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夏无文商少典(上)_风闻

略谈夏无文商少典(上)

夏代承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鲧筑城廓卫君安民→禹治水划定九州，铸鼎定王权不易之制→启称王建国征伐不服。承几代先人奋斗之果实，开启家天下世袭王政。

依孔子之说，夏代文字文化系统不发达，所谓夏无文是也。商代则制度典章不健全，所谓商少典是也。

什么原因呢？先谈夏无文。

夏代无文之原因，大体有四。

首先，王政文明初创，基础终究浅薄，天下粗定，尚有少康失国中兴之类反复。积累有限，发育缓慢，却万事皆须从头做起。有闲阶级有限。底子薄、任务重、人才少、不得闲。到夏桀时，似乎稍有些闲了，却是压迫太过换得的。结果众叛亲离，反为外敌所乘，被取而代之。

其次，夏代之先祖，世代沿袭司空职守，专责土木工程、城建、冶炼、平定水土，为天下文明发展初步打下框架，也积攒了更雄厚实力基础、更广阔势力范围。

夏族能在早期万族万邦林立时代率先称王建国，开启文明时代，有赖于他们长期从事这项繁难疲重事务。功能设施更周全完善的城廓建立后，便足以傲立万邦威慑周边，立于不败之地。以己之不可败而坐待敌之可胜，不断扩展统治区域与势力范围。原始时代有坚城者，可谓无敌。稍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对坚城只会来而无功徒耗己力。而自己却可在积攒了实力后，“有田一城，有众一旅”，便可等待时机乘敌之机，一举击败没有城池防卫的对手。

但夏族夏国这方面的独特优势，既严重消耗国力，也难以持久保持专有。夏国从治水平定天下水土过程中积累了威望、扩张了势力范围，又依靠独有的擅于城建的特长形成了战略性优势。

但成于斯，亦敝于斯。一直倾向偏重实务而轻虚文，力量有限而重心一直着力于时限长成本高收效慢基础建设，对于上层建筑、文化、教化既已无力，也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硬实力一旦丧失代差优势，软实力又没有注意培育。

夏桀更是大兴土木一味扩充硬实力，以为自己凭坚城可立于不败(后世胡夏赫连勃勃之统万城亦然，西夏之都城再亦然)。以日自誉，殊不知民力已尽众叛亲离，内部已成"时日曷丧，与汝偕亡"。商汤伊尹用利益收买，内应外合，一举而克。

第三，夏代建国之前，先后有三位杰出的首领功业显赫，为大夏王朝建立奠定强大基础。颛顼、大禹更都是位列华夏共祖的圣帝。鲧建城廓，也直接成为夏国傲视天下威慑万邦的战略优势。

三位先代首领最杰出的成就，往往被后世机械沿袭发挥发展到有大害于国地步。鲧之治城廓，到桀变成大兴土木不蓄民力。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扩大世俗权力摆脱神权桎梏，到了后嗣夏国夏代，也有类似走入歧途倾向。

夏国对祭祀宗教是打压倾向，与商周大不相同。祭司阶层地位低人数少，保有传承已有文化、文字都极艰难，遑论创造发展。发展文字文化是要人的，搞祭祀掌握文字文化的有闲阶级位低人太少，被打压受限制，文字文化自然发展就停滞不前。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改革，当然面临挑战付出了很大代价，甚至几个子女都在激烈斗争中或早死或惨败，成为掌控舆论祭祀阶层口中各种"恶"“凶”。但夏国夏族率先坚持政教分离打压祭祀阶层，又为夏国夏族扩张势力奠定坚实基础。

《易.坤》有云"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上古时代华夏文明与夏、商两族的世俗统治重心中心都在黄河中下游陕晋冀豫，围绕盐池散布。夏、商两族在宗教祭祀问题上有截然区别。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强化父权后，把祭祀阶层宗教职能分置迁移到母妻族的巴蜀(颛顼→鲧→禹，母妻族皆在此地)，即今天三星堆一带。这样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夏国主力就摆脱了神权政治的影响，在早期万族万邦各有自家原始宗教祭祀受神权影响、宗教冲突斗争频繁普遍激烈环境下，独具一格。夏族中原主力少受或不受神权影响，就能较公正更开放地执行最早的宗教祭祀信仰自由，大大减少与其它势力因宗教祭祀信仰而持续血斗的频率，也大大增强了夏族夏国协调各方事务的公信力。同时，母妻族势力获取更多掌握宗教祭祀职权而陷入神权政治泥沼，世俗上更依赖中原夏族主力，限于原始交通条件，往往天然形成"距离产生美"，相互辅助而不害。

两方面综合，也就是所谓"西南得朋"了。

夏族夏国从颛顼政教分离改革中获取了他方所没有的快速发展崛起机会，受益匪浅。称王建国后，自然会继续强化执行这一圣帝祖制。长期以往，就极大削弱限制了夏族夏国文字文化发展的条件。

到了夏末，夏桀试图改变旧制，积极运作引入母妻族妹喜祭祀阶层重用之。但各种具体政治操作上却低级失误频频，反而又引起内部矛盾加剧，众叛亲离。

与之相对，中原商族、后来的商国商王朝与东北母妻族祖地(红山牛河梁？)宗教祭祀势力结合更紧密。它们走了一条与夏国夏族完全不同的更强势崛起，以商业开路武力跟进征伐为主要特征，以宗教祭祀冲突、文明冲突之名积极对外侵攻的快速发展道路。

母妻族祭祀阶层在商代一直与商族商王世俗权力共掌国家，信仰坚定制度血腥残酷(人牲？)的母妻族祭祀武士宗教雇佣兵团，甚至是商王扩张势力最可靠最强大支柱力量。

名气最大、威望最著的两代商王，开国之成汤与高宗武丁，都是在母妻族名臣伊尹、悍将妇好支持下，获取了赫赫霸业。两位名臣悍将的名声功业历史地位，在商王家族祭祀中享受的待遇，丝毫不亚于商王。

末帝辛纣，也是因为更依赖、强化来自东北母妻族故地的妲己祭祀集团(从妲己在历代政治语境里长期被妖魔化，可以判断她也是当时"圣女″“神女"之类祭祀宗教首领)势力，强势掀起新一轮征伐四方攻略，在内部激化了矛盾，引发外部普遍的恐慌抱团反扑，最终走上了穷兵黩武帝国共同的末路。

搞神权政治宗教战争，必然频频引发对外冲突，古今中外无不如是。

商族商国商王朝以商兴族兴国，注定高度依赖宗教祭祀信仰神权以强化力量凝聚人心，否则早就星分云散，根本不可能聚族建国称王征伐四方。

但宗教战争注定是孤立、排它的。过分依赖母妻族祭祀集团，虽然在原始时代，有信仰利益紧密结合的宗教武士往往所向无敌，为一代代商王打下赫赫声威，但注定是"东北丧朋″、敌人越来越多、天下皆敌地。一旦纣王在″国际"形势、“商外"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局面下，盲目效仿祖宗征伐模式照搬宗教战争旧套路，走向失败也是注定地。

第四，与颛顼圣帝政教分离，被夏代后嗣盲目照搬，从而大大限制了夏国夏族文字文化发展类似，禹帝的主要功业，在夏王朝亦被错误发挥到最终限制了文字文化创新进步。

在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面对洪水威胁，鲧把主要精力用于筑城廓(陕北神木石峁遗址？)，以保护发展夏族力量。对于公共事务则敷衍塞责，头疼医头急时拜天神的消极地以筑坝挡水方式应付差事。最终尧都(陶寺遗址)被洪水淹没，尧帝震怒。

鯀的所作所为，有利于夏族夏国的实力增强势力扩张，是私有制发展家天下必然取代原始民主公天下历史大趋势下的普遍反应。在新旧时代交替时刻，他表现过于显眼。夏族力量发展太快太突出，最终引发普遍担忧恐慌。他对于公共事务过于敷衍，造成恶果太大引发众怒。最终被舜帝以集体公议名义，流放远方，殛死于羽山。

禹帝汲取教训，身体力行，十几年几十年专注天下公务，以愚公移山精神坚持治水。三过家门不入，为平定洪水立下不世之功。他也理所当然被公推为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最后一代圣帝。

治水土这类公共事务，时间长投入多收益少收效慢，甚至往往不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是我家种树别族乘凉。

夏族夏国夏王朝承受禹帝功业天下拥戴之荫庇，成为天下共主。开启家天下之后，当然也仍会概括承包一些天下公共事务。这些公共工程大多是无法增加实力，反而大多只是为保住共主虚名而不得不消耗己力。

鲧、禹虽然都是土木工程大师，都给夏国夏族打下坚实根基。但鲧与孙子启，是朝着私有制家天下方向努力地，颛顼与禹则是更偏向融入维护公天下旧时代旧体系地。前者更适应时代大潮更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大趋势，后者则是以治水定九州奏响了旧时代最宏伟壮丽的挽歌。人类文明、华夏文明注定要挣脱"民主"公天下的原始时代，大步跨入能更飞速进步的私有制时代，直至彻底挣脱物质资料的桎梏，跨入自由人联合体。

新旧时代交替，既有禹、启两父子，闪烁旧时代最后的光辉，开启新时代无上的荣耀。同样也有人为之付出牺牲，鲧为进入新时代付出了惨烈代价，伯益则也为旧时代奉献了最后祭礼。

禹帝公天下时代的余荫，其实既是夏代夏国合法正统天命天下共主地位之来源，也是不断吸血流血消耗的根源。位高责重，力量消耗。自然发展文字文化受到限制。

鲧遗传的城建类工程，同样也带来巨大族力民力国力力量消耗，但更多成就了夏国夏王朝战略优势。禹帝所遗传的公天下时代残余性质的公共事务工程，则更多地只是徒耗国力族力民力。

禹帝遗留功业中的公共事务工程，还只是给夏代文字文化发展无力带来间接影响。

他的另一项遗传功业，才真正决定了夏代文字文化走入死胡同。

禹范铸蝌蚪文字于夏鼎，将公天下时代帝位转授时，方便帝王随身持有携带的玉玺王印性质信物金册玉牒，变为不易移迁的青铜重鼎。直接表达显示了从公天下公举公推帝位禅让，向家天下世袭不易转变的强烈意志。夏禹鼎也成为夏商周历代帝王传国之根本，三代更迭天命所寄最重要之凭信。

但镌刻于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字，虽是字典字符集合，却是为了适应金册玉牒帝位传让特殊信物之要求，天然与上古时代有限的日常文字符号有根本区别。它是对当时日常文字作了"艺术"加工、“宗教″加持地，具有保密、神秘特征，不易辩认不易仿制不易学习不易传承。

事实上，金册玉牒与夏鼎上原本只有四十五个、五十四个字符(后者多出禹定九州之名符)。到了夏商周至宋，历三千年，仍然只有七十七个字符。创制之难，堪谓古今中外字体之唯一。

蝌蚪文字从镌刻于帝王一人独持、帝王间转让的金册玉牒，转为范铸于天下可共见能长期昭于天下的青铜宝鼎，其实就是将蝌蚪文字向天下公开半公开，由神秘走向公开。禹帝的地位权威、禹鼎的神圣，都让蝌蚪文字"神圣"起来。

于是，夏代夏国夏族的文字文化发展进入一条死胡同。

辩认学习掌握传承蝌蚪文字，成为地位受持续打压、本就数量稀少的祭司阶层唯一出路。日常文字得不到发展，日益被抛弃。

范铸蝌蚪文字于禹鼎，变相将蝌蚪文字推向普及推广之路。而蝌蚪文字之创造，根本只是为了彰显神秘、权威，保障传承，根本不利于文字之创造发展普及推广。就象中古欧洲贵族们以掌握最难学的希腊拉丁字母为荣耀，或是在现代要在大陆普及推广繁体乃至大篆甲骨文，完全有违文字发展正常趋势，也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文字文化发展。

总之，颛顼、鲧、禹前后相继，为夏族夏国打下坚实基础。夏启称王建国开创家天下王政时代，是几代先王共同努力水到渠成的结果。但颛顼鲧禹之主要功业固然是夏族壮大夏国强盛之原由，然而也都为夏代留下各种隐患，是国力耗费、文字文化长期难以发展的重要根源。原始时代，得祖宗制度之利而重祖制不敢擅改，忽视其弊端而坐视成大害，在文明初创时代，自然到必然，实难幸免。

夏代依坚城立国傲视万邦，在有限区域内能稳固有效统治，少有挑战，没有发展文字文化的迫切需要。颛顼、鲧、禹之遗传，又从不同层面削弱了夏代文字文化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禹鼎范铸蝌蚪文字，更是把夏代文字发展导入死胡同。

夏之无文，由来有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