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27——遇日食不再处死或罢免大臣_风闻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无神论思想

三、遇日食不再处死或罢免大臣

依据天人感应理论，假如出现灾异，特别是日食之类，则被认为是“阴侵阳”。是臣子要犯上作乱的象征，因此要处死“三公”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的臣子，包括宰相，或是太尉（军事主官）。如果是洪涝灾害，则认为是司空（三公之一，主管水利）的责任，因此就处死或罢免司空。这样的制度形成于西汉，东汉时进一步贯彻实行。

东汉第一个因灾异而被罢免的三公，是徐防。原因是“灾异屡见”（李贤《后汉书注·安帝纪》）。先是水灾，死者数以千计。接着是日食，京城洛阳又阴雨连绵，庄稼发生虫灾。当时徐防身任太尉，是三公中的最高长官，应对灾异负责，于是被罢免，时间在汉安帝即位之初的永初元年。

徐防以后，因灾异而罢免三公就成为一种惯例。到汉桓帝，几乎每年都有因灾异而罢免三公的事件。

建和元年，即汉桓帝做皇帝的第一年，正月日食，四月地震，六月，罢免太尉胡广。九月，京城洛阳地震，罢免刚上任三个月的太尉杜乔。建和三年，四月日食，八月彗星，九月水灾，罢免太尉赵戒。

元嘉元年，京城旱灾，瘟疫，罢免司空胡广。元嘉二年日食，罢免司空黄琼。

第二年，永兴元年，黄河水灾，蝗灾，罢免司空赵戒。永兴二年，地震，旱灾，蝗灾，日食，罢免太尉胡广。

永寿元年水灾，罢免司空房植。……

三公之中，被罢免次数最多的人，是黄琼和胡广。被罢免最多的职务，是司空。

东汉初年，即汉明帝永平十三年，也曾经发生日食。三公也曾要求辞职。但汉明帝说，“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后汉书·明帝纪》），自己承担了责任。这本是从此纠正西汉因灾异罢免三公的错误。然而从汉安帝罢免徐防开始，因灾异罢免三公的事就愈演愈烈。东汉末，桓帝、灵帝时代到献帝初年，因灾异罢免三公的事，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直到曹操担任三公职，东汉因灾异罢免三公的事，才告一段落。

曹操死，曹丕先是继承王位，后又废掉汉献帝，建立魏朝。不久，就发生了日食。有关部门上奏，应该罢免太尉。曹丕下诏道：

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三国志·文帝纪》）

曹丕仍然相信，日食等灾异事件，是上天对于人间的谴告。但是他认为，应该对灾异负责的，是君主，因而不去罢免大臣。并且指示，今后如有灾异事件，也不要罢免大臣。曹丕的诏书，对于纠正汉代让三公对于灾异负责的错误做法，是一个重要步骤。而纠正这一错误做法，也是在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魏文帝曹丕的指示得到了贯彻。他儿子魏明帝太和初年，发生日食。这次不仅没有罢免三公，太史令许芝还建议，皇帝和太尉应该到灵台，也就是当时的国家天文台，进行祈禳。汉明帝也不允许。他下诏说，这是上天对于自己的责备，不可以转嫁他人。

到晋代太康年间，也是接连发生灾异。太康七年，还发生了日食。晋武帝司马炎也认为，该对灾异负责的是自己。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都要求辞职，司马炎不予批准。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朝廷上仍然辛勤地观测着各种天象，注意着各种异常的自然现象，从中推测天意，但因灾异而罢免三公的事，基本上没有发生。

四、质疑善恶报应思想

汉代的善恶报应学说有两家：儒教的报应说载于《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教的报应说，一是《老子》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一是《太平经》的“承负说”，认为一个人的善恶要由他的子孙来承当。行善者儿孙得福，作恶者儿孙受祸。在报应由儿孙承当这一点上，中国土生土长的两大宗教是一致的。

司马迁撰《史记》，写到伯夷的命运，于是又想到了英年早逝的颜回，可能也想到了他自己的命运，于是激愤地问天：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徳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絶。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史记·伯夷列传》）

司马迁是历史学家。他对于天道报应的质疑，有着充分的事实根据。然而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篇》）司马迁的质疑，属于“怨天”一类。在刚刚主张独尊儒术的汉朝，他对天道报应的质疑得不到响应。而且由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大体安定，国家政权运转还算正常，善人恶人大多都能有相应的结局，他的质疑也就被现实掩盖下来。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善得恶报、恶得善报的事情更加突出。呈现于社会表面的重大事件之一，是曹操陷害太尉杨彪事。

杨彪在东汉末年，曾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职全都做过。其曾祖杨震，就以廉洁著称。建安元年，曹操将都城由洛阳迁到许昌。庆祝迁都大会上，他见杨彪面色不悦，就借杨彪与当时发动叛乱的袁术两家有婚姻关系，诬陷杨彪要图谋废掉献帝，“被以非罪，篣楚并兼，五毒俱至”（《后汉书·袁绍传》）。孔子谪孙孔融时任将作大匠，来不及换上朝服，去见曹操说：

杨公四世清徳，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后汉书·杨震传》）

曹操说，这是皇帝的意思。孔融说，假如成王要杀召公，周公可以说他不知道吗？由于孔融等人的营救，杨彪未能被杀。但这件事说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一定会促使人们对所谓善恶报应的怀疑。

大约这一时期，一位叫李康的儒者写下了一篇《运命论》。开宗明义地说道：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也就是说，人的富贵还是贫贱，都是天命，是上天决定的，由神祇告知的。这是自孔子以来儒教的基本信仰，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但是在汉代流行善恶报应的情况下，却起到了否定善恶报应的作用。所以这篇文章很短，理论上也无创新之处，但却在东汉末年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东汉末年广泛流行的《论衡》，也极力主张“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王充把人的命运分为“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类。正命是上天赐予的本来命运。不必行善，就可以得到幸福；当然，未必作恶，也会遭受苦难。随命，即随着个人品行的善恶而得到的报应。遭命，是突然遭受的命运。行善的反得恶报，作恶的反得善报。似乎面面俱到，但不认为善有善报，而认为命运是不可抗拒的上天之命，则影响深远。

从东汉末年到晋代初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政局更加混乱，社会也更加动荡。行善的反得恶报，作恶的反得善终的事例，比比皆是。于是，命定说广泛流传开来。晋代，著名儒者挚虞发扬王充的天命说，作《思游赋》，认为“富贵在天”，不可改变。其序言道：

虞尝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佑者义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然道长世短，祸福舛错。怵廹之徒不知所守，荡而积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陈处世不遇之难，遂弃彝伦，轻举远游，以极常人罔惑之情。而后引之以正，反之以义，推神明之应于视听之表，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违。（《晋书·挚虞传》）

《思游賦》假托黄帝的后裔，王充的信徒，周游天地之间，见到了许多神人，求教了许多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是，要“信天任命”。于是回到了家乡，“乐自然兮识穷达，淡无思兮心恒娱。”（《晋书·挚虞传》）因为这一趟旅游，证明了“天任命之不可违”，自己也就“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不再信什么善有善报，也不再和命运抗争了。

李康的《运命论》，王充的《论衡》，挚虞的《思游赋》，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思想，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他们的共同点是，不再相信善恶报应，认为命运是上天决定的，个人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至少是很少有用的。

这本来是发生在儒教内部的神学争论。是相信善有善报，还是相信命运前天定，都不过是对神的意志的一种解释。但在和《易传》、《老子》的报应思想对立的意义上说，当时则是属于天道自然思潮的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无神论的意义。

挚虞以后，这本是儒教内部关于教义的争论，遂波及到了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因为佛教不讲命运神定，他们极力主张的，是轮回报应。也就是说，在佛教看来，善恶报应的结果，决定着人在轮回链条中的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