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翻案还不够，还要全面美化李鸿章，这风气怎么来的？_风闻

文 | 傅正

大家好，我是傅正。很多观众的私信问我，为什么现在对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会两极分化？我们该怎么评价他们？电视剧《走向共和》真的不靠谱吗？为什么我的历史老师会竭力推荐它？

这些问题非常好，它们可以成为我这个系列的起点。希望你们听完我这个系列，能明白《走向共和》存在哪些问题，能理解为什么对于李鸿章和洋务运动会出现两极分化的评价。

大家注意一点，在历史研究当中，尤其是近代史研究当中，真正靠出现新史料导致翻案的事情非常少。新史料的主要作用是丰富我们对于历史细节的理解，而不是把历史翻过来。真正导致历史翻案的主要原因往往不是新史料的出现，而是时代风气的变化。

为什么对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会两极分化？倒不如这样问，什么时候开始对他们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

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对于曾国藩、李鸿章的研究虽然还有很多争论，但总体评价都是负面的。直到80年代风气改变，开始出现对于他们的正面评价。

比如有位叫作李时岳的学者在1980年提出一个观点，我们评价近代史，不要仅仅以胡绳讲的“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线，而要关注“四个阶梯”。“四个阶梯”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李时岳的意思是，近代史研究应该对考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不是革命斗争，太平天国有幸入列，也是因为《资政新篇》，而不是农民起义。

这标志着我们学术界开始对洋务运动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尽管今天看来，李时岳先生为洋务运动平反，当中有好多史实缺漏，但他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还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框架当中，他承认洋务运动相对于过去而言有很大的进步性，但是严重先天不足，不能真正使中国富强起来。

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公共知识界对于洋务运动越捧越高。2003年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就是这个风气下的产物。它就已经不是还原真实的李鸿章了，而是在全方位美化李鸿章，连配音演员都有意挑选了吴俊全先生，就是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旁白。这就太过分了。

关于这部电视剧，网上有很多不实传言，说它是因为主张民主才被下架。但事实恰恰相反，这部电视剧过分拔高李鸿章、袁世凯，而矮化孙中山，恰恰是反民主革命的。正因如此，它还在播放期间就遭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三个北京近代史研究重镇的一批老专家的集体抵制。《走向共和》在电视台下架，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可以说，《走向共和》是一个缩影，体现了1990年代公共知识界对于现代化的某种理解。

苏联还在的时候，世界人民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是比较多元的。现代化可能是美国道路，可能是苏联道路，也可能是损益美苏的第三条道路。但苏联解体以后，其他的可能性似乎一下子不存在了。现代化等同于英美化，而英美化又等同于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化。

1990年代是华盛顿共识最甚嚣尘上的时代。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结构调整贷款方案，英文缩写“SAL”。

你要接受贷款，就必须按照我的方案进行改革，比如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国资本投资本国矿产资源等等。美国一大批政客和学者在拉美、东南亚、西亚北非、俄罗斯东欧等地到处推销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

这个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到了我国学术界。以至于当时社会科学界甚至形成了学术论文的固定写作套路：

第一步指出我国社会存在×××不好的现象；

第二步分析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通常会被归结为私有产权不明晰；

第三步热情洋溢地介绍英美国家的相关做法；

结论我们应该赶紧引进他们的先进制度。

总之，就是拿我国的制度和英美的制度进行比较，但凡两者有不同的地方，那就一定是我们落后的象征。

这甚至闹出了很多今天看来是笑话的东西。比如大家可以在知网上搜到类似这样的文章，什么“美国疫情防控机制对于我国的启示”、“拉美农业现代化对于我国的借鉴作用”等等。

公正地说，我们不能责怪这些作者，因为这就是当时的大风气，是单极化世界的典型产物。大多数学者都是这么看问题的。

这种风气直接影响到了历史学研究。对于很多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就完全被颠倒了过来，过去正面的形象变成完全负面的，过去负面的形象又完全正面起来。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听到这里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对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会两极分化了。

这种新的近代史评价体系，我们把它叫作“现代化史观”。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就一直在宣传“四个现代化”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就是一种缜密的现代化理论吗？

对！这个问题就问到了要害。学术界对于“现代化史观”有非常多的争论，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中心之间在90年代末就有过激烈的论战。

在争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出现了对于现代化史观的多种定义。这里选取一种对于公共知识界影响力最大的定义，就是《走向共和》奉行的那种定义。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化史观，恰恰是以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论述为宗旨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姜义华教授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这样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他说道：

对于近代启蒙运动，特别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些年来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一种评价认为，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全面地反传统，倡导全盘西化，后来是全盘苏化，导致中国文化的断裂，最终引发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另一种评价认为，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旗帜的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中途夭折了，正因为它们为传统所压倒，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方才在中国大地上演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历史的悲剧。

前一种评价就是指这里讨论的现代化史观。

早在1986年，美籍华人林毓生的英文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被翻译出版了。林毓生在书中严厉地批判了包括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一批干将。在他看来，这些人尽管具体主张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这种“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给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林毓生号召，只有渐进式的改良主义才能真正带来现代化。

乍一看，他似乎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捍卫者。其实不然，林毓生说中国文化本身就有浓厚的反传统主义倾向，只有英美文化才真正懂得改良主义的真谛。

这种说法就让人感觉很矛盾，一方面他说我们不能搞全盘性的反传统，要学会在传统的基础上渐进改良，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没有改良主义传统，所以应该全盘接受英美文化。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的传统呢？接受还是抛弃？让人很糊涂。但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了90年代的公共知识界。告别革命、告别五四、告别政治浪漫主义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也就是在这个风气下，洋务运动被当作了渐进式改良主义的典范，被当作最接近于英美的现代化道路被抬了出来。

仿佛洋务运动的道路才是对的，很不幸后面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越来越激进，也越走越歪，打断了中国本来应该有的现代化进程。《走向共和》不敢公开宣扬这点，但是你看它一方面拔高李鸿章，为慈禧太后平反，另一方面矮化孙中山，把康有为搞成了一个小丑。其实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进一步说，他们对于英美现代化道路的理解，又主要来源于“辉格主义史学”或者“辉格史观”。“辉格主义史学”，顾名思义，就是19世纪英国辉格主义者的历史学想象，

我们都知道，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王道盛世”时代。当时的带英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在全世界各地商品输出。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军事、经济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整套意识形态体系来为带英的扩张政策背书。辉格主义史学就起到了这个功能，它的基本线索可能大家耳朵都听出老茧了：

英格兰宪政的基础来自于13世纪的《大宪章》。《大宪章》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条原则经由光荣革命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维多利亚繁荣。它构成了英格兰民族强大的根本，英格兰民族正是在《大宪章》的基础上不断渐进改良，才有了后来的繁荣。

直到今天国内还有很多人信之不疑。

很遗憾，这种辉格主义史学尽管在逻辑上很流畅，但经不起史实的考验。类似的《大宪章》在封建时代的欧洲还有很多，英格兰的特殊之处在于《大宪章》其实并没有真正发挥多大作用，尤其是在14、15世纪英格兰王权强化以后，而波兰的《大宪章》还真的就推行下去了。等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大宪章》才被人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也被不断拔高。

一份长期以来无人问津的法律文件，我们当然不能说它决定了英国的兴盛。就好比我们从清华简里找出了一份大家都不知道的文献，说这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继承了这份文献的传统，这不就搞笑了吗？

但英国的辉格主义者还真的就这么干了。对此，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曾严厉地批判辉格史学对于《大宪章》的虚构。他指出，这种辉格史学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而是一种政治洗脑，真正的历史学家恰恰需要强调13世纪、17世纪与19世纪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大宪章》只适用于13世纪的封建社会，而绝不能套用到17世纪的光荣革命头上，更不能用来解释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

辉格主义史学家不仅虚构了《大宪章》，更虚构了光荣革命。在他们的摇唇鼓舌之下，光荣革命被当作不流血的渐进改良的典范，被当作维护私有产权的典范，而一再为人们所吹捧。但这种解读只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17世纪的人不会这么考虑问题。

对于当时人而言，1688年的光荣革命恰恰宗教战争的产物，新教贵族不允许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当国王，宁可从荷兰找一个同样信奉新教的威廉来充当国王。光荣革命也根本不是不流血的革命，相反，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开始了大规模对天主教徒的有组织迫害，歧视天主教徒的法案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1690—1691年，代表新教势力的新国王威廉三世刚刚站稳脚跟，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对爱尔兰天主教地区的大规模土地掠夺，与此同时，威廉三世的军队又大规模血洗了信奉天主教的高地苏格兰，制造了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格伦科河谷大屠杀。据说苏格兰天主教领袖麦克唐纳家族的后裔流亡到了美国，其中有两兄弟创立了著名的麦当劳。

这场屠杀构成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历史积怨的一部分，未来如果苏格兰和英格兰在脱欧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尖锐，那么相关历史记忆就会被不断地动员出来。

总而言之，在巴特菲尔德看来，辉格史观把本来应该丰富多元的历史学研究变成了一套封闭的意识形态，这种虚构完全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但它恰恰构筑了1990年代以来公共知识界的现代化史观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史观的支配下，洋务运动被不断拔高了。

尤其是当时的公共知识界十分担忧中国会出现民族主义情绪，深恐中国不能与国际接轨。所以过去革命史学家批判李鸿章签订卖国条约，但到了这个时候，这反而成为了最值得辩护的事情。我们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与一些著作中，会看到创作者不惜笔墨地描绘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时的场景，会通过对这些场景的大量艺术加工，来渲染李鸿章那种不被世人所理解的悲情人设。

与这个现象相呼应，批判西方的声音往往容易被人扣上当代义和团的帽子。但事实上哪有这么多义和团，义和团的帽子哪能随便给人乱扣？

老实说，我们没有理由苛责当时的知识分子，毕竟那也代表了当时的世界潮流。在90年代公共知识界风气影响下的人会推崇类似《走向共和》的历史观，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应该对此大张挞伐。甚至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所谓的现代化叙述对于推动当时的社会进步起到过一定的贡献。

但时代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英美已经渐渐褪去了笼罩在它们身上的神圣光环。曾经的新自由主义典范国家，阿根廷、智利、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埃及、突尼斯等等，要不在各种经济危机下垮台，要不被金融风暴拖得缓不过劲。就连大本营美国也面临严重的社会结构分化和尖锐的政治对立，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因此我们应该适时地改变自己，走出过去史观的桎梏，走出对于现代化的片面理解。否则它会限制我们的思维，严重影响我们对于现实的判断。

举个例子，前几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对我们发动贸易战，如果大家回顾当时的舆论氛围，就不难发现，当时网上弥漫着一种声音：担心我们一旦跟美国发生贸易摩擦，就会导致与世界脱轨，会重新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

这种论调的前提是不是就把美国等同于全世界？是不是不自觉地认定只要与美国闹掰了，就与全世界闹掰了？但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美国代表不了全世界，恰恰是特朗普政府四处树敌，而不是我们。

相关缺陷是很多的，90年代以来，不仅亚非拉历史的研究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就连俄罗斯东欧历史的研究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要用的时候，找不着人了。与此相反，不仅美国史成为了世界史研究的中心，社会科学更是扎堆研究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内卷。但事情往往是你越崇拜一个东西，就越看不清楚它。

近些年情况好转起来了，一大批揭露西方殖民主义丑恶嘴脸的著作被翻译过来。一大批海归硕博士开始填补了我们第三世界研究的空白，但他们同样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国内找不到足够的刊物和审稿人来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在西方的刊物上发表，就又必须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和价值观。

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我曾说过，新冠疫情保卫战不只是一场公共卫生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破除了来自英美的洋教条，破除了我们对于现代化的片面理解。也让我们有底气去重新审视文科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去重新审视近代的人物和事件。

因此我们发现，尽管过去的革命史学存在着简单化、脸谱化的缺陷，是需要得到深入改造的，但反帝反封建还真的是近代史研究不能抛弃的主线。毕竟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丁守和等一批老先生，才是真正见识过什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次我们总体评价一下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

常有观众私信让我推荐书目，今天我在这里推荐两本书，一本就是我刚才引用过的巴特菲尔德的著作。这本薄薄的小书对于20世纪剑桥史学的影响非常大，有两个中译本，一个译为《历史学的辉格解释》，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另一个译为《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三联书店2013年版。

顺带强调一句，除了极少数保守派，今天英美学界已经几乎没有人相信辉格史观了，它的最大受众群体恰恰在我们中国，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第二本书是一个叫作雷迅马的美国人写的书，《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副标题是“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这本书披露了美国在冷战期间是怎么通过向第三世界输出一套以所谓“现代化”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体系，是怎么通过这套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竞争的。

尽管这本书主要不涉及中国，但它却能解释我国80、90年代知识界思想转变的外部因素。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