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著名高中多名亚裔学生自杀，专家认为高危学生比例“高于对这种规模学校的预期”_风闻

10月31日，据Daily Post报道，22岁华裔少年Tone Yao Lee（李堂耀，音译）多年来一直与抑郁症作斗争，而他还是选择在10月26日在加州硅谷中心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的一条铁轨上疑似卧轨自杀，结束了自己生命。

而5年前他在读高中时候，就发表了关于抑郁症的文章，并且表示，周围一些朋友也都相继自杀了。那么在这些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2岁华裔少年疑似卧轨自杀

新闻来源：Daily Post

根据报道，当局表示，10月26日，22岁华裔少年Tone Yao Lee（李堂耀，音译）被发现死在加州硅谷中心帕洛阿尔托市市Charleston Road附近的铁轨上。李于2017年毕业于冈恩高中(Gunn High School)，紧接着就读于圣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据他2016年为该校报纸《冈恩甲骨文》(Gunn Oracle)撰写的一篇文章称，他多年来一直与抑郁症作斗争。

在那篇文章中，李谈到了说“我不行”和寻求他人帮助的重要性。他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的三个朋友自杀了，这深深地影响了他。

从2009年6月到2015年3月，有9名冈恩高中的学生或毕业生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李同时在一部名为《成功的边缘》(The Edge of Success)的纪录片中出现，该片从当地高中生的角度探讨了帕洛阿尔托的自杀群体。李出生在新加坡，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湾区。他还曾经去了中国、法国和加拿大，在大二和大三的时候去了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帮助建造房屋和粉刷建筑。

他有养了一只三条腿的小狗，名叫库珀，他喜欢运动电子游戏、喜剧电视节目、嘻哈音乐、金州勇士队和底特律雄狮队。直到他离世的那一刻，他高中时候记录与抑郁症抗争的文章再次出现在大家眼前，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少年的内心世界。

“说出我不好”也很重要-Tone Yao Lee

来源：《冈恩甲骨文》(Gunn Oracle)

以下是Tone Yao Lee亲笔撰写原文：

你好吗?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好吗?不管我的真实感受如何，我总是给出同样的机械反应—我没事。在成长过程中，我被教导要掩饰自己的情感。即使在一切都很糟糕的时候，我仍然强迫自己咧开嘴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想把我的问题增加到他们的负担上。我一直是（别人情绪的）顾问而不是被照顾。这种行为贯穿了我的整个青年时代，甚至在我大一搬到帕洛阿尔托时也一直伴随着我。大一的日子过得飞快，我几乎没有注意到。随着大二的开始，我的精神再也不能高涨了。一切都很顺利，我在学校、朋友和运动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我每天都盼望着上学。然而，我的信念很快将面临终极考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失去了三个朋友，他们都是选择了自杀。我对幸福和积极的想法被极大地动摇了。（朋友）死后的心理困扰着我，贯穿整个大三，随着抑郁的迹象开始显现，我开始与生活中的一切做斗争。为了把注意力从我的病情上转移开，我强迫自己去支持我的朋友们，但是我依旧感受不到自己被支持。尽管看到了我的朋友们是如何向我敞开心扉，他们是如何让（他们）自己变得脆弱，但我仍然无法分享我内心的感受。我想为他们坚强起来，不想让他们担心我。这种行为让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感到我的健康和幸福开始下降，我对学习的热爱慢慢地被无精打采和昏睡的感觉所取代。即使是完成一项基本的家庭作业也成了一场巨大的斗争。但我还是问了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还好吗?”我内心深处知道我不是，但我还是不敢说不是。不管我这一天过得有多糟糕，我仍然对自己保持沉默，从不告诉任何人我的真实感受。然而，消极的想法开始消耗我。学业和朋友的干扰并不能给我足够的帮助，我觉得自己陷入了空前的低谷。在学校，我仍然强颜欢笑，骗过了所有人，除了我自己。这种感觉变得势不可挡，我经常想向一个可靠的朋友倾诉，但当时机成熟时，我退缩了。我不想让人们觉得我很软弱或者很夸张。最后，抑郁的感觉变得难以忍受。我已经失去了以前喜欢的活动的乐趣。就连打篮球和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也变得单调乏味，成了例行公事。我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决定冒险一试。就像我的朋友们信任我一样，我也觉得有必要这样做。一天晚上，当我放学回家时，**我告诉了我的朋友，他之前曾对我吐露过三个最重要的词:“我不好。”**通过这句话，我减轻了很多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作为人类，我们努力做到完美，或者至少披上完美的外衣。人们以为我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使得我总是努力达到人们对我的期望——即使这并不合理。戴上期待的面具是令人疲惫的，它迫使我做出自己不会做出的决定。我想成为每个人期望我成为的人，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没能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我设法使每个人都满意，除了我自己。然而，通过承认自己的不足，完美的压力从我肩上卸下，我允许自己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而不是按照别人对我的期望生活。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的朋友们看得出来，他们开始担心我—尤其是因为我从来不承认。他们宁愿让我说出心中所想，也不愿让我自己面对问题。朋友是在患难时表达他们的爱，而不是在幸福时。通过说“我不好”，我让别人来帮助我，开始我的康复。然而，如果我一个人呆着，我就会陷入一个不健康的、阴险的悲伤循环中，最终阻碍我的康复。说“我不好”是很困难的，也很可怕。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不管是去健身房，做作业还是和朋友出去玩。有时，当朋友们已经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时，向他们公开这样一个脆弱的话题是令人恐惧的。尤其是对我来说，把我的问题强加给朋友是不对的，而在那个时候，保持沉默似乎是更好的决定。然而，任何人都不应该独自经历这些困难。朋友、家人和老师—他们都在你身边，无论生活是好是坏。在我最终告诉我的朋友后，他帮我找到了我需要的治疗方法。我开始去找心理医生，但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字打开了双向交流的渠道，他也知道他可以依靠我。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就像cliché听起来一样，关键是要记住，隧道的尽头总是有光明的，这就是我今天努力的原因。我意识到，从抑郁中恢复是有可能的，但只有当我承认它并与之斗争时，它才会发生。虽然我当时没有看到，并且我现在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不管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情况总会好转的。无论是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我会变得更好，我的朋友将与我的每一步的道路。恢复可能是困难和广泛的，但这是值得的，这一切都始于承认你的情况，并说“我不好。”无论是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我会变得更好，我的朋友将与我的每一步的道路。我现在还在康复过程中。我的抑郁症正在好转，我开始慢慢地重新发现生活中的乐趣。虽然我仍然为朋友的去世而感到遗憾，但我已经学会接受他们，并让他们把我塑造成今天的我。当我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是什么让我沮丧，让他们知道。起初，我害怕向朋友们敞开心扉。我想变得坚强，我害怕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会让我显得软弱，但事实上，敞开心扉让我的朋友们把我视为一个真诚可靠的人，让我与他们建立更深入、更有意义的联系。当我选择敞开心扉时，我也在更私人的层面上了解了我的朋友。作为人类，我们努力做到最低限度。不管这看起来有多可怕，抓住机会向你的朋友们敞开心扉，但最重要的是，记住，说你不好总是好的。毕竟，说“我不好”会让世界变得完全不同。

连续自杀事件 帕洛阿尔托市亚裔孩子怎么了

新闻来源：SFGATE

湾区主流媒体SFGATE在2015年，帕洛阿尔托市青少年自杀率频发的时候，写了一篇《为什么帕洛阿尔托市孩子选择自杀》报道，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而让人意外的是，连续自杀事件中，亚裔占多数。在报道中提到，2015年11月4日华裔大三学生卡梅伦·李(Cameron Lee，音译)在铁轨上自杀了。不到三周前，5月从冈恩高中毕业的奎因·金斯(Quinn Gens，音译)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两个半月后，高三学生哈里·汉尼·李（Hannyi Lee，音译）也自杀身亡。六周后，帕洛阿尔托高中二年级学生朱庆瑶(Qingyao Zhu，音译)也自杀了。这一系列悲剧在帕洛阿尔托并不新鲜:就在五年前的七个月里，四名冈恩高中学生和一名刚毕业的学生自杀了。对于帕洛阿尔托的父母、孩子和忧心忡忡的市民来说，在青少年一代连续的自杀是难以承受的。特别是11月卡梅伦.李的去世，让整个社区都感到震惊。他是一个可爱的篮球运动员，棕色短发，有一张小精灵般的脸，朋友们都叫他小卡，他是最不可能被人怀疑有麻烦的孩子。他的同学们形容他快乐、冷漠、受欢迎，这正是他死前在Facebook上发布的返校节照片的样子:一个英俊的、咧嘴笑着的孩子，站在他的小圈子中心。郝莉(Lisa Hao，音译)说：“如果你告诉我，我的朋友圈里有人要自杀，他肯定是我最后的猜测”。朋友自杀后，郝莉和两个朋友也讨论，周围的自杀是如何不断发生的，然而紧接着她们的话题焦虑转变到其他，比如即将到来的SAT考试。大三学生Yuki cruz - burwell特别担心，因为她的双胞胎兄弟在学业上通常都比她强，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我的父母都是计算机科学家，”她说。“我哥哥非常擅长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是他们非常看重的，也是冈恩高中和帕洛阿尔托的精髓所在。如果你对此不感兴趣，你会觉得自己不会成功。”郝莉的朋友Ryeri Lim来自韩国，是一名腼腆的大三学生，郝莉也同意她的观点:“我觉得我做的永远不够，没有明智地利用时间，工作不够努力。这种对我们自己的失望是很深的。

她说，在冈恩高中，“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娱乐时间，所以我们要上一所好大学，赚钱，这样我们将来才能快乐。”不过，他们不会责怪学校，也不会责怪父母。“这更像是我们的社区，”郝莉说。“我们的学校必须反映我们社会的理想。”那么，身边的朋友自杀对周围有什么影响，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的精神病学流行病学教授玛德琳·古尔德(Madelyn Gould)博士认为，一个青少年的自杀可能会引发另一个脆弱的个体。“一般来说，青少年是榜样，”她说。“有人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但已经有了足够的刹车机制。但是如果有人死了，船帆变了，突然就有可能了。”精神病学家萨尔（Saal,）认为，有自杀事件学校的许多学生都表现出急性应激障碍的迹象，这是一种对创伤的更直接、短暂和非病理反应。萨尔说，即使是一个单一的压力事件，也会引发“一系列压倒性的回忆”。虽然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应对这种程度的创伤，但像帕洛阿尔托青少年所经历的那种创伤，可能会产生更激进的反应。在冈恩高中的1900名学生中，似乎有相当比例的人有类似的想法。根据校长Denise Herrmann的说法，在自杀频发的2015年，他们中有52人在8月到4月期间因“严重的自杀念头”而住院或接受治疗，”斯坦福大学(Stanford)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研究项目(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Fellowship Program)主任、帕洛阿尔托联合学区(Palo Alt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顾问沙山克·乔希(Shashank Joshi)表示，冈恩高中高危学生比例“高于我们对这种规模学校的预期”，帕洛阿尔托的孩子们按照他们病态的想法行事的比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到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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