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维迎是学艺不精，还是欺世盗名？以新中国史之名发问…..._风闻

筆者按：筆者沒有看過張維迎的書，印象中可能翻過幾頁，印象中可能對一些表述有所不解，平時對他的觀點也頗有質疑。但直到耐著性子看了《張維迎：經濟學家如何理解經濟增長》這一篇文章，筆者感到一種迫切感，感到：不以一種更嚴肅的方式質疑他，是再也不行的了……..(而正好此文似乎是他系统论述他主张的文章，足够代表他的倾向)

(本文作者李笛摄于2019年8月初并授权)

何出此言？

前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厚古薄今到什么程度了？“特别地，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增长”？混淆生产资料公有和生活资料公有，或鼓吹私有化并反对公有制？（财产公有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两个概念，虽然有所交叉；而生产资料公有不意味着生活资料公有）“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投资力度并不小，但没有带来好的经济增长”？贬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历史？“社会科学不一样，经常倒退，所以必须读历史，从古董里面找出正确的”？主观主义还是“刻舟求剑”或极端保守主义？“假设地上有一张20美元的钞票……钞票是真是假，大多数人分不清，只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少数人能看出真假”？这背后是自命不凡并推崇“金字塔”式层级架构的精英式企业家的定义？

引号中的这些言论来自于微信公众号“辛庄课堂”于2021年8月4日发布的标注为“原创”的、作者为张维迎的文章《张维迎：经济学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该文所在页面底部区域特别为此注释道：“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张维迎教授在北大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第14期“周三茶座”上的演讲整理，作者做了重要修改。”

这样的言论妥当吗？科学吗？合法吗？我表示严重的怀疑。

也许我还不够资格，或者也缺乏足够的精力去写一篇专业的经济学论文或一部专门的经济增长主题的专著，阿里系统性地给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建议，但以我的拳拳之心、广泛的文史知识涉猎和自身10多年的企业创业和管理咨询经验以及和中外各类企业的合作及接触经历，我对张维迎先生此文“挑刺”还是绰绰有余的吧。

张维迎所提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很重要，很有价值，但我反对某种企业家精英主义，反对过度私有化，更反对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这个身份“划归”少数群体专有！与此同时，我的核心观点是：每个劳动者都可以成为企业家，他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发挥着企业家精神——无非程度不等，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把自己等同于一部机器的话。张维迎先生的一个大问题似乎在于，他倾向于只有少数特定身份的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因而企业家身份只属于社会中的少数成员。也因此，他似乎不认为公有制经济（含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与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角色相容，因而有意或无意的鼓吹私有化。同时，笔者对张维迎先生的奉劝是，至少要避免试图挑战邓小平同志倡议的“四项基本原则”。

提要：如果张维迎所提倡的企业家定位涉嫌误导部分民营企业家与大多数劳动者对立？

以下是我对张维迎该文中、我认为比较有争议和不妥的有关观点或表述的逐条质疑：

1. 关于古代经济问题

原文写道（以下同）：“对人类来说，经济增长是个非常新的现象….而经济增长只有250年历史…….工业革命之前，不增长是常态，增长是非常态，人们不会谈论与增长相关的话题，更不会因为经济停滞而着急……”

”人们不会谈论与增长相关的话题，更不会因为经济停滞而着急“？古人不考虑增长，还是张维迎给增长下了什么特殊的定义和外延，使得这个词汇只属于近现代人？张维迎先生是很了解还是很不了解古人的疾苦呢？为何让我想到我国古代一个糊涂皇帝的一句问话”何不食肉糜？“

（百度“张维迎”关键词之结果显示截图/2021年9月20日）

2. 对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历史不解还是曲解？

“就中国而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真正显著的经济增长，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过去40年发生的事情。”

（截图自本文所质疑之张文/2021年9月20日）

这句话就透露着极大的无知。关于民生部分，涉及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重大成就，请允许我从我的调研中稍微详细引用以下数据。

据主讲人李捷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十讲——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看伟大的中国梦》一文和统计局网站的文章《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中的数据表明，从1949的5.4亿人到1970年的8.3亿人，再到1976年的9.4亿，再到1980年的9.9亿——30年增长4亿多，而从1981到2020年40年间人口增长也不过4亿多；同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升到1953年的40岁，1957 年的57岁，再到1975年的63.8岁，1978年的66岁——30年增加31岁，1981年则为68岁，2018年为77岁。

另，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所著《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03-01，微信读书电子书）一书中写道：“与中国相比，印度在1960年的预期寿命是42岁，而到了1978年只有54岁；全部低收入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2岁增长到1975年的46岁，而全部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6岁增长到1975年的54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在1960—1975年之间只不过增长了3岁多。表5—2按照表5—1的方法比较了十几个人口大国（笔者注：包括印、日、英、美、德、法、巴西、墨西哥等）的预期寿命，表明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是最快的。”

又据文章《新中国70年 | 李文：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坚实基础》（搜狐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11-27，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法学博士，研究员，来源：当代中国研究，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中称，“新中国成立以前，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全国人口80%以上是文盲和半文盲…..’大跃进’时期，全民大办文化、教育事业，为在劳动人民中普及文化知识、丰富文化生活、提高文化水平做出了新的探索….1975年、1976年全国小学在校学生人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全国小学生人数增加了29.1%…”另据梅新育老师《梅新育：新中国前期历史回眸》（微信公众号“梅新育论衡”，2017年10月1日）一文中转引自“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载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第9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中的数据：“1964年人口普查时文盲率已降到33.58%，1982年人口普查文盲率22.81%，2000年人口普查文盲率6.72%”

请问张维迎先生，我国古代的唐宋的普通人是很容易接受教育的吗？还是唐宋时期的好生活基本上只是由占社会成员比例极少的一部分特权阶层所享受的？

上述李文的文章中继续写道：“1955年人间鼠疫就基本得到了控制；1959年性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被消灭；20世纪60年代初天花已告灭绝，比其在世界范围内灭绝早了10余年；到60年代中期，结核病的患病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下降到1.5%左右，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防止血吸虫病取得突出成就，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

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1980年对中国进行考察后发表的报告称，1950~1980年，在人均预期寿命方面，中国的进步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增加28岁，低收入国家只增加15岁）……”

请问张维迎先生，唐宋时期的人均寿命是多少？当时的人口或人口密度是多少？我确信，新中国历史的前三十年里，至少绝大部分妇女的生活境遇远远比以宋朝为创作背景的小说《金瓶梅》里西门庆的几个妻妾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的生活境遇要好，如果评价一个人的人权时采取一个全面客观标准的话。

3，如何计算与殖民拓展和帝国主义掠夺相关的GDP？

“但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均匀现象。伴随经济增长的出现，各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也越来越大。1500年时，从全世界看，人均GDP东方和西方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但是从1820年开始，差距逐步扩大。到2000年时，最富有国家的人均GDP是最贫穷国家的上百倍。人均GDP最高的是西欧各国和文化制度同源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而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被称为‘大分流’”。

“大分流”？为什么不均匀？只有劳动生产率或者所谓资源禀赋的不同吗？

张维迎先生学过世界史和欧美历史吗？不知道张维迎是出生在海外还是大陆的，他有没有至少学过中国近现代史呢？明朝郑和率领的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到了非洲东海岸，但是不抢掠，原本计划去印度冒险的哥伦布在几十年后率领较小的船队到了美洲，结果抢掠并圈地了，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进步的同时成为了可耻的殖民者……诸如这样的事情，张维迎先生了解吗？

请问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当初侵犯我国的西方列强中，他们的经济增长中多少是和殖民拓展和帝国主义式掠夺活动有关的？受到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当初侵犯我国的西方列强，包括美国在内造成的很多国家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资源流失与殖民拓展和帝国主义式掠夺活动有关？这不仅是政治，这也是经济。

再说所谓的人均GDP？上文提及到的李文博士的文章中也写到一段相关内容，可以供张维迎先生参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开始提出由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三个维度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即人类发展指数（HDI），来全面衡量社会进步。排名结果显示，从国际上看，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例外，中国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了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列，人口的过快增长稀释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我国的教育发展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960~1980年，世界上从低教育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4.  继续贬低“前三十年”？

“这种大分流可以用人口数和GDP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来描述….也就是说，到1973年的时候，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人口大国可能是经济小国，而人口小国可能是经济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当时占世界的20%，但GDP规模排在十三四位以外。”

姑且不论张维迎先生所称的1973年的中国GDP规模排在十三四位以外的数据来源是否客观可信，不知道张维迎是否明了GDP口径和非GDP口径计算下的经济规模或增长是有差别的？以中国前后三十年对比为例，前文提到的梅新育老师所作文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可供参考：“横向比较，中国该时期经济增长实绩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纵向比较虽然低于改革后30年GDP平均增幅，但不要忘了彼时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战争威胁之下，解放战争后期以来被美蒋军队切断的南北沿海航运直到1974年方才得以开通，穿过台湾海峡的南北沿海航线直到1979年才开通；而且改革前中国GDP中不包含外资取得的外国要素收入和许多不曾市场化的产出，而改革后这部分成分极为可观。”

另外，前面提到的李文博士文中指出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发展指数的关系的中国案例是否能够给张维迎启示？

5. 贬损公有制，还是提倡彻底私有化？还是涉嫌误导部分民营企业家与大多数劳动者对立？

“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特别地，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是大部分经济学家持有的观点，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诺斯、达隆·阿齐默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我自己也持有这种观点。特别地，我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制度的作用。朝鲜和韩国原本是一个国家，‘二战’刚结束时，面临的情况很接近，但经过几十年发展以后，两个国家完全不同。 ”

（截图自本文质疑之张文/2021年9月月30日）

“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此露骨？是学艺不精，混淆了生产资料公有和生活资料公有的概念，还是打算折损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合法性，甚至在人民共和国的中国鼓吹全面而彻底的私有化吗？财产公有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两个概念，虽然有所交叉；财产里头，又有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不同区分。生产资料公有制又有程度不同的几种具体形式，也有按照历史阶段和条件不同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深度或广度。生产资料公有和生活资料公有更是两回事；生产资料公有并不意味着生活资料公有，更非要求生活资料公有。

顺便问一句，张维迎先生是不是对无产阶级这个词汇或概念都缺乏正确的理解呢？无产阶级并不意味着生活资料匮乏，更不意味着一无所有，而是强调不（被动或主动地）将生产资料占为己有。（如果张维迎先生比较缺乏这方面知识的基本储备，笔者建议他不妨多关注微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大辞典”，比如先参考其这一期：词条 | 生产资料所有制）

如果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增长，请问，张维迎先生如何解释前文提到的梅新育老师文中所提的新中国在前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也许张维迎先生对经济增长有什么特别的定义，或在脑海中对这个概念有着隐含的前提条件和假设，否则很难解释一个堪称曾在中国经济学界作为“头面人物”之一的一个学者或知识分子的提法与新中国在前三十年的成就，至少经济成就存在逻辑上的重大矛盾——新中国在前三十年的政治成就、社会成就、军事成就更自不待言（而一个经济体的政治成就、社会成就、军事成就必能惠及经济成就）？

除了新中国的实践，基本上比新中国实行更彻底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在其早期的几个“五年计划”中所反映出来的生产力和经济迅速发展，不仅震撼了当时的世界，更支撑着苏联作为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的进步力量，为盟国打败以德国和日本为首的法西斯反动势力；这样的事实，难道因为这个国家当时存在有人所称的官僚社会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倾向且在后期越来越重、苏联共产党领导力量持续腐败恶化等因素而解体，而可以被漠视或否认？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形势，并总结新中国在前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渐提出以公有制经济（含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为辅的基本政策，为的是使经济体制更具有弹性，一方面更好的调动各方面有利于生产力提高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总体上居于相对优势、而社会主义还有待发展的客观情况，而做出的统筹兼顾的方针，是立足于实际并包含辩证的思维，不可对其做简单化或主观化的理解。

在此种形势下，非公有制经济形态的经济成分，如私有式市场主体，应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形态相结合状况下的合作大局服务，而非考虑与公有制市场主体，如国企或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企业过度竞争，更不能着眼于取代公有制市场主体。

在这里，不免让我想要引述2200年之前的我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在记载他的主张的经典著作《韩非子》中的一个说法。据马银琴所作《韩非子正宗（全文解读本）》（微信读书电子书，华夏出版社2014-03，由华夏出版社授权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制作与发行）一书，韩非子称：“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利…..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人们的通常打算，总是像逃避危险和贫穷一样的去争取安全和利益。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去了可能会战死，做逃兵则可能被处死，他们认为是危险的事情。（而且），抛弃了自家的事情去为打仗，家里经济就不好，如果还没有上边来体恤的话，就穷去下了……所以，（有些人）就去为私门贵族做事，然后得以获得免除徭役的待遇，就可以躲避被征召入伍去打仗。（也有）拿一些财物去贿赂当权者或权贵而获得庇护的…..这样一来，为公家（朝廷）做事的人少了，而为私家服务的人多了。”

此段文字中涉及的对公与私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的探讨，是否对对现在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颇有启发呢？这是否也佐证，我们中国古代的先人并非都不懂经济或经济利益？

新中国的公家当然与旧时代的公家或（朝廷）不是一回事，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是提倡“公私合作”前提下的“公私竞争”，更在制度安排和很多政策上都推动民营经济包括私有式市场主体的发展，以至于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是不是一定范围内或一定时期里的私有化过于得到利好或过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私有式市场主体有什么理由不首先考虑服务人民和国家，在良性竞争的情况下与国企和集体所有制市场主体等公有制经济成分更好合作，而是总想着从公有制经济领域里头争抢市场，甚至与其恶意竞争并期望公有制经济消亡殆尽呢？

目前态势下，总体而言，非公有制经济形态里的本土民营经济，包括私有式市场主体是发挥着和发挥了正向的作用的，但无疑，不是所有的私有式市场主体的负责人都没有问题，都不值得被琢磨。而张维迎先生此种“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论调不仅与事实相悖，更涉嫌挑战宪法权威，无疑，是值得警惕的。

计划经济自然是有它的局限性，但正如任何一件事物一样，在哲学家眼中，因为相应的条件，必有其局限性，也必有其适应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适用于任何历史场景之中，但在迅速动员新中国的各种力量开展新建设并保卫新中国这个事实上如此明显，还要被浅薄的观点高度质疑吗？张维迎先生的历史感在哪里？计划经济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好吗？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求是网2019年7月31日）说：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

张维迎先生对美国和日本的情况应该很了解的吧？

与此同时，张维迎先生如何解释市场经济下的各市场主体自行所作的计划呢——这一定不是某种形态的计划经济吗？张维先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在哪里呢？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是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还需要商榷。但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乃至所有经济形态中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无论在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乃至我国古代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中，企业家精神都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问题无非是在计划经济下如何界定企业家精神和能力有待商榷或可能尚存在技术性难度，而在古代的经济中，企业家精神被压抑太大。

与此同时，我的核心观点是：每个劳动者都有企业家精神，他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发挥着企业家精神——无非程度不等，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把自己等同于一部机器的话。

张维迎先生的一个大问题似乎在于，他倾向于只有少数特定身份的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因而企业家身份只属于社会中的少数成员。也因此，他似乎不认为公有制经济（含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与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角色相容，因而有意或无意的鼓吹私有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张维迎先生还只是属于学艺不精。如果超出这个限度的话，张维迎先生的立场或动机则不免令人堪忧。

朝鲜？朝鲜或许有好些个问题，但把朝鲜与韩国做简单对比，只能说明张维迎距离一个“路人甲”的观察视角并不算远。试问，朝鲜所拥有的国家主权的高度，是韩国所拥有的国家主权的高度所能比拟的吗？与韩国境内常驻有美国军队相比，朝鲜境内有美国驻军吗？与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都得善终相比，韩国的最高领导人中有几人得善终的？那些不得善终的韩国总统，是都坏呢，还是那里的制度有问题？

至于朝鲜人的生活具体如何，我没有发言权，毕竟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而当下国际上很多对朝鲜的报道较少或涉嫌偏见，不利于客观判断。韩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韩国的“老龄化”、“少子化”和楼市泡沫等问题，有没有进入张维迎先生的视野呢？如果没有的话，张维迎先生的客观性或主体性够吗？

（未完待续。全文较长，后续分次发送，敬请关注

——如果能够发得出来的话。）

注释：

被评点文章：

微信公众号“辛庄课堂”于2021年8月4日发布的标注为“原创”的、作者为张维迎的文章《张维迎：经济学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https://mp.weixin.qq.com/s/qFUJF188PVFH_bbrf9nMtw

参考资料：

1，梅新育：《梅新育：新中国前期历史回眸》，微信公众号“梅新育论衡” ，2017-10-0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zAzOTc5OQ%3D%3D&mid=2247484018&idx=1&sn=8746c55a2bc619a357a6a6ae63875fec&scene=45#wechat_redirect

2，李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十讲——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看伟大的中国梦》，主讲人李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大网，2014年5月13日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4-05/13/content_1862819.htm

3，国家统计局人口司：《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统计局网站，2019-08-22

http://www.gov.cn/xinwen/2019-08/22/content_5423308.htm#:~:text=新中国成立70年,率约为1.4%25%E3%80%82

4，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03-01，微信读书电子书

5，李文：《新中国70年 | 李文：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坚实基础》，搜狐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11-27，1网页上注明作者李文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法学博士，研究员，来源：当代中国研究，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

https://www.sohu.com/a/357048706_488854

6，马银琴：《韩非子正宗（全文解读本）》，微信读书电子书，华夏出版社2014-03，由华夏出版社授权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制作与发行）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求是网2019年7月31日

http://www.qstheory.cn/books/2019-07/31/c_1119485398_66.htm）

作者李笛是谁？可能是用英文在国际社交网络领英（LinkedIn）上为毛主席发声最多的中国人。关注我更多见解更新，请访问我在领英上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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