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和王小波都吐槽过张爱玲，所以该站哪边呢？_风闻

之前写到过，我挺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尤其喜欢她对旧式人情关系的嘲讽。

《倾城之恋》里，范柳原说，花钱娶个对自己没感情的人来结婚，所谓“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白流苏为之大怒。然而她最初去跟范柳原好，确也存着类似心思：想找个投托，好避出她那个狗屁倒灶的家庭。

只因她那个家庭，一群人看似关心感情的进度，其实各自盘算。既想不影响家里的体面，又把她送走。嘴上全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她幸福不幸福，家里人并不关心。家里人男的关心场面上的形象，还说法条抵不过三纲五常。女的个个算计精，忙着为女儿找婆家。白流苏跟个亟需被卖的货物似的，但还不能占了好资源。

《留情》里头，敦凤和米先生都是再婚夫妻。敦凤求的很实际，就是“回到可靠的人手中”。彼此没什么爱，婚姻更像是拔河。她作为老夫少妻的少妻，就能在自家人面前公开谈论丈夫的寿命，能借着丈夫跟自家人显摆，仿佛自己赢了。

《红玫瑰白玫瑰》里，佟振保一辈子求当家做主的体面感。“自己要做那个世界的主人”。连情欲都充满了算计。

《等》里，一群太太默默等着，闲聊，家长里短。彼此没有安全感。半真半假没话找话的讲述中，谈论老公会不会另找人，谈论掉头发怎么办。其实彼此在念叨着自己想说的，并不真关心他人的生活。

《鸿鸾禧》里，未来嫂子去为婚礼购物，暴发户气质的小姑子们嫌弃她家世，背地里吐槽不休，还觉得她会花钱。新郎新娘算计着买东西，好从老父母那边多要点出来。婚姻里不幸福的人为了体面，也只得维持场面，配合丈夫的冷笑话，厌恶自己的装腔作势，也厌恶围观的人。但又只能维持着体面，维持着假装幸福的嘴脸，算计着，琢磨着，表演着。

她写人情，很通透，很尖锐。

当然也有人不喜欢她。

比如杨绛给钟树河的信里，有过这么段：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略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中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从照片可证）。我没有见过她。

——吐槽得挺猛烈，但也算开门见山，先说清楚了：“我对她有偏见”。也算是吐槽吐得光明磊落了。她大半吐槽，都是在说张爱玲的为人，说自己的耳闻。攻击得猛，但是私人书信，也没啥。

真正对张爱玲文字的评价，只这句：

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

单这句，我倒觉得没啥问题。

我觉得张爱玲的好处，是她的叙述，是她丰富优美的意象，是她白描人物的精确。大概这些方面，杨绛先生也肯说一句“文笔不错”。

以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伉俪博览群书吐槽狂魔的毒舌，张爱玲能被赞一句“文笔不错”，已是极高评价了。

至于“意境卑下”嘛……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缺乏独立精神，许多是准姨太太，大概不错——连白流苏这样算是有独立人格的，终究还是靠着独立的姿态挣得范柳原一份真情，却依然是经济依附。

王小波对张爱玲也夸过：

那个时候连张春桥都化名写小说，仅就艺术而言，可算是一团糟，张爱玲确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张爱玲对这种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说写得很地道。

但王小波也说过，他不喜欢张爱玲小说的故事：

但说句良心话，我不喜欢。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写绝望，不能写让人心烦的事，理由很简单：看了以后不烦也要烦，烦了更要烦，而心烦这件事，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苦难。

以及：

天知道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她把自己的病态当作才能了，……人有才能还不叫艺术家，知道珍视自己的才能才叫艺术家呢。    

其实是另一种说法的：

“文笔很好”，但“格调不高。”

实际上，夏志清先生大夸张爱玲，也从来不是夸她格局大，而是夸她文笔卓越、意象丰富，以及，她天然的悲剧感。

我觉着，这里的矛盾是这样的：

即便杨绛和王小波都不喜欢张爱玲，但也承认她文笔好，所不喜欢的，是她描述的世界。

但我读张爱玲的小说，回头想，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她也不描述理想化的崇高世界，她只是描述人类的虚伪与功利。夏志清先生是认同了她的文笔。

所以啦，夏志清先生认为“虽然张爱玲写的题材狭窄，但文笔着实好”。

而杨绛先生是“虽然张爱玲文笔好，但格局实在卑下”。

着眼点不同而已。

至于我们旁观者怎么办呢？

推重文笔的，可以选择夏志清先生那边。

推重题材的，可以选择杨绛那边。

但其实还有一种选择：

不一定要非此即彼的。

这里顺便多唠几句。

杨绛写过《干校六记》。张爱玲什么看法？

台湾《联合文学》前总编丘彦明写过：

（给张爱玲）寄去《干校六记》一书，她看了在信中写下：

“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也挺好。

但也不是人人都喜欢杨绛先生。

现在呢，钱杨伉俪，自然已是传奇。但当日，并不是人人都夸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

宗璞前辈《东藏记》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

“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

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

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

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宗璞前辈在说哪对夫妇，大家猜得出来。

不，我对钱杨二位没啥意见，只想借这个例子说明：

牛人互相吐槽，不妨碍他们都很牛，都有可取之处。

鲁迅先生嘲讽过林语堂、梁实秋和顾颉刚，但后三位也有各自的大作为。

冰心也嘲讽过林徽因，刘文典还看不起沈从文，但不妨碍在我眼里，他们都有自己了不起的地方。

勃拉姆斯跟瓦格纳一辈子站两边，门德尔松不喜欢伯辽兹，但我觉得他们都有好听的曲子。

有主见的创作者们，多半会有自己的坚持，所以看不惯对面的，理所当然。

但读者不一定得去站边。

这里有个常被人忽视的事实：

一个人喜欢的作者，也包括他喜欢的球队歌手导演电影乐曲用的手机穿的衣服打的游戏，凡此种种，都不能定义他，只是他消费的东西。

所以如果比别的作者别的球队别的歌手别的导演别的电影别的乐曲别的手机别的衣服别的游戏更强或更弱，并不意味着他比消费别的的家伙们更强或更弱。

大家都只是消费者。既不是爹妈也不是孩子，是消费者。

读者也只是消费者。

太真情实感咬牙切齿了，反而会显得有点滑稽呢……这道理，当然又不止适用于这些场合了。

海明威和福克纳还彼此不对眼呢，前者嫌后者装，后者嫌前者絮叨——可是马尔克斯却同时喜欢他们两个人的小说。

我觉得这种态度很好。

读书如果少带点粉圈思维，择其善者而从之，大概也更容易开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