领导小组，每个侨团按照地理位置各自负责一块区域，形成“网格化”的管理体制，呼吁回国过年的侨胞暂时不要返意，返意者需向侨团报告行程并自行隔离十四天。数天内，几乎所有华人都被拉入形形色色的防疫微信群；侨团通过微信群聊联系当地以及从国内返回的华人华侨，宣传国内的防控措施，劝导还在营业的商家暂时关闭餐馆、商铺、工厂、旅社，并收集统计个人的信息情况。侨团还组织了巡逻队，劝导本地华人华侨减少与外界接触；组织志愿者为侨胞提供健康咨询、防疫建议，运送食物、生活物资和医疗物资上门，等等。

华人防疫工作的影响，事实上也溢出到了本地社会。华人在当地一直背负着“工作狂”的名望，他们率先停工停产，令本地居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3月份时，华人华侨从中国国内运来个人防护设备后，又把它们捐给政府、分给邻里。这些抗疫努力获得了当地社会的赞誉。普拉托市长在4月初时就公开肯定了普拉托华人华侨的防疫成就，为本地居民“树立了好榜样”。意大利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曾在普拉托调研华人华侨企业的博洛尼亚大学教授Antonella Ceccagno，便将此成就归功于社区领袖（侨领）对中国网格模式的应用，即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隔断病毒在社区中的扩散。她进一步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帮助建设意大利的中国人并未能成为意大利人心中的‘华裔意大利人’（Chinese-Italian）。然而，正值民族主义情绪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在全球范围内高涨，海外华人也在行为模式上愈发体现‘中国’特色时，华人却得到当地人的认可与肯定。”

不过，注意到普拉托华人华侨抗疫与国内抗疫类似的“网格化”特征是一回事，要解释它何以形成则是另一回事。中国国内已经存在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机制，恰好在疫情中发挥了作用。但海外华人华侨并不掌握当地的政权，领事馆和侨团也都没有合法的强制力，完全不可能单凭自上而下的强制来形成“网格”。如果没有海外华人华侨通过互联网与国内信息保持同步，进而形成“自我加压”的社会机制与心理机制，仅靠外在的软性社会压力根本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抗疫动员。第一波疫情初期，华人防疫的初步成效，以及华人群体与意大利本地人之间在行为模式和对疫情认识上的差异，强化了华人华侨对本族群的认同；这种认同与信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维系华人“硬核抗疫”的必要“燃料”。

移民群体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自发动员防疫，在世界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比如，1918年秋冬时分，移民美国的南意大利人与东欧犹太人群体便曾诉诸社区内的互助来控制大流感的传播；专门服务社区的医生、报社、宗教团体引领了彼时的自救运动，为语言不通的移民提供防疫信息。大流感暴发前，本土主义情绪正在美国积蓄；唯有控制住疫情，移民群体才能避免为新一轮的污名化平添口实。普拉托华人亦在当地承受着类似的压力。2013年时，普拉托一家华人制衣厂曾因深夜火情，致使七人丧生；由于这些工人违规住在有安全隐患的厂房里，事故随即触发了政府的稽查。疫情压城之际，这段惨痛经历便成了前车之鉴：假若有华人将病毒带入宿舍或厂房，致使疫情在华人社区乃至整个普拉托扩散，政府将很可能在用工、安全乃至税务等问题上对华商“秋后算账”。疫情暴发将令华商数十年的经营毁于一旦，这便成为紧急关头下加紧动员的重要论点。1月底时，中国赴意游客在罗马确诊，意政府随即中断中意直飞航班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再加上国内传来病毒有“两周潜伏期”的新闻，都促成和加强了华人群体中“从严防疫”的共识。

▍ 反差与认同

华人华侨在行为与认知上“紧”起来后，他们与意大利社会的疏离感却加剧了。从2020年1月31日至2月20日这段时间里，意大利一共只检测到3起病例，且都与武汉存在直接关联。在此背景下，意大利政府与民间都在2月时进入懈怠。直到2月底、3月初时，意大利才发现发现病毒社区传播，其北部更是成为欧洲疫情的“震中”。这段时间里意大利主流社会的“松”与华人华侨的“紧”之间形成的反差，使华人华侨在此阶段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撕裂中。

抗疫体验对华人华侨身份认同的影响，因此变得越来越显著。在疫情期间，由于华人华侨凭借网络空间实时追踪国内的抗疫进程，对中意两国政府政策及社会反应予以比较与评判便成为常态。这也使得许多普拉托华人华侨在回顾、反思自己的抗疫经历时，最终都会落脚到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差异上，比如“中国人惜命”“意大利人不怕死”“中国人都自觉”“意大利人自由惯了”“中国人有忧患意识”“意大利人太乐天派”。此类刻板印象，在疫情暴发之前便已流行于华人社区，他们在意大利就地抗疫的艰苦经历则将此印象进一步固化。普拉托华人华侨在疫情初期所展现出的行动力与组织力，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华人华侨群体对自己身上的“他者”标签的自觉；而此番动员的成功，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对自身在整个意大利社会中异质性的认识。第一波疫情初期，华人防疫的初步成效，以及华人群体与意大利本地人在行为模式和对疫情认识上的差异，也强化了华人华侨对本族群的认同；这种认同与信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维系华人“硬核抗疫”的“燃料”。

这样一种体现“文化本质主义”（cultural essentialism）的思维模式（将华人的某些世界观、处事态度与行为模式，视为华人独有与亘古不变的特质），多少也与普拉托华人华侨社区承受的“憋屈”有关。托斯卡纳是意大利左翼的大本营，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行不及意大利北部猖獗。但长久以来，普拉托的意大利人一直拿“文化”做文章。许多骄傲的托斯卡纳人都将文艺复兴诗人但丁在《神曲》中的名句——“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而应追求知识和美德”——奉为引导生活的至理名言；这样一种对理想生活的刻画，也被意大利人用于批判华人华侨在普拉托的生活模式。在一些普拉托本地人眼中，许多中国人来到普拉托只执着于积累财富，为此不惜偷税漏税、违规用工、破坏市容，而对于托斯卡纳的精粹——它的文化、艺术与美食却只是走马观花般地对待。

这种围绕意大利文化所延伸出的傲慢与偏见，比种族主义言行更为隐蔽与稳定。长期以来，普拉托华人华侨在与本地意大利人打交道时，多少都能感受到这种成见。华人被一些本地人视为“经济动物”，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这片土地的“他者”身份。现实中，普拉托的部分华侨原本就未曾想过“融入”意大利社会，这种“候鸟式”的跨国迁徙模式在当地可谓是公开的秘密。对于近十年来出国务工的华人华侨而言，欧元汇率下跌、意大利发展前景不如国内等因素，都强化了“落叶归根”在他们长期规划中的位置。许多人因此选择保留中国国籍，琢磨如何取得或留住温州户籍，并让在意大利出生、长大的孩子去中文学校补习中文。尽管许多华人内心欣赏意大利人的文化与生活态度，但他们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生活、工作的重心自然会与本地人不同。不过，这次疫情的考验，让普拉托华人华侨群体感到“争了一口气”；华人华侨社区在防疫上的成功，也被视为体现族群尊严乃至优越性的确凿证据。随着疫情进入“加时阶段”，越来越多的华人华侨开始在社交平台（尤其是中文社交平台）上表达他们对意大利政府与社会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背后，隐藏着一个抗疫更加成功的中国形象。毋庸置疑，全球疫情发展至今，中国道路/制度在海外华人华侨中的感召力，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

▍ 第二波：“自我加压”的弱化

不过，随着欧洲第一波疫情消退，普拉托华人抗疫模式亦面临“可持续性”上的挑战。2020年9月6日，普拉托首次出现华人确诊的病例。9月15日，一位与城中各制衣公司有密切往来的企业主拿到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并在微信朋友圈中公开了确诊情况。从9月6日至9月25日这两周多的时间内，普拉托共有三十人确诊。不过，有了9月15日华人在朋友圈中主动通报自身情况的先例，此后确诊的华人也予以效仿。所幸社区内绝大多数确诊患者症状都不明显，只有个别人需要去医院寻求治疗。

社区感染的出现，跟普拉托华人华侨社区“自我加压”的弱化有很大的关系。这有几个方面的因素:（1）意大利在3月9日封国后，在4月中、5月初和6月初分三轮完成开放，允许欧洲游客入境旅游。从6月初到8月中这段时间里，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一直在500以下徘徊，其间并未出现严重的社区传播，与美国始终未能走出第一波疫情的惨烈形势产生鲜明对比。（2）普拉托华人华侨在第一波疫情中的自律，得到了意大利社会的肯定。中国从3月中旬开始支援意大利的抗疫，增加了意大利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本地华人华侨成为“排外”靶子的风险，暂时下降了。（3）针对新冠肺炎的认识在加深，治疗技术也在进步，由“未知”而带来的恐惧在减退。

失去外界压力后，许多华人华侨也进入松懈状态。进入春末夏初时，有关疫情卷土重来的讨论业已出现，但无论是华人华侨还是意大利人企业主，彼时都开始想方设法恢复经营、生产，弥补此前的亏损。在4月底迎来疫情拐点后，由于华人华侨社区内未发现病毒，一些主要雇用华人华侨劳工的企业于是迅速复工。8月中下旬，普拉托还有部分心态放松的华人华侨外出度假，其中也有人前往了事后被发现是病毒传播热点的撒丁岛。

普拉托华人华侨社区在第二波疫情中的表现，对于前文提出的假设是一个支持：在缺乏国家强制力背书的情况下，个体与群体的身份意识及危机意识，是“网格化”管理机制能够得以运行的基础条件。得益于当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普拉托华人华侨能够同步运用中国国内的抗疫经验，先于当地主流社会调整行为模式。当国内疫情逐渐稳定后，他们亦可通过既有的商业网络，快速将防疫物资输入意大利。然而，当第二波疫情席卷欧洲时，此前令华人华侨紧绷神经的外界压力也已消退。随着第二波疫情反弹，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区只得开始新一轮的动员与调适。10月后，米兰及周边地区侨团领头的“网上方舱医院”恢复提供帮扶工作，为确诊感染的华人华侨运送药物、提供中医咨询等。2021年1月，普拉托华人社区再次出现华人密集感染时，出现了部分华人感染者向负责检测的私人诊所提供“假证件和错误电话”、事后回避医疗部门追踪的问题。后者恰恰是华人社区在第一波疫情袭来时最不愿看到的情况；事已至此，华人自媒体只能继续呼吁华人配合官方。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风险最终是可以客观认知和衡量的，但对风险的集体感知始终存在社会建构的一面。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人们往往不愿意提出，或至少不愿意渲染自己当下找不到解决方案的困境。有了锤子，眼睛里才能看到钉子。从疫情暴发至今，中国本土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态度，哪怕是发现个位数的感染病例，也会马上启动战时应对措施，展开大规模的检测、追踪、隔离与治疗；民间更是对感染者持低容忍态度，甚至不乏网民曝光确诊者身份，恨不得使其“社会性死亡”。这也给个体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如果不慎感染病毒，那么不仅危害自身，还会给自己的家庭、所居住的社区乃至整个城市带来麻烦。

然而，大多数欧美国家无法像中国那样集中全民力量打“歼灭战”，也未能参照韩国经验开展大规模检验与传播追踪，做到在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复产复工。随着时间的推移，患上“新冠防控疲劳症”（pandemic fatigue）的民众宁愿冒着感染的风险，也要回归正常生活。此时政府再渲染病毒的严重性、在“和平时期动用战时手段”，反倒很不现实。与此同时，部分欧美右翼民粹政客推波助澜，否认疫情严重性或主动向病毒“妥协”，更拉低了人们对防疫成效的预期。美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下了感染数和死亡数全球第一的纪录。尽管欧洲政界的新冠否认论与阴谋论不像美国那般猖獗，但许多原本抗疫不力的欧洲国家政府，此刻也有了放松的资本，这无疑为秋冬季欧洲疫情剧烈反弹埋下了隐患。第二波疫情袭来时，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许多欧洲政府都不再重复春季彻底关闭餐饮服务业、严控人际社交互动的策略，这实质上是向瑞典政府在第一波疫情中所采用的半放任方针靠近。诉诸相对柔性和灵活的防疫策略，已是欧洲各国政府在这场持久战中“不是办法的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意大利政府在3月时便率先“封城”，社会亦积极响应防疫号召，根据专家意见居家禁足、佩戴口罩，意大利在5月时就顺利扭转疫情形势。这在西方世界博得不少美言，意大利人亦以此为荣。在意华人华侨虽然有中国案例作为参照，却不可能不受当地民众情绪的影响。华人社区此前背负着“中国人负责任”的认知枷锁，但伴随疫情渐渐本土化并与中国脱钩，在意华人华侨开始不可避免地进入放松状态。

▍ 余论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社区在缺乏国家强制力背书的情况之下，自发实践了中国国内的“网格化”疫情防控方式，并在第一波疫情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但随着警惕程度降低，意大利华人华侨社区在第二波疫情中出现了社区感染。通过对他们的抗疫经历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两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海外华人华侨在缺乏国家强制力背书条件下推行的“网格化”疫情防控，是以个体与家庭对于疫情风险的认知，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加压”为基础的。这种“自我加压”，并非简单出于担忧新冠肺炎疫情损害健康，而更多源于其感知到自身跨越边界的群体身份的脆弱性。在国内疫情控制局势尚不明朗的时候，海外华人华侨担心由于自身防控疫情不力，导致自身所属的群体在居住国被“污名化”，并遭遇进一步边缘化。在这些认知和担忧之下，他们选择了“自我加压”的方式，采取了相较于当地主流社会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当这种担忧消失之后，懈怠也就出现了。这一对比本身，可以凸显出个体和家庭层面的风险意识对于社会整体防控的基础性意义。

第二，当代互联网通信技术及社交平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内信息在海外的传播，并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引发对中外道路和制度的“比较”，这必然会重塑他们对“边界”的认知，乃至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在“前疫情时代”全球化大势下，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物理边界”在观念上不断被弱化但2020年这一场全球新冠危机，又把这些“边界”拉回人们的视野里。在“后疫情时代”，新冠疫苗的普及或许能降低感染风险，使各国无须出于防疫需要而对“物理边界”严防死守。然而，在疫情期间加强的文化与族群边界，却未必会自然消融。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后疫情时代的海外华人华侨在中国发展事业中的角色。2020年的抗疫让海外华人直观地看到，哪些国家的政府将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放在首位，民众顾全大局，充满自律精神。许多华人华侨将这些行为和认知差异追溯到文化差异上，他们对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的认同因此进一步加强。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华人华侨人才回流国内，支持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因此，在“外防输入”成为疫情防控重点的阶段，有必要在关于国际旅行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恰当考虑海外华人华侨的需求和感受，保护好他们的爱国热情。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日益上升，中国国内治理的“溢出效应”正日益凸显，“中国道路”的理论建设，也日益需要考虑更广泛的全球受众。跨越边界的华人华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比较不同社会的抗疫措施及其效果，同时也亲历了不同社会在话语层面的巨大落差。要在海外讲好抗疫的“中国故事”，首先要能够说服华人华侨，并发挥他们在不同社会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在理论建设和跨境战略传播事业中向海外华人华侨打开更大的参与空间，值得各方深思。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第130-137页，原题为“双重边缘的自我加压：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抗疫经历”。 文章有所编删，完整版请参见原刊。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