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为了忘却的记念——糜懿模其人其事_风闻

糜懿模其人其事

金新

       糜懿模老师去世业已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知道得晚，所以一直没有写点什么。今日动笔，缘自学军中学校友刘阳教授一则微信：“当年政治老师吕子里的儿子王辉是高考语文状元，你曾教过！”这一触发，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那是1981年，我初中教过的学生王辉作为一个理科考生，在卷面100分的高考语文试卷中取得了94分的好成绩，其中60分的语文基础知识得了56分,40分的作文又得了38分，对此人们无不交口称赞，并把这一切归功于他的高中语文老师。记得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刚上完课，糜老师将我叫到空无一人的教工食堂里，问：“你知道王辉高考语文状元的事了吗？他打下语文坚实基础的初中阶段是你教的，现在大家全把你忘了，你可不要有情绪，还是要像以前那样具有阳光心态啊！”闻此言我瞠目结舌——我是个走语文“白专道路”的人，每天除了上课与批改作业，业余时间全投入到杂文创作上，有时写得晚了来不及回家，就在办公室的地板上过夜，哪有时间“吃得空”去关心这等闲事，我连知都不知道。再说王辉是个酷爱阅读的尖子学生，即便我是个文墨不通者，即便他初中语文一节课都不上，自己到新华书店买些练习册做做题，语文也绝对不会考砸！糜老师得知我的真实心理后舒了一口气，脸上呈现出慈祥的微笑，连声地说：“那就好！那就好！”

      其实，我从不说假话，现在想来仍然无比正确。自然科学少有自学成才者，社会科学则不然。数学老师不会解题，绝对无法登上讲台；而语文老师不会作文则可以名正言顺地指导学生写文章的怪事，绝非天方夜谭。报载，苏北某县一次让全县高二语文教师参加当年的高考，相当一部分人的议论文写作达不到一类卷的最低标准。有人说，如今的新闻界出不了名记者，教育界却出了那么多名教师。这当然是件好事，可较起真来，不乏南郭处士，尤其是语文教师。人间“处处是语文”，因此语文可以“自救”，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陆步轩在开“眼镜肉店”卖猪肉，从未上过大学中文系而学历仅仅相当于职高的余华成为了中国当代杰出作家！

      不过，糜老师的那次谈话，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当时着实反省了一下。那是1977年暑假过后，我刚从学校分配到学军中学教初中两个班的语文，记得班里教工子女特别多，除了政治组吕子里老师的儿子外 ，还有政治组刘国钧老师的女儿、数学组王薇波老师的儿子，总务处杨玉英老师的女儿……教工子女放在我这个刚走上讲台的语文老师班里，这是当时王蛟校长“有教无类”而从不搞教育特殊化思想的体现，但那么多教工子女聚集在一个班里，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教学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控”之中。记得一次语文集体阅卷中，与我教同一年级的糜老师趁别的老师上厕所时，以语文教研组长的身份发问：“听某老师反映，你平时给他孩子的作文分打得很低，有这么一回事吗？我看了一下，那孩子的作文还是不错的嘛！”听了这些话，我的牛脾气一下子上来了，反诘道：“你问那老师要几分？学军中学语文老师除了我在报上发表文章，其余还有几个是有作品的，包括你？”糜老师脸色一下就晴转多云了，显然她很尴尬，可她马上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我在试试你是不是教工子女与非教工子女打分一视同仁呢！”说完又补充道：“金新，你说话时眼睛发光，这一点像年轻时的何永培（注：数学特级教师，学军中学副校长，后调任浙江教育学院，即今天的浙江外国语学院任校长与党委书记。），你今后一定会有出息的！”

      糜老师的“下台阶”给我的印象极深，多年后还念念不忘，写了一篇《“下台阶”与“铺台阶”》的杂文刊登在《杭州日报》上，后稍加修改又刊发于《中国经济时报》（两报发表时间相距20余年！）——

“下台阶”与“铺台阶”

金 新

传说，唐太宗能听逆耳之言，只是听说而已。日前得闲偶翻古籍，果真名不虚传。史载，太宗曾乘兴写了一首宫体诗给文学侍从虞世南看，并让他也和一首。殊不料，虞世南非但不卖帐，还说一嘴：宫体诗不是一种雅正的好诗，“上有所好，下必有甚”，传出去莘莘学子竞相仿效，败坏了文坛诗风。太宗对此于既恼火又尴尬之余，居然自我解嘲道：“我在试试你呢？”趁势来了个“下台阶”。

唐太宗的“下台阶”，实在值得称道。其可贵之处在于，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专制朝代，虽“居庙堂之高”，权势显赫，却不唯我独尊、号令专行、颐指气使，而能善于寻觅并抓住避免由于僵持而受窘的途径和机会，协调矛盾，达到和谐的境界。《论语》有言：“德不孤，必有邻。”唯其具有这等胆识，才使周围聚集了一批赤胆忠心、直言不讳的贤臣良将，从而呈现了唐朝鼎盛时期的“贞观之治”，否则历史也许将是另一番情景。

历史又有惊人的相悖。《说苑·政理》中记录着这样一段史实：公叔文子为楚尹令三年，民无敢入朝，公叔子见曰“严矣！”，“严则下喑，下喑则上聋，聋哑不能通，何国之治哉？”事实上，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之所以为“和谐”，不是没有道理的。《周易》有语：“天地交万物通也；上下交，其志同也。”如果在上位者摆出一副严厉的臭面孔，只许一家独鸣，不准在下位者众说纷纭，必然堵塞言路，出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当然，说“齐喑”，未免言过其实，清客的鹦鹉学舌还是有的。此类封建社会的畸形儿，寄食于各达官显贵之门户，又称食客抑或门客，其中纵然不乏精通诸子的专门人才，譬之如集儒、道、墨、名、兵、农、阴阳诸家学术思想于一体的《吕氏春秋》，就是秦相吕不韦所蓄之客编定的，但大多是些凑趣打诨、奉承献媚主人以换取衣食的“花瓶”角色。有一本清代笔记因此替清客们编了个十字令：“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剧，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入木三分地勾画出他们貌若清雅儒流点缀政坛风景的模样。

李世民同公叔文子相比，确实棋高一筹。这是史实的判定，也是有口皆碑的。然而，“下台阶”尽管不失为开明之举，毕竟是一种被动之后的弥补，与“铺台阶”相比，缺乏主动意识，相形见拙。而古往今来，乐于“铺台阶”的又确有其人。以古为例：嘉佑二年，尚未功成名就的苏轼凭应试时《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为官居一品的欧阳修赏识，欧公意识到这位年轻人很可能就是替代自己文坛地位的接班人，在当时以文为官的情况下，竟然对梅圣俞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并言必行，行必果，处处关怀奖掖苏东坡，给他创造了种种条件，使他后来终于成为北宋文坛名副其实的领袖。

悠悠华夏，历来有贤才难得之叹；可对“贤”的理解，见仁见智又不尽一致，孔子则一言以蔽之，“荐贤者方为贤”。由是观之，“下台阶”与“铺台阶”便有高下之分，本质之别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前者只是一种自我情绪的抑制，克制来自于外部的客观需要所造成的压力，一旦压力丧失，“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后者则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张扬，释放来自于内部的主观认识所形成的动力，自觉自愿，甘为人梯而俯首不怨。

在政治环境日臻清明，商品经济原则业已为人普遍接受的今天，如何从“下台阶”的自恋情结中走出来，敢于“铺台阶”，是统治阶级面前的一道“门槛”。这“门槛”应该是政治周期率的晴雨表！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糜懿模对我这个心怀唐人杜荀鹤《小松》诗意而狂妄的年轻人还是很宽容的。相对而言，卢瑞宝老师就没有那么幸运，这亦是我后来与她慢慢疏远的原因之一。此不在本文主题之内，打住！

       平心而论，糜懿模对我确实是网开一面的，纵然当了学军中学的党委书记后，也一如既往而绝不“一阔脸就变”。

       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校办工厂的翁老师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告诉我，说学校领导层教育会议上有人提出让我教高中，说是能主编《作文通讯》的语文老师应该放到高中去，而分管德育的副校长缪水娟极力反对，最后陈士良校长不了了之。我就此求证于糜懿模，她眨巴着小眼睛，笑着反问道：“金新，你是个火爆脾气，容易给人当枪使！你冷静下来想想，为什么早不提，晚不提，等小缪当了分管德育的副校长就有人提出让你这个《作文通讯》的主编去高中任教了？难道你以前不是？你要给陈士良减负，不要给他增负，他这个校长已经当得焦头烂额了，你就不要给他帮倒忙了！按你的水平，到大学中文系去上写作课能力也绰绰有余，但眼下你确实不适宜于到高中去，缪副校长的意见是对的！金新啊，教育是要增加凝聚力，不应有‘站队’思维！”听其一席话，我不屑一顾道：“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只是为了证实而问问罢了！对我来说，我最需要的是创作杂文的时间，如果把我调去管传达室，我的发稿量可能要增加几倍呢！”糜懿模的反应实属“似曾相识燕归来”般：“那就好！那就好！”

      时间过得真快，糜老师都已作古了，而往事历历在目，使人一旦想起每每心潮起伏而不能自已。

      如今，我已近古稀之年，经常会念叨一下《好了歌》里的这几句：“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盖因曹公尽管消极不堪而所言诸多不敢苟同，可其辩证性哲理还是催人深思的！

                                                                       匆匆于2021年11月2日18时2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