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越差，买办们越猖狂，买办的发展史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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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崛起

聊买办就避不开上海。

上海非常年轻，以前是个大渔村，现在咱们耳熟能详的上海外滩，以前就是一大块荒地。

1840年之前，上海跟旁边的苏杭、稍微远一些的扬州一比啥都不是，不过上海的位置好到难以置信，它面朝大海，背后有巨大的一块平地。再加上上海又是长江入海口，所以整个长江沿岸都是上海的延伸，只是中国以前并不注重海贸，所以上海的优势也就没有被发觉。列强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了这块地，知道随着中国跟海洋文明打交道，上海将会很快成为中国一等一的超级城市。

这也是为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列强提出“五口通商”，其中就有清廷高层没啥印象的上海，清廷很多官员之前从没听过上海这个地方，听说英国人要求开放上海，他们还以为上海在新疆。

上海开埠后，洋人进入上海做买卖，不少中国做外贸的商人也搬了过去，比如大家熟知的“徽商”，后来不咋听说了，其实就是搬到上海去了。慢慢的上海那地方就繁华了起来，不过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爆发于广西，后来一直在长江中下游反复角逐，把南京、杭州、苏州一带打了个稀烂，太平天国每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到处征粮，被裹挟的流民跟着太平军到处转战，清廷更过分，往往攻陷一座太平军占领的城池，动辄纵容士兵屠城，所以江南腹地，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几年下来一塌糊涂。

那些富户为了躲避战火，于是大规模涌入上海，上海有外国军队把守，太平军一度想进攻上海，不过后来没成行，江南富户进一步确认上海很安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反而有更多富户迁入，慢慢那地方成了苏浙资本的大本营。

上海这座城市也真是奇怪，本身是个纯粹的商业城市，却诞生于战火（第一次鸦片战争），兴盛于一场更大的浩劫，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都在跑，比如太平军进攻杭州的时候，大家都跑了，徽商出身的胡雪岩跑去给清军卖粮食和军火，从此他成了清廷的军火商和商务代表，很快富得流油。

也正是因为上海是苏浙资本的大本营，所以后来革命爆发于广州，北伐军打到上海，却被江浙资本借尸还魂一举拿下，蒋介石和江浙财阀联手，清洗了内部革命势力，国府成了一个军阀和财阀的联合体。

回到开埠那会儿，上海当时和深圳差不多，以前都是个渔村，那里的人也都是周围填过去的，甚至包括大量的广东人。以前中国只有一个通商口岸就在广州嘛，后来广州在鸦片战争中玩坏了，所以商人们都搬去上海继续发展，再加上无数的西方冒险家，上海就这样慢慢发展了起来。

在上海之前，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在广州，广州十三行嘛，所以以前广州是中国海贸最繁华的地区，但是广州有个毛病，离中国的外贸产地太远，中国当时丝业中心是杭州，布业中心是苏州，徽州人在搞茶叶，都离广东太远，但是离上海却极近，还有水路连着，水路成本是陆路的二十分之一。随着上海开埠，苏杭的外贸品再也没必要送到广东去了，很快广州大部分业务都跑到了上海，广州的商人也就跟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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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办的兴起

买办随着中国的海外贸易兴起很早就出现了，洋人来到中国沿海但是不熟悉中国的情况，做生意很不方便，于是有一伙眼尖的人瞅准了商机，学了外语，开始做中间生意，比如洋人的船到了岸边，他们去洋人船上牵线搭桥卖那些必须的东西，比如食物，水，以及码头工人等等，时间长了，他们跟洋人的关系越来越近，洋人有关于中国所有的问题，都会咨询他们，他们也会利用自己本土的身份帮洋人办事，这就是买办。

大家注意下，这个时候的买办还是中性的，因为做生意本身是中性的，不然现在外企的人都成汉奸了。

那时候最盛产买办的，是一个叫“香山”的地方，香山不是北京看红叶的那个香山，说的是广东的香山县，那时候很大，包括现在的中山市、珠海还有澳门，现在已经没有了，对，孙中山先生就是香山人。

香山的澳门那部分很早就被葡萄牙人给占了，1999年才收回，香山那地方土地贫瘠，当地的人只好自谋出路，于是大量的香山人去葡萄牙人那里干活，这也是为啥孙中山先生的思维那么开放，也是因为他们香山县一直在和外国人打交道。

由于香山人跟着洋人到处溜达，海外遍布香山人，比如耶鲁第一个华人留学生容闳，也是香山人，很难想象第一个留学生是山西人对吧。香港那边更是多得数不过来，所以改开后，原来香山县的那块地盘的人本来就视野广思维野，又接到大量的华侨投资，所以发展的特别好。

等到上海开埠，西方的洋行在上海纷纷开业，这就需要大量的买办帮忙，想起来长期跟他们合作的香山人，于是大量的香山人被送到上海，帮助上海洋人开展业务，这些香山人又把更多的同乡叫过去。

相比广东，洋人在上海的业务大的多，所以近代以来一般说的“四大买办”（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都在上海上班，只是这些上海买办中，四个里有三个来自香山，剩下一个来自苏州。

当然了，上海的买办属于“巨型买办”，还有不少分布在香港，比如前段时间死了的那个何鸿燊，澳门赌王，他所在的家族起家是一个叫“何东”的人，这人本来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成了超级大户，再后来把一家子都带入行，全家买办，鸡犬升天。其他的买办家族也差不多，当时就有“何罗施冼蔡，女不忧嫁外”，这几个家族不仅干的活差不多，都在帮洋人打理事务，而且互相通婚，甚至近亲结婚。

那他们这些人平时都在忙乎啥呢？

主要是中国当时三大特产，棉花，丝，茶叶等等，把这些东西收购回去，然后卖到国外，顺便从国外进口鸦片。鸦片战争中中国不是打败了嘛，被迫同意列强在华销售鸦片。不过后来中国这边军阀们也在种鸦片，不仅种，还出口，导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中国进口的鸦片搞得很崩溃。

整体而言，大部分买办都是中性的，性质有点像现在外企上班的员工。有一些还非常有家国情怀，比如唐廷枢，这人以前是怡和洋行买办，后来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参与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这个公司也是晚清少数几个能和外国公司抗衡的中国企业。

事实上清廷后来搞的洋务运动，主要也是依赖这些人，当时叫“官督商办”，官僚们怎么会懂如何组织现代企业嘛，所以李鸿章他们大量启用了那些有洋行工作经验的买办们，还有郑观应，这人大家应该很熟，他不仅一直在参与洋务，还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盛世危言》就是他写的。

但是有一部分买办屁股决定脑袋，做了不少坏事。比如中国当时没啥工业产能，清廷和很多民间企业家是想发展现代产业的，但是如果中国搞起来，那些负责把国外生产的洋货卖到中国的买办不就失业了嘛，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甚至通过倾销的手段往死了搞国内的工业萌芽。

不过大部分买办，都是脚踩两只船，一方面跟清廷大员关系特别好，另一方面又是洋人的买办，这倒是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一些现在的企业。

比如著名的“洞庭帮”大佬席正甫，回到晚清，这人基本上无人不知，因为他是汇丰银行的管事，事实上咱们现在聊汇丰银行，当时没几个外国人，全是一帮华人在里边上班，而这个席正甫一家子，盘踞汇丰头目的位置长达55年之久，爹干完儿子上，儿子死了孙子上。

他们家还有个身份，就是李鸿章淮系的人，后来李鸿章的淮系和左宗棠的楚系发生矛盾，作为双方在商场代理人，胡雪岩是左宗棠代理，席正甫是李鸿章代理，他们也发生了巨大的冲突。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席正甫彻底击败了胡雪岩，胡雪岩他们徽州商人从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很多人把这场冲突看做是民族商人和买办商人的一次对抗，其实谈不上，本质是清廷代理人之间的冲突，后来搞死胡雪岩关键的一击，就是盛宣怀发出的，咱们总不能说盛宣怀是洋买办吧，但是盛宣怀和席正甫都是李鸿章的人。

整体而言，买办阶层立命之本，就在于“信息差”，或者说“经济差”，只有国外比国内的经济强一大截，中国需要大量进口海外的产品，他们买办才有存在的必要。

进一步地讲，买办获利的难易程度，和国内外技术差成反比，国内技术越强，到时候就会形成对海外的输出态势，买办阶层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所以他们最受不了民族产业的崛起，除非改换阵营，换了屁股。他们跟民族产业是死敌，此消彼长、有你没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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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办的衰亡

整个民国，其实就是一个买办政府。

上文提到的席正甫家族，他们家的势力基本贯穿整个晚清和民国，到了民国不但没削弱，反而通过联姻变得更强了，比如宋子文他们家就和席家有联姻。如果仔细把民国上层都翻一遍，就能发现那些买办家族不但没消亡，这次更过分，进政府了，变成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

而蒋委员长又是个目光短浅的人，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这是民国政府的分税制，这个改革之后，容易收的关税盐税归了政府，其他不好收的税归了地方。

这玩意对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只有大量进口外国货，才能收到税，蒋介石的政府才有财力保证。

但是这个玩法就跟吸鸦片似的，你大量进口国外生产的工业品，人家是机器大生产，中国还是小农经济，日本美国货比国产货便宜的多的多，那些企业在中国销售，价格非常低，压得国内根本没有任何抬头的办法。这种情况下唯一办法就是加关税扶持国内产业，可是蒋委员长还指望着关税呢，一加税国外产品在中国卖不出去，国府财政不就出问题了嘛，所以国府一直放任这种倾销。

很快中国的民族产业都崩了，生产不出老百姓所需的基本工业品，就需要进口更多，恶性循环，这也是为啥国府所谓的“黄金十年”期间，每年经济增长率10%以上，工业水平还在倒退的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负责向中国倒卖物资的买办阶层风生水起，他们的力量变强后，进一步游说民国政府，甚至进入国府上层当高管或者成为实权人物，比如蒋委员长最重要的好基友虞洽卿，他就是上海最大的几个买办之一，这人曾经在“412”之前给蒋介石和江浙财团牵线，后来抗战爆发后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这么个货色，一直都处在国府核心圈子。

为啥蒋委员长在上海发动淞沪会战，多简单啊，上海就是买办大本营，也是外资在中国的根据地，蒋委员长指望买办们去找他们主子，也就是美英资本，不过日本也看穿了，对美英秋毫无犯，这俩国家也就不想管这事了。

到最后，外资和他们的买办基本上控制了中国采矿、重工、棉纺相关的全部产业，不止如此，由于上层利益牵扯太深，民国政府对基础产业的兴趣整体甚至不如大清。

比如著名民族企业家范旭东向美国贷款1600万美元准备生产纯碱，纯碱也是重要的基础工业原料，按理说这种东西应该是国家支持来做，但是民国政府不但不支持，甚至拒绝担保贷款，导致厂子也没开起来。

尽管买办阶层蹦跶的凶，1949年到了之后，就跟秋后蚂蚱一样很快崩了，淮海战役结束后，南方的买办集团眼瞅大势已去，开始搬往香港或者美国，从这段时间到1978年，这是一段买办退潮期。

不过这不是故事的结尾。

改开后我国基本啥都缺，只要能把海外的东西倒腾到中国来，就能发财，那时候走私成风，汽车、彩电、相机、甚至录像机，都有人走私，大家可能难以想象，90年代穷成那样，这些东西在中国价格卖得比国外贵得多，现在想想，简直离谱，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桑塔纳。

90年代中国工人工资都不过百，那玩意卖20万，普通家庭不吃不喝两百年收入。为啥很多老混混喜欢吹牛逼自己当初开过桑塔纳，因为那时候开桑塔纳几乎相当于现在开着一辆六七百万的库里南，事实上现在中国很多巨富，就是那个时代倒腾彩电汽车这些玩意起家的。

更夸张的是，当时文物商店的文物在咱们看起来依旧很贵，但是在老外看起来便宜的跟白送一样，所以不少人就干起了把中国文物往外倒卖的活，太多文物就这样莫名其妙流失到了海外。

甚至可以理解为，90年代是个遍地倒爷遍地买办的时代。

为啥美国那时候对中国丝毫不担心，想想就明白，一方面我们确实比较弱，要啥没啥；另一方面市场化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买办阶层，上文也说了，买办和民族企业家是天敌，不等美国出手，这些买办会为了自身利益自发地清理那些想自立门户的人。

大家记得某大佬和倪光南之间的冲突吧，其实那件事就很清楚，一个想倒卖国外技术，一个想走自研道路，回到当时，自研确实是一条艰难而且充满迷雾的道路，选择做倒爷这事也无可厚非，将来有了钱再搞研发也不迟。但是此后那么多年，他们依旧没走自研道路，宁愿把钱全给高管发了工资也不搞研发，这就是纯粹的屁股决定脑袋了，自己不会反对自己。

此外更明显的是汽车集团，国家当初想通过市场换技术，各种合资品牌拿到技术后心态就变了，突然发现躺着就可以赚钱，那为啥还要跟国际巨头比赛跑呢？再说了，哪有跟自己母公司竞争的？这也是为啥我这么热情地看好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企业中国基本都是自己在搞，买办势力基本没啥生存空间。

说到这里大家也明白了，到现在远远谈不上买办势力在中国彻底式微，不过随着这些年国货品牌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也就自然进入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而且一个好的现象是，这些年的民族品牌越来越少地打“民族牌”，地位和用户都是品牌方用实力和服务赢得的，硬实力是驱逐买办唯一的出路。

目前我国在中低端领域追赶的很不错，在高端领域确实依旧一般，汽车领域就很明显，类似玻璃和五金配件中国基本上已经全占了，但是车载芯片和发动机变速箱还在西方手里。

现在这种半封锁状态其实是个好事，如果彻底放开自由竞争，我们会承受西方巨大的价格优势，这也是为啥买办们最爱的就是自由市场，因为没有关税，发达国家的产品才会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倾销态势，发展中国家啥都发展不起来。

这也是为啥我国此前一直不太愿意降低关税，现在芯片紧缺和封锁，又是另一种“保护关税”，只要给予发展时间，就一定能出成果，到时候再去自由市场竞争，等彻底发展起来，买办们自然而然会慢慢彻底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