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代末年的外交故事_风闻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对日本的开放，不得不扩大。每一次谈判都令那些科举出身的显宦巨公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国际上，我们应该拥有多少人格”。

清廷对日开放苏州租界的谈判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要求在苏州开设商埠，这是迫不得已的事，问题在于开放什么地段让日本人经营——或者说盘踞。当时，日方的谈判代表叫珍田舍己，珍田衔命来苏，目的是要取苏州阊门以外的地区开埠。

阊门，早在春秋时代吴王阖闾时就已经开建。当时阖闾建城规模之大，即使在后世看来，也是极为壮观的一项工程。

日本人看上的阊门以外之地，是苏州的繁华地区，百姓商家世代居住于此，屋宇鳞次栉比;倘若把这块地方出让给日方，光是搬迁，就要引发很深的民怨。在清廷大臣看来，宁可把苏州城南边盘门以外的地区划归日方为租界——毕竟当时的城南不那么“膏腴繁华”，割之不疼也。

此时江南的大吏首属两江总督刘坤一，可是他奉诏入京觐见，一直没有在任上，张之洞署理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收到江苏巡抚赵舒翘的公文，咨请干员来苏与日方议约，张之洞可就伤脑筋了。他知道，江南尽管出文人、学士，可就没出外交这个专业上的人才。左思右想之下，才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人——黄公度，是个诗人。

黄公度，名遵宪，广东嘉应人，光绪二年（1876年）考中举人，科场资历仅止于此。但是，此人文名大，而且有出任清廷驻日本、英国使馆参赞的“涉外”经历。找上他，通俗一点说，不外是把一个烫山芋扔出手，张之洞并没有认真地考虑阊门、盘门有什么需要计较的。

珍田抵达苏州之时，已经得知清廷的谈判代表是黄遵宪，遂来到黄遵宪下榻之处拜访。黄遵宪让珍田吃了闭门羹，说：“住家所在不是谈公事的地方，明天到巡抚衙门里谈吧。”

第二天，珍田依约来到抚衙，约略寒暄数句，话入正题，珍田立刻表示：“我获得敝国政府训令，一定要取得阊门外的区域为租界，绝对没有迁就的道理;如果得不到阊门外的地区，马上下旗回国，不再开议。”

这番话简明扼要，而且日方的情报显然十分准确——他们早就知道清廷准备以盘门外地区作为谈判筹码了。所谓“下旗”，更是严厉威胁，说白了就是不惜断交的意思。黄公度静静地听着珍田的话，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情。等对方把话说完，他才徐徐地说：“我们今天在此间先办的第一件事应该是互换凭证。不换凭证，不能认定对方是外交人员——这是国际定例，绝对不要乱了套。我来苏州之前，已经取得了我国南洋大臣的札谕，另外呢，此间巡抚也有委派我来和贵使谈判的公文书。这两班文件，稍后我都会拿给贵使过目。贵使既然方才说有训令来谈判，那么贵使从贵国启行时，自然也应该有贵政府的训条了，何不先拿出来以便我们验证呢？”

说完，黄公度就从怀里掏出两封信札，搁在桌上，一语不发，就等着珍田拿出凭证来。

这一手着实大出珍田之意料，他吞吞吐吐了老半天，才嗫嚅着说：“来时匆促，忘了带训条。您如果不相信，可以发电报给贵国驻我国的大使，向我国政府问询，就能确认了。”

黄公度立刻应声道：“这是何等大事？贵使怎么可以忘记呢？您是外交人员，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如果真的拿不出训条来，您在此地就只有私人的资格，那么租地的事也就不是您应该过问的了。依照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建议您马上回国去领取训条，再到这里来开会。我在南京还有重要的差事，没有时间同您再做无谓的周旋。这样吧，我过一会儿就要上船启程，是不是等您回来的时候，我再专程去迎接？”

珍田受到这么两次打击，再也不敢像先前那么意气扬扬了。等到第二回与黄公度见面，珍田非但姿态放低了很多，连谈判的条件也放宽了不少，最后竟以盘门定议，且保全中国商民利益甚多。这一次谈判甚至影响到杭州方面的议约，日方的交涉员也不得不以相当大的程度让步了。

不过，黄公度有没有因此而获得赏识呢？

待复命于赵舒翘之际，黄公度所得不过是“辛苦了、辛苦了”寥寥数语。赵舒翘还私下跟他的幕僚说：“我早就说过，洋人不是人类，不可以人道相待。你们总是说我的话太过分了，现在如何？诸君试想，那珍田刚来的时候，我和诸君瘏口哓音，以礼相待，他却越发嚣张桀骜。这黄某人来了，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鬼话，他反而贴然就范，一句话也不敢争执。说到这儿，话就不得不说回来了，像黄某这种人，萬一哪一天身居要津，就算把全江苏都拱手送人了，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这种人怎么可以让他得志呢？”

幕客们听到这种强词夺理的歪论，只敢窃笑，可谁又敢同巡抚大人争辩呢？

——摘自张大春《课堂上的题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