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印度农民：一年自杀过万，至少1亿人没有土地_风闻

去年9月下旬，莫迪政府先后通过了三个跟农民有关的法案，一个关于农产品贸易、第二个关于农民利益保护、第三个关于商品贸易。从那时候开始，印度农民就扔下农具开始抗议，已经整整闹了一年，那三项法案不撤销他们不回去种地。

刚刚过去的10月底，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办公室公布了2020年的自杀数据，去年共计15.3万人自杀身亡，其中7%是农民，大概是1万多人，比2019年增加了18%。为什么自杀数据由犯罪记录办公室公布呢？因为自杀在印度属于犯罪行为。

一旦某人自杀败露，会被抓起来判刑，那是个耻辱，因此很多人偷偷自杀，家人发现了也不上报，导致官方公布的数据永远偏低。印度经济学家拉加拉杰曾经分析过1997年到2006年的数据，他的结论是全印度每7个自杀者里就有一个是农民，也就是说农民的自杀比例是14%，这样算下来2020年至少2.1万印度农民自杀。

（一名正在耕地的印度农民）

在农民们反抗的一整年里，有2万多人自杀身亡，这是个现象级的事件，说明印度农民处境非常艰难，他们有些人自我了断，有些人上街抗议，更多人在苦苦挣扎。

印度农村地区基础条件差，有些地方没有像样的路也没有交通工具还没有储藏条件，90%的农民在谷子刚收获的时候就得立即出售变现；收他们东西的人是各种二道贩子，二道贩子把谷物攒起来统一卖给大企业，要么出口要么二次加工。

多年下来，印度就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二道贩子群体，他们从中赚了不少差价，也跟农民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为了自己的收入不断，他们不至于压价把农民逼到自尽或者改行的地步，印度农民心照不宣地习惯了这种销售方式。

而莫迪政府的三项法案就是为了消灭二道贩子，让农民直接把收成卖给大企业，拒绝中间商赚差价。理论上农民到手的钱更多勒。可是农民不信任大企业，与资本家们相比他们宁可选择有底线的中间商们，而庞大的中间商和其他反对派们一起煽风点火，就让抗议活动持续了一整年。

农业生产里面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假如每个印度农民的土地够多，也就没有这次抗议甚至没那么高的自杀率了；工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也包括土地，假如土地可以高效地征收和转变用途，印度的工业化程度要比现在高好几倍。

（参加抗议的农民在路边做饭）

土地在印度历史上也有过庞大的中间商，他们被叫做“柴明达尔”，是英国殖民时期出现的一个阶层。英国人到了印度后，摧毁了原来分散的土地所有制方式，把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家族那儿，那些贵族老爷们不可能自己种地，就把土地转租出去自己躺平了收租，他们的土地被层层转租，到农民手里且不容易。

每个中间商都被叫做“柴明达尔”，就像一线城市那些可恶的二房东或三房东一样，他们都要赚差价，所以农民要交的地租很昂贵，在丰收的年份里他们勉强度日，遇上自然灾害就只能借贷、自尽或者跑路了。

1948年独立建国后，印度政府就对那个不合理的柴明达尔制度动了刀，主要改革措施有三项，第一项是废除各种寄生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二道贩子，地主直接跟农民签协议；第二项是对个人名下的土地面积做了最高限额，超过的部分没收然后办理按揭卖给农民；第三项是对地租进行价格限制和保护。

这些措施听着应该能解决问题，但是执行了几十年效果很一般。大家族人丁兴旺，他们把多余的土地写在亲戚朋友和子女的名下，用“代持”的方式继续做地主；很多农民还没还清贷款，又不得不把地转手卖掉。地主继续躺平受阻，农民继续租地过日子，剥削关系还是大量存在。

改革以后很多农民到手的土地面积很小，据统计超过70%的农民只有不到一公顷土地，完全靠种地过日子太难，丰收的年份农产品价格低卖不到钱，欠收的年份根本就没东西卖，过日子要么借债要么卖地，一旦遇上嫁女儿这种意外事故，就只能同时借债又卖地。长期下来，土地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

（参加抗议的农民吃住在车上）

印度农业部2011年打算统计农民的土地状况，在调查中他们把农民分成了4类，手里的土地少于1公顷的是边缘农民，少于两公顷的是贫农，少于4公顷的是中农，再往上被称作富农或地主。统计结果出来后发现前三类农民占了95%，而占农业人口5%的富农和地主掌握着32%的耕地。后来2013年的数据显示农村地区7000万人压根没有地，这个数据一直在涨，现在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没有地。

针对以上情况，印度管理学院又做过一项调查，发现边缘农民长期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贫农和中农也过得捉襟见肘，结论是90%的印度农民日子艰难，一旦遇上自然灾害或者生一场大病或者嫁女儿，要度过难关就得借高利贷或者卖地，而这些筹钱办法迟早把他们逼上绝路。

土地问题不但让农民痛苦，对工业化望眼欲穿的印度政府也很痛苦，因为印度工业化的瓶颈有70%的原因来自征地问题，虽然土地成本不到项目成本的4%，但是征地过程难以想象地缓慢和复杂，在漫长的征地过程中土地成本被推高到项目总成本的20%以上，投资者眼泪都哭干了。

在印度征地一般有三种方法，要么是政府提前征地然后卖给企业，要么是企业和地主协商交易，还有一些土地贩子四处收购土地屯起来卖给企业。无论是哪种方式，艰难程度大同小异，因为印度70%的土地归私人所有而且是永久产权，法律严格保护他们的财产，对方可以漫天要价，即使一块巴掌大的土地，只要主人不点头，整个项目就不能动工。

再说征地补偿款只打给土地所有者，种地的农民几乎分不到。95%的贫下中农为了生活多多少少会额外租点土地，一旦地主决定卖地的时候，他们在土地上的建筑、农作物很难得到想要的补偿，所以征地过程中农民会跳出来拼命。

（参加抗议的农民在帐篷周围聊天）

走投无路的农民最后卖掉最后那点土地买票去大城市打工，他们在公共空地搭个窝棚安顿下来，时间一久形成规模化的贫民窟，贫民窟在城市郊区或铁路两旁分布的最为密集，由于严格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想拆掉这些贫民窟几乎不可能。

印度的工业还不太给力，容纳不了那么多农民工，所以贫民窟的人活得很难，再遇上新冠疫情导致工厂歇业作坊关闭，有些人就真得活不下去了。假如土地不是私有也不让随便交易，他们好歹还能回村里种地，但是土地所有制不能假设，建国时期没有做好，后面就几乎没办法了。

莫迪盘算着强推他的“印度制造”计划，首先得解决土地问题，去年推出的那三项让农民们揭竿而起的法案，便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三项法案试图打掉不受政府控制的中间商，推动大资本和农民直接接触并最终掌管农业，大资本和政府的关系密切，政府可以通过大资本间接掌控农业。

在大资本和政府控制农业的过程中，随着原来农产品销售方式的破坏和大资本的运作，90%的中小农民里有相当部分一定会破产，他们只能卖掉土地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举家流入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进入服务业和工业，成为印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垫脚石。

（一名抱着孩子的妇女正在抗议）

与此同时土地会继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土地的所有者越少，征地的成本就越低效率也就越高，从而解决工业化中冥顽不化的土地问题。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将来印度的失地农民会越来越多，他们会被迫进入城市变成没有老家的农民工，也只有蓬勃发展的工业才能确保他们生存，否则他们没有退路，要么反抗，要么自杀。

以上就是土地私有化的坏处，表面看土地作为私有财产被严格保护显得很神圣，但是在贪婪的资本和不确定社会风险面前，这种保护反而更容易让他们失去土地，一旦失去了土地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农民不再是农民，他们的命运就像离开地面的蒲公英一样，在险恶的大环境里随风飘荡，不受自己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