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村保卫战前，挺进纵队上头三个婆婆的三种不同声音_风闻

半塔集保卫战后，挺进纵队返回到原先的驻地吴家桥，还没来得及休整，1000多日伪军就来扫荡。经一天激战，挺纵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但吴家桥这地方是不能呆了，于是转移到地形有利，党的工作已经展开，群众基础好的郭村一带。

郭村是二李李明扬、李长江的地盘，新四军进驻之时，对二李言明是暂时借住。但在郭村住下后，挺纵开始在郭村建立地方政权，这让二李感到了不安，担心会上演“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遂多次派人到郭村催促，要求挺进纵队尽快离开郭村。因东进时机尚不成熟，挺进纵队占着不走，双方遂不断产生摩擦，郭村保卫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打响的。

挺进纵队的司令员是管文蔚，但管文蔚是个文人，只是因为在当地的声望和老革命的资历，才得以出任挺纵司令员，对于带兵打仗并不内行。挺纵的作战训练等，实际是由副司令员叶飞全面负责。

郭村保卫战之前，这个挺进纵队的叶飞，也真够难的。这个难，除了对敌兵力上的绝对弱势，还难在他的上头，有三个婆婆，而这三个婆婆的发声还都不一致。

第一个声音来自皖南新四军的项英。

项英是新四军的副军长，名义上虽是二把手，但他是中共中央东南局的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书记，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四军中，从实际上说，他妥妥的是一把手。

项英是老革命，早期的革命生涯，不论是领导工人运动，还是领导三年游击战争，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但在抗战爆发后，与王明一唱一和，走了一条右倾的路线。你看他1938年10月31日在皖南军部积极分子会议上的发言：

“（一）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反过来，工作就不发展。

“（二）统一战线发展的不平衡，因此造成了全国的特殊条件……

“（三）我们党除党的工作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无论做什么群众工作，必须采取合法的手续方式才能发展。”

因为项英忠实地执行着王明的右倾路线，对叶飞、陶勇等部在江北的发展当然是不能允许的。1940年4月10日、14日、16日、20日、22日，项英一个劲地致电党中央，敦促叶飞、陶勇放弃在江北的发展，南调皖南。

为什么要这么急地催促叶、陶两部南调皖南？因为这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命令。而在项英看来，既然新四军隶属于第三战区，就该服从第三战区的命令，叶飞、陶勇等没有三战区的命令而深入苏北、皖东，还不按编制的限制招兵买马，这属于不听调遣，不服从（三战区）军令。你看，今天那些国粉与仇共的精英大V们的看法和王明、项英等是多么的一致。

针对项英一年多以来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的发展路线，毛泽东于1940年5月4日，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对新四军的指示，因为在1938年的同一天，毛也曾代表党中央向新四军发出指示，故1940年的这个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该指示中明确：

“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有些国粉又要惊呼了：这不是抢地盘吗？答对了。这就是抢地盘。但请看清楚了，这是到沦陷了的敌人占领的区域抢地盘，这是到国民党政权的官老爷丢下人民不管的区域里抢地盘。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就知道日军占领后的华北、华中等地国民党的专员、县长们都在哪里和都在干嘛。在冀中，在苏北，在江汉，在广大沦陷了的国土上，有几个百姓能在他们县的地盘上找到国民党的县长？又有几个国民党的县长组织民众进行了抵抗？

第二个五四指示下达后，中央明确要求皖南由项英负责传达，但项英拒绝传达，仍旧本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王明路线，不许叶飞、陶勇等部在江北创建根据地，而是强令其遵从第三战区的命令调回皖南。

这是一种声音。

第二个声音来自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

中原局有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的职权，所以对于在江北的叶飞、陶勇等部，刘少奇也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同样是根据第二个五四指示，和皖南的项英正相反，刘少奇很快做出了积极响应。来看刘主持中原局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的意见:

“在目前情况下，江苏北部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当集中力量向这方面发展，应当号召江北部队，坚决冲破顽固派的限制，积极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一分钟也不停止。”

为什么是苏北？因为苏北沦陷了，侵略者正在那里把攫取到的粮、棉、油、盐、水产等源源不断地运走去供养他们的兽兵，因为那里的父老正在遭受敌人的杀戮和奴役，因为那里的姐妹正在遭受敌人的祸害，因为那里韩德勤及其手下的专员、县长们不抗日而任由敌寇掠夺、任由生灵涂炭，却反而与侵略者眉来眼去达成反共的默契。

对于挺进纵队叶飞所部与当地韩德勤、李明扬等部的关系，对于向苏北的渗透，刘少奇有一个十二字方针：“引敌进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

为了贯彻这十二字方针，刘少奇做了具体的阐释：你们不要主动找顽军打，但要努力吸引顽军来找你们打，而只要他一主动发起进攻，我们就有话讲了。你们坚守待援一两周，全国的政治派别和沦陷区的群众就会反对他们，政治上我们就稳占了优势，这时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可以师出有名地赶来增援。而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走开，我们就可以在夺占了的地区建立政权，有了政权，人力物力财力就有了保障，吃的穿的就好解决，伤员就好救治，部队就可以发展壮大了。

对于郭村的摩擦，刘少奇强硬主张，甭管是韩德勤还是李长江，只要他来进攻，就坚决自卫。刘并给叶飞打气，只要能坚守一两个星期，造成我政治上的主动，新四军的徐海东、罗炳辉和八路军的黄克诚就会赶来增援，就像前不久的半塔集那样，用固守待援来吸引顽军进攻，最后达到占领的目的，鼓励叶飞放开胆子打。

看到没有，这两个婆婆发出的声音，截然不同。

别急，还不仅仅是两个婆婆呢。按编制序列，挺进纵队隶属于江南指挥部，而自从离开皖南后，江南指挥部就越过皖南军部与延安直接建立了关系，形成了一个名义上隶属于皖南新四军军部而实际上直接受命于延安的独立单位。这就使得挺进纵队又多出了一个婆婆，即江南指挥部的总指挥陈毅。

第三个声音就来自江南指挥部的陈毅。

陈毅对于叶飞所部在郭村的行动意见，与项英、刘少奇又不一样。

陈毅执行的路线与刘少奇是完全一致的，是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二个五四指示的，但在方针上与刘少奇有很大的不同。

在如何向苏北敌后发展的问题上，陈毅有一个六字方针：“击敌、联李、孤韩”。

击敌，就是打击日寇；联李，就是联合杂牌军李明扬、李长江；孤韩，就是孤立中央军顽固派韩德勤。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陈毅已经三进泰州，与二李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达成了分化二李与韩德勤、制止二李投敌的初步效果。

具体到郭村战斗，和刘少奇不同，陈毅是强烈反对的。

为什么要反对？从政治上说，陈毅认为，二李本来就摇摆不定，处在日伪和省韩的夹缝中，他们希望在苏北能有我新四军的存在，因为有了新四军的存在，韩德勤就不会急于吞并他，也因为有了新四军的存在，日伪也腾不出手来对付他，他就可以长期做他的土皇帝。

二李与韩德勤的这个矛盾，在陈毅看来是有利于我的，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敌后的。而如果新四军和二李打起来，二李撑不住了，则要么会投韩，要么会降日，而不管他选择哪一个，对我东进都将造成很大的障碍。没有了二李的牵制，韩德勤就可以用全力对我。

从军事上说呢，陈毅担心叶飞打不过二李。这又反应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郭村我的兵力太薄弱。当时在郭村的挺进纵队只有第一团和第四团，第一团是原来叶飞亲自带出来的老六团，那战斗力杠杠的，自不用说，但第四团则是刚刚由苏北民众武装升级而成的，政治上、军事上都还比较弱。这还不算，因为李长江要解决在他隶属之下而由我党控制的陈玉生支队，第四团又要前往接应，这样一来，郭村就只剩下第一团的三个营加上一个特务营，总共四个营，而围攻郭村的二李部队加上韩德勤的保三旅张星炳部，有十三个团。尽管挺纵一团的战斗力远强于李韩等部，但以四个营抵抗人家十三个团，陈毅觉得难有胜算。

另一方面是援军远水不解近渴。通过自己对苏皖政治、军事和地形上的分析，陈毅认为刘少奇的许诺靠不住。真要打起来，黄克诚、罗炳辉等受当地日、伪、顽的纠缠，未必能赶得过来。后来的事实证明，黄克诚、罗炳辉等是真的赶不过来。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所以陈毅坚决不同意挺进纵队打这一仗。他主张挺纵在李长江围攻时撤退到吴家桥，甚至撤回江南，待机再卷土重来。

这一下叶飞犯难了，好家伙！三个婆婆三种声音，听谁的不听谁的？

按说，军令贵专，不该有三种声音，但在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很多事情都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而郭村保卫战前对挺纵的领导关系，就正处在这么一个过程之中。

这个时候，项英那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已经招致新四军从上到下广大指战员的一致反感和抵制，再加上有中原局刘少奇和江南指挥部陈毅的撑腰，挺进纵队是可以不理他了，但刘少奇要他们打，而陈毅不要他们打，这可怎么办？

说到这，又要说说李长江了，这个李长江真的是没脑袋。其实，叶飞、管文蔚等也是本着陈毅制定的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去做，努力搞好与二李部队的关系，而把矛头指向韩德勤所属的保三旅张星炳的，但张星炳没接招，这个不懂政治的李长江傻了吧唧地在韩德勤的挑拔下接招了，就像战败后他自己承认的“上了别人的当”，成了政敌韩德勤的马前卒，牵头发起了对郭村的进攻。

叶飞等为什么不顾陈毅的一再反对，非要打这一仗呢？

一是李长江部队已经呈合围之势，大战在即，临时撤离既设阵地退往吴家桥，极容易遭受李长江部的侧击，附近的日伪军也会趁势发起进攻，对我很不利；二是郭村有坚强的党组织，群众基础好，地形有利，而二李部队战斗力弱，内部又有派系纠纷，矛盾重重，进攻步调不可能一致，如果采取积极防御的战法，各个击破，有可能打赢这一仗；三是郭村的政权刚刚建成，这个时候部队撤出，一旦沦入李长江之手，地方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肯定要遭受摧残，对政权与群众不好交待。

经过召开干部会议反复讨论，综合考虑，最后，挺进纵队决心打这一仗。

远在江南的陈毅得知挺进纵队不听他的招呼打了起来，气得跳着脚骂娘，他一方面飞调皖东的苏皖支队陶勇所部火速向郭村增援，一方面急急带领少数卫队昼夜兼程往郭村赶。

单纯从军事上说，郭村保卫战绝对是一着险棋，所以陈毅反对打没错，而叶飞等冒险打而且打赢了当然也没错。

郭村之战的胜利，胜在指挥员的积极防御，胜在全体干部战士的敢打必胜，胜在经我党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涌跃支前，也胜在情报工作的及时可靠。李长江进攻郭村的作战计划于6月27日下午拟定，很快便被我潜伏在李部的年仅二十岁的女情报工作者李欣（郑少仪）获取。在地下交通站不能传递，而敌人的进攻又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这名年轻的共产党员连夜徒步涉水拚尽体力赶往郭村，将这一紧急情报及时送到，使部队赢得宝贵的战前四五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从而得以在6月28日拂晓敌人进攻时，给予迎头一击，挫伤了敌人的锐气，取得了初战的胜利，鼓舞了士气民心。

也胜在苏皖支队的火速来援。郭村保卫战打响时，苏皖支队尚远在皖东的月塘集，接到增援命令后，陶勇、卢胜等支队领导二话不说，边收拢边开拔边动员，一昼夜行程200里，于开战后的第二天便赶到了郭村，没有丝毫喘息便投入战斗。与此形成反差的再看国民党军，远了不说，就说之后不久发生的黄桥战役，在我新四军打李守维时，近在咫尺的那么多国民党军隔岸观火，幸灾乐祸。不过这也怪不得谁，郭村战斗我反击李长江时，韩德勤不是也照样见死不救？从这点上，就看出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怎么的不一样了。

也胜在我党敌工工作的卓有成效。仗打到了第三天，二李部队中由我党控制的陈玉生支队（团）起义成功，与前往接应的挺进纵队第四团会合后开到吴家桥地区，控制了江南、江北的联络通道；仗打到第四天，同样由我党控制的二李王澄大队（营）又举义旗，并捎带着俘虏了敌支队长，缴获了支队机枪连的4挺重机枪和20挺轻机枪，在苏皖支队一个营的接应下靠拢郭村。至此，郭村一带我的兵力由原来的一个团增加到四个团又两个营。

仗打到了第六天，陈毅赶到，鉴于既成的事实，陈审时度势，索性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批准叶陶等提出的战斗方案，部队开始转入反攻，于7月4日攻取塘头后，收兵于泰州城下，与二李握手言和。

在反攻战斗中，曾发生了一个陈毅命令叶飞当传令兵的小插曲。在向李部发起追击战斗前，为保证既要把他打疼又不能把他打到韩德勤或汪精卫那边去，陈毅规定追击部队不许越过泰州城外的九尺沟碾米厂，可苏皖支队的一个连追的过猛，越过了碾米厂。坐阵指挥部里的陈毅凭着对泰州地理的熟悉和多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从前方传来的枪声中判断出追击部队越线了，便急命叶飞通知靠前指挥的陶勇停止追击。叶飞转身命令一名参谋去传令，陈毅却担心一个参谋拦不住有拼命三郎之称的陶勇，要叶飞自己去传他的令。叶飞只好骑上快马，加鞭疾驰追上陶勇，传达了陈总的命令，部队这才在九尺沟前停了下来。那年，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26岁，苏皖支队司令员陶勇27岁。

陈毅原本是反对打这一仗的，但面对已经演成的事实，他没有埋怨，也没有更多的批评，而是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了既成的战果。乘胜攻取塘头，是给胆敢与新四军叫板的二李以适当的教训，让其知道知道新四军的厉害；收兵于泰州城下，是挟战胜余威，为日后的谈判备足了筹码；交还战俘和缴获的枪炮（实际只交还了战俘中的伤病残，枪炮中的不堪使用者），让出郭村，是打疼了再给点糖吃，换取了东进抗日的通道和二李在我与韩之间的中立，进一步地孤立了韩德勤。一系列操作，让原本可能导致二李投韩或降日的危机成功地转化，从而更好地实现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既定方针，为日后黄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着连一着的几步棋走得，陈元帅你不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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