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15第二章黄河之水天上来06_风闻

2、文明诞生：大禹治水

1）、大洪水是人类在文明早期，共同面临的一次重大生存危机

文明早期的大洪水传说，是几乎现今所有人类族群都存在的共同文化现象。

中国有大禹治水传说；

基督教在《圣经》的创世纪中，有上帝降下大洪水，除灭原罪的人类，以及指引诺亚制造方舟的记录：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

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36]

世界上有人类长期居住的地区几乎都有类似的传说记录：

比如欧洲学者在殖民地记录的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洪水传说：

“一只美洲鸵警告它的主人洪水将至，他们跑向一座高山，在维尔卡科多顶上找到栖身之所。牧人与动物幸存下来，牧人便是祖先，所有人都是他的子孙。[37]”

欧洲学者在殖民地记录的非洲喀麦隆洪水传说：

“…一只公羊跑来舔她磨的粉，她赶走了它，但它很快又回来了。女孩于是让它吃了个够。它吃饱后，对女孩说：‘我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今天将有一场大洪水，因为你对我很好，所以我建议你和你哥哥赶快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兄妹俩于是收拾了一些能带走的东西逃出村子。他们离开时，看到了一片洪水淹没了他们的村庄…[38]”

类似的全球各地洪水传说，有数以百计的不同版本。

这显示，在人类文明早期，世界各地人类共同经历过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次事件不是日常灾难的“常态”，而是一次影响巨大的临时性偶发事件，所以才能引起了当时各地人类广泛和剧烈的震撼，所以才被得以成为各自自主发生的传说，流传下来。

今天我们尚且还不清楚，这次大洪水具体的形式、规模范围、原因、时长。但是被全世界各地先民共同记录这个事件本身，就证明这次灾难对人类先民整体性威胁的程度（大量传说里，幸存者仅剩一对男女，甚至高度近亲的血缘关系，他们在洪水退后成为人类的祖先。可见当时的大洪水，对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人类族群，产生毁灭性杀伤。导致了其人口数量的超大幅的下降。为了人类繁衍，很多地方被迫近亲通婚），以及对人类社会整体的影响程度。根据各地大洪水传说，我们能看到，当时各地人类基本采取了三种应对灾难对方式。

       2）、人类应对大洪水危机三种主要方式

如果对世界洪水传说进行归类，我们以各地人类应对洪水的方法为标准。有三种基本应对的方式：

a.向安全地点躲避；比如（中美洲的阿斯特克洪水传说，一对男女躲在一株空心树中逃生。南美洲洪水传说，牧人逃往高山存活等。菲律宾洪水传说，一对兄妹逃到山顶躲过洪水）

b.制造并利用工具逃跑；典型案例就是诺亚方舟（泰国的洪水传说，兄妹坐在木鼓里随水漂流存活下来；中印度比尔人的洪水传说，一对兄妹做了个箱子躲在里面存活下来。后来成为人类始祖；苏美尔洪水传说，主人公躲进一艘船里得以逃生）

c.正面抗击：典型案例就是大禹治水（所有类似洪水传说里，几乎仅此一例，作为正面抗击并成功的案例。或许当时也有很多无畏的人类奋起反抗，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

这三种主要应对洪水方式，依次显示为相对更高的生产力水平。

向高地、树上、洞穴逃跑躲避，是应对洪水基本的方法，只要能跑得动，会爬树的人都能做到。但是能造船并乘船逃跑，直接显示了这些族群已经有了较高制造工具进行渔猎并借此迁移的能力。而华夏先民选择的正面抗击方法，则显示进入农耕的族群具备同时代最强大的生产能力——他们不仅需要强大的制造工具的能力（开挖沟渠，开采、运输建筑材料，筑坝等各类复杂工具），更需要有长期丰富且先进的水利设施建造及使用经验，同时构建大规模水利设施反映了这个族群拥有了动员当时超大人群，进行大规模构建建筑或基础设施组织动员能力、生产组织能力（面对洪水，直接选择治水，直接反映当时华夏先民已经拥有长期构筑水利设施并加以有效利用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直接体现了华夏先民相对强大生产力水平，以及以此体现出的强大组织领导能力。这些先进的经验和能力才让华夏先民面对威胁全人类的洪水危机，有了强大的信心和意志，从而敢于正面抗击洪水危机）

人类当年这三种应对模式，反映了当时世界各地生产力水平高低的现状。可以说各地应对洪水的方式差异是当时生产能力差异的直接客观反映。

而人类洪水传说中，几乎仅有华夏一支最终获得抗洪胜利。显然这直接反映了华夏先民当时具备的人类最强大生产力现实的必然结果。

抗洪的最终胜利让华夏先民直接认识到，赢得自然对人类的重大考验，不仅仅要有强大的先进生产力，而且要有正确的方式来利用这个生产力。

大禹之父鲧抗洪失败的历史，显示“强大的自身”与“正确利用强大的自身”是两个问题。“强大的自身”是对人类意志、意识主导关系下（人－他人）关系的认识结果，因为（人—他人）关系总有主导者，而主导者只会是人，因此强大的自身就是在（人－他人）关系中主导者具备的关键决定性因素。但是“正确利用强大的自身”则必须确认什么是正确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正确作为实践结果，是被实践的对象所处关系中主导者来决定的。当关系的主导者是人，正确就受制于主导关系的人的客观现状及其使用客观能力的意志。但是当关系的主导者是非人的，是大自然，则大自然被人认识到得“正确的”客观的标准才是实现正确结果的决定因素。当人不成为主导者，而是被主导者，则认识到这个正确的标准（主导者的），并正确的去应对这个标准，人类才能通过考验获得胜利和幸福。我们必须认识洪水的规律，必须正确认识到洪水在现实反映出的客观规则，我们必须认识到病毒瘟疫客观表现及内在产生运行规律，才有可能以此去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但是即便找到正确应对方法还不算完，我们还要排除万难，以坚决的态度实现正确的方法，人类才有机会最终获得实践的胜利（比如新冠疫情里，我们首先要能认识到病毒的基因，病情的状况，疫情的规律，才能制定有效的针对性应对办法，找到了办法，还要看办法的实现结果是否有效，比如中国有效抗疫经验的答案摆在世界各国面前，但是各国抄作业的结果千差万别，显然正确的方法与正确的实现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面对（自然－人）关系中出现的三个层次的要求：

1、‘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天法道）

2、找出‘正确’应对并符合自然规律的方法（地法天）

3、‘正确’的实践（人法地）

我们可以说，这三个层次的‘正确’的完整展开，才能最终实现天人合一这个理想实践结果。这三个层次就是之后《易》显示的天地人三道。找到正确的天地规则就是天法道；找到正确应对自然规律的方法就是地法天；而如何正确实践，则是人法地之道。

比如在抗疫过程中，1、要认识到病毒的行动规律；2、于是针对病毒规律，我们才能制定隔离、口罩、制造疫苗的正确应对方法；3、而有了这个方法，我们必须排除各种困难和干扰，坚决贯彻到底实践之才能获得成功。这三个环节必须环环相扣，任何一个都不能缺少。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国就是把这三部分都出色实现，才赢得了抗疫的胜利。其他很多国家、地区，有些基于自身能力不足，无法对疫情的规律清楚认识；有些无法找到适合自身的最有效的抗疫方法；有些国家对病毒和疫情有正确认识，也知道正确应对方法，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贯彻这些方法。造成抗疫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全面失败（比如西方联邦制造成的内部社会力量分化、内斗，政治干预抗疫。自由主义泛滥、无神论无法形成社会压倒性力量，引发的大量民众反对疫苗、反对隔离、反对口罩，最终造成防疫结果出现极大缺陷和漏洞等等）。

这些后世对《易》的认识结果，使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深刻的成功应对自然考验的重大现实经验，是不会有这么深刻理论认识结果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后世华夏传统理论的解读（以《易》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理论体系），可以倒推出在这些理论产生的源头，存在战胜自然重大考验的历史现实。**重大实践功绩既是华夏文明的实践源头，也是华夏文明理论的源头。纵观我们人类当下所有遗存下来的古代历史记录，符合这种标准的唯有大洪水这个事件。

而抗击洪水的历史功绩，不仅规范了之后诞生的华夏文明的特色及核心内容，更从正确实践所体现的一系列有益经验中，总结并升华出华夏一族之后实践的价值观方向——（向善的）合作性，共同求存的大善结果（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团结合作，共同求存。）

3）、大禹治水传说的简略分析及造成的部分现实结果**（试论）**

根据大禹治水传说，成功治水并非一蹴而就。是经历过反复失败挫折才最终成功的。相传大禹之父鲧先被委任治水，采取策略以筑坝堵水为主《国语·鲁语》记录：鲧障洪水而殛死。九年屡试不成，最终被处死，大禹接任治水职责，改堵为疏，历经十余年，终成。

《史记》夏本纪 记录：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这个故事内容虽然简单，但是如果我们对其表述内容进行深究，就可能发现更多的历史现实。

首先，我们确认大洪水是全球重大灾害，因此治水绝非单个部落一家之事所能成事的。

其次，我们之前讨论的满天星斗论，显示，即便到大洪水时期，在一个较为广大的地域内，仍然存在众多部落共存一隅的现象。这些部落不仅在生产方式甚至利益结构，主体文化都呈现出巨大差异。也就是说，当历史从部落为主体转向松散部落联盟为政治主体的历史阶段，基于相同利益或相近血缘或相同生产生活方式或相同文化政治体制组成的不同部落联盟（松散）在一个相当广大的区域内，有较大可能呈现为多个联盟犬牙交错的共存一起状态。那么被大片洪水困在相关地域内的族群，就不能简单认为是单一部落的成员，也不能认为是同一部落联盟（松散）。（“原隰厎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39]”。我们从《史记夏本纪》这里看到，随着大禹治水各地逐渐有效，与华夏族共存的三苗、西戎等部落的顺服的记录。证明当时是多族群、多文化共存的状态）

于是，我们根据这个分析结果，大禹治水所涉及的主体，显然是跨部落联盟的（也就是不仅仅是简单地华夏族所属族群，还有洪水围困地区内大量其他族群存在其中），抗击洪水的主体是由不同的部落及部落联盟（松散），基于共同生存下去的巨大共同利益，组成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大型部落联盟（松散）。

因为无论大规模筑坝还是挖渠，都需要跨越相当广大的地域，涉及相当广泛的地区族群利益，不实现整个地域的联合抗洪，那么这个部落不许挖渠挖了他的地，那个部落不接受筑坝淹了他的房，显然这些矛盾就足以能让整个抗洪活动无法进行下去。

这个超级跨部落联盟（松散）是华夏先民开始治水时的最可能的基本社会现实。从这个现实，我们就能很快发现鲧失败的根本缘由，以及是什么让大禹最终成功。

我们前面说了华夏先民敢于治水，是因为有丰富水利建设利用的经验，比如良渚发现的当时超大型水坝遗址就是证明。那么利用水利设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不仅仅只有筑坝这一个手段，筑坝蓄水，蓄水灌溉农田还要开挖灌溉渠网，筑坝为堵，挖渠为疏，缺一不可。所以说有丰富水利建设利用经验的族群对疏堵之策都很应该了解才对，何以鲧只用堵一策？

大禹原有所在部落利用水利的经验非常丰富，可以说是这个跨部落联盟里水平最高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鲧治水失败被杀，主导权还留在大禹部落的主要原因。

而鲧被杀，治水主导权还在大禹部落手里，显然说明，发起对鲧追责的并非大禹部落内的政治势力（追责者不畏惧杀死大禹部落前首领，而引起大禹部落对此的巨大反弹。因此显然在隶属关系上，各自都有强大的独立性，且这类部落（部落联盟）数量众多，他们联合起来根本不畏惧大禹部落，甚至能迫使大禹部落服软，这就从一个侧面证明在这个跨部落联盟内部有大量与大禹部落平时关系一般、甚至关系不好的成员）。这里间接反证了当时抗洪的组织形态初始为临时组建的跨部落联盟（松散）。

这个一开始的松散的跨部落联盟的现实，才是导致鲧失败身死的主要原因（也是其选择以堵为主治水策略的核心因素）。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一开始在中国花费巨大牺牲为代价，找出的有效抗击疫情的标准答案后，我们看世界一些国家在抄中国抗疫作业的千差万别结果，尤其那些个人主义横行国家的表现，我们看到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一些人主动染疫；一些年轻人认为这病只危害老年人，不顾国家禁令，忙着要自由，反对隔离封锁；一些社会开始优先抛弃老弱病残等等。说白了，一个不团结一心的社会，就算表面是一个群体，他们遇到巨大问题时也只会优先选择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就如欧盟这种松散联盟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几乎无所作为一样，（欧盟还有长期的磨合，有相同的文化历史及价值观，统一的货币经济体系，都无法展开有效的共同行动）我们可以想象大洪水时期，不同文化，不同生活生产方式，不同友好敌对关系的部落临时组成的松散部落联盟，能联合起来做一件事的难度。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可以说当年鲧能让这样一群临时拼凑出的散兵游勇一起去筑坝，其能力比今天欧盟内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还要强不少。

这就是华夏先民开始抗洪时，直接面对的现实。

虽然各个部落及部落联盟（松散）为了共同生存的利益，组成了一个跨部落联盟（松散）。显然这个临时起意的松散组织结果，各个部落各自一开始的本能反应，跟今天很多国家社会一样，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在抗洪措施的选择上，就只能偏向筑坝堵水的策略。因为大规模挖渠引流，势必要选择很多族群活动生存区域，作为挖渠引流甚至泄洪区，这就要在相关土地上生存的部落作出重大生活改变甚至牺牲。这里涉及矛盾显然极大，而筑坝堵水的核心思路，就是以大坝圈定自己安全区域，把洪水驱赶到自己安全区以外区域。每个部落虽然参与跨部落联盟，但是基于自扫门前雪的基本思路，这种各自自保，由挖渠筑坝技术能力最强的大禹部落进行指导（想想今天新冠疫情我们不断派出的医疗专家组，他们不可能建议援助地政府以牺牲自己现实利益方式来维护全人类整体利益。），成为最容易通过的对抗洪水策略。但是各个部落基于各自部落利益的小九九，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没有意识到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自己部落大坝构筑的安全区以外的区域说不定就是别的部落的生存区！

以堵为主的策略选择结果，今天的人想想都能推想到结果是什么！

你也筑坝我也筑坝，水往哪里去？我们甚至可以推想，在这种比着把洪水赶出自己领土（赶到别人领土）的行为，会引发一系列极端行为（三苗作乱的部分原因？），甚至不排除为此一些以往的引流的洼地甚至都被相关部落堵了，进行着互相伤害式筑坝。这简直不是在遏制洪水灾害，这是在扩大洪水损失！

不仅如此，大禹一族指导各族一起筑坝，但是各个部落毕竟能力和经验有巨大差别，大坝的建筑质量，建筑速度等因为这些能力、经验差异，会形成巨大的实践差异结果。极有可能出现，筑坝速度最慢，大坝质量最差的部落，最先遭到不断上涨洪水的打击，而各部落各自为战，各自筑起大坝，使得更多的洪水向最先垮坝的部落驻地奔袭而去。也就是说，鲧基于松散跨部落联盟制定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策略，最终结果就是能力最差部落遭遇最大加成打击，而筑坝能力最强的部落是撑到最后的部落。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个堵水的策略，大禹一族是受损最小的那个。

可以说鲧的堵水策略，是当时唯一能实现的策略。但是这个策略的结果无法有效抗击洪水，这必然让所有人失望。更重要的是，他给跨部落联盟里大部分部落以沉重打击。大禹一族作为技术总指导，没有成功抗洪，更糟糕的是，作为主导方大禹部落竟然损失最小，这必然在跨部落联盟内形成千夫所指的局面。大禹部落及其友好部落的势力在这个部落联盟里没有占据优势地位，站在必须继续抗洪来实现全体生存的更大利益目标，舜为此不得不把鲧作为前期以堵为主策略失败的替罪羊处死。这才是最可能的鲧取死之因。

鲧死，而大禹担任大禹一族新首领，继续指导抗洪。这首先证明了大禹一族是跨部落联盟里生产力最强（长期农耕及大规模定居，对大型建筑及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利用非常有经验）的族群。虽然前部落首领因为抗洪策略失败，遭遇其余部落的最广泛压力，不得已以死谢罪。但是继续抗洪还得指望大禹一族进行指导。所以才有大禹继位继续主导抗洪的情况。

基于之前各扫门前雪策略失败经验，显然之后整个跨部落联盟及大禹一族都作出了一定的相应改变。这才使大禹之后改堵为疏的策略能够实现。因为挖渠引流，需要将洪水从设定路线所挖的渠沟引走，这就要路线所及部落做出利益让步和牺牲。因此，要实现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策略，必须一定程度硬性要求整个跨部落联盟根据鲧时期惨痛现实，一定程度改进内部组织形式，各部落向主导跨部落联盟治水的部落去让渡一些权力，这能使主导抗洪的大禹能在整个跨部落联盟里有效调配各类资源，超脱单个部落自身单一利益诉求，站在整个联盟的更高角度，去努力实现抗洪的胜利。没有这个制度改变，大禹是没法成功治水的。

制度及规则的改变是必须也是必然的，成功推动这个制度的建立的就是当时的华夏族首领舜。而作为主管治水的大禹也利用这些规则，利用政治手段扩大自己在跨部落联盟里的影响力。这里笔者尤其建议关注史书记录大禹建立夏朝时采取的一些非常手段。这里反映的一些当时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不一定仅仅是夏国立国时才发生的，而很可能是大禹长期治水过程里为了获得更强政治主导权而做出的不断尝试行为的映射。

在面对世界性大洪水这个超级敌人。如果大禹不能掌握极强的联盟内部资源调配权力，不把整个联盟的各类人财物资源紧密团结结合在一起，不拧成一根绳，让不同的部落共同行动，是不可能最终实现抗洪胜利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当时舜作为最高领导者作出的重大作用。就如尧帝培养出了舜，而处于大洪水时期的华夏族，为了解决巨大生存威胁，在权力传承上迅速偏向了最‘正确’的方式，就是以贤能为选择首领标准的所谓“禅让制”。因此，没有太大政治根基的舜，培养有着强大部族根基的禹，这让大禹对整个联盟的权力控制最终如鱼得水.

因此大禹主导抗洪后，事实很可能是联盟基于鲧治水失败经验，各部落让渡出部分自身权力给联盟，并制定出一定的跨部落联盟强制力权力给予联盟治水主导者。而主导者大禹用强大的政治行动能力，利用这些初始规则快速扩大了自身在联盟中的政治权力，并逐渐形成了较强的政治权威，并在整个治水过程中，通过抗洪的资源调配组织过程创新再造，根据抗洪有效性，不断优化以及最终构建出一套崭新的政治组织体系，最终重构了整个联盟的新生产组织体系。

可以说，舜和大禹通过治水的契机，将华夏族作为领导核心的跨部落联盟（松散）最终改造为一个跨部落联盟（紧密）。强大的生产技术能力，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强大的意志及执行力，再加上抗洪成功的滔天之功，最终形成整个联盟对华夏族文化为主体的文明认同（就如今天我们抗疫有效且成功的表现，必然让全世界广大的人群都会对华夏文明产生正面认识效果一样）。这不仅在文化形式上，更从组织形式上，将被洪水围困的广大地域（这个区域是超越了华夏本族原有控制地域）各族群整体统合在一起。这些都是大禹之后所以能建立夏朝的关键条件。大禹在舜的领导下应对大洪水的杰出表现，使大禹获得了足够大的权力和威望。因此，随着舜的逝世，华夏族就自然而然进入世袭（分封制）王朝历史时期。

夏朝的建立就是历史给予大禹一族伟大治水功绩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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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圣经》创世纪

[37]《洪水神话》p196，美阿兰。邓迪思编，陈建宪等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第1版

[38]《洪水神话》P218

[39]《史记夏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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