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的外交之路（一） | 穿梭在云中的记忆_风闻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11-01 15:48
作者简介
朱青，1924年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6年担任过陈毅军长的翻译。上海解放后，曾任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的秘书。1953年进入外交部，曾任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1981年被任命为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1994年11月22日，于北京病逝。
1981年12月，我前往莱蒙湖畔、阿尔卑斯山下的瑞士就职。
在北京首都机场上，我抬腕看了一下手表，离飞机起飞只有不到一小时了，我随着送我赴任的外交部迎送组的同志，向行李托运处走去。
轮到给我验证了，迎送同志向海关人员介绍我的身份说：“这位是驻日内瓦的领事……”话刚出口，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迅速打开我的护照，虽然已经看到我的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总领事”，却好像仍是觉得说不出口。稍停片刻后，他到底还是嗫嚅着说：“这位是总领事……呃……的夫人。”看来，他还是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想一位女性当了一个不算太小的外交官还不大容易被人接受呢！不知今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际遇？
我收起了那本红色的外交护照，准备登机。
1987年，朱青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门前
中国民航的班机平稳地飞上了蓝天，我觉得自己也终于可以稍稍松了一口气。每一位出国履新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只要飞机不起飞，就总有做不完想不完的事。的确，要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当外交官，首先要到部里以及各有关部门去了解情况，接受任务。在你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同时，还要去对付一件很费精力的事情——制装。终于，行期在这匆忙中到来。
想想现在不可能再做什么事情了，我便扭头去看舱外悠悠逝去的白云，不知不觉间，我的思绪飘向了遥远的过去……
20岁刚出头的我，既紧张又兴奋地站在新四军军长陈毅的身后，旁边还有周恩来、张治中和美国乔治·马歇尔上将，这是国共停战谈判以后“三人小组”来视察济南和徐州等地的停战状况。
那时我是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的记者，因为参军以前在上海上过大学，懂些英文，所以就被挑选出来做了新四军司令部的翻译。这一次，是奉命给陈毅军长担任临时译员的。不过，几年的部队生活已使我的英文荒疏了许多，乍一上阵，真觉得自己的舌头都打不过弯来，想到要去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心里就一直打鼓。
1946年3月2日，军事“三人小组”到达济南机场（前右二起陈毅、周恩来、马歇尔）。
国民党山东省军政当局的要员王耀武、何思源为“三人小组”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我环顾左右，发现别人大多是西装革履，只有陈毅军长和我穿着新四军的棉军装，在人群当中我唯一能够认得出来的面孔也只有周恩来副主席了。想到原来兵戎相见的双方要坐下来面对面地谈判，而我又弄不清究竟谁是“自己人”，心中不免又多了一份紧张。我只好寸步不离地跟在周副主席和陈军长的左右。
检阅仪仗队的时候，我走在他们旁边，看到他们全都举起手来还礼，便不假思索地赶紧学着举起右手，谁知耳边响起陈毅军长浓重的川音：“手放下！手放下！”我忙不迭地把刚刚举起的手又放了下去。事后才知道，只有最高一级的主宾才向仪仗队举手还礼。从那以后，每每看到欢迎贵宾时主宾还礼的时候总免不了想到自己当年的幼稚无知。
1946年，新四军军部设在山东临沂，新华社山东总分社也在临沂办公，每有涉外翻译任务，一个电话打到社里，我马上就前往报道。没想到，早年这段经历竟成了我日后外交生涯的一个“引子”。
1953年7月，我从上海市人民政府调到外交部，从此外交就成了我的终生职业。但我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位女总领事。有位很熟悉我们家世的老朋友在我赴任之前碰到了我，一见面就说：“哈！你比你父亲的官做得还大喽！”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引得我感慨万端。
我的今天的确可以告慰父亲的亡灵了——不是因为我的官做得比他大，而是因为我比他幸运，因为我代表的是一个独立自主并正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这样的一个中国，是父亲从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那一天起，就不懈追求却又未能实现的梦想。
朱青之父朱少屏
父亲的一部分遗骨，现在安放在芳草如茵、林木葱郁的南京菊花台公墓。墓碑上写着这样几个字：故驻马尼拉领事朱少屏烈士墓，而他的另一半遗骨永远地留在了马尼拉。
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任职马尼拉的，虽然身处异域，但他一样感受着民族的屈辱，并且用生命反抗着屈辱。珍珠港事变以后，日本军队占领了马尼拉，强迫中国领事馆组织当地华侨“劳军”。当时整个总领馆没有一个人屈从。日军恼羞成怒，把他们抓起来施以酷刑，见他们仍是不从，在1942年4月17日将他们集体枪杀。
下毒手那天，刑场四周的戒备比平日里森严了许多。就连被找来挖穴埋尸的华工，也从紧张的气氛里察觉到了异常。行刑的时间到了，他们看到8个气度不凡的中国人被押进刑场，一阵枪声过后，他们倒下了，殷红的血从他们的躯体里汨汨流出，慢慢渗入异国土地。尽管华工们不知道这8个人是谁，但是断定这些人是有身份的，于是在掩埋他们的坑穴上留下了标记。
一位曾经和父亲一起被关押过的英国人，通过前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告知重庆国民政府，说父亲他们很可能已经在马尼拉遇害。直到盟军打败日寇重占马尼拉，才找到了那座标有记号的坑穴。就这样，父亲他们的部分遗骨被装在8只骨灰盒中带回了祖国。想到我和父亲的命运这样不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请喝饮料”，空中小姐的轻声慢语将我从幽怨的思绪中拉回到现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