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九畴、禹碑、蝌蚪文符、洪范、金册玉牒、夏鼎之再解析及推论_风闻

一、洪范九畴与夏鼎及当时一些历史事件的推断

1)禹碑蝌蚪文符被解读→蝌蚪文符内容与《洪范》文本直接关联

2)蝌蚪文符从大夏玉册摹刻到禹碑→禹碑、蝌蚪文符、金册玉牒、禹帝、治水事功，向来并提→蝌蚪文符最早载体为金册玉牒。

3)《洪范》文本中"不畀(鲧)洪范九畴"、“锡禹洪范九畴″文句，与文史资料中"帝锡禹金册玉牒"对应→“洪范九畴″即金册玉牒之名称、蝌蚪文符内容概括。

由此，据《洪范》文本，承载《洪范》文本概括纲目的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从尧帝的″不畀鲧″与舜帝″锡禹"对应举措中，彰显出类似玉玺王印、传位诏书等等象征天命所在、合法性正统性信物凭证集合特征。

根据《洪范》文本箕子口中关于"洪范九畴"的上下文，虽然已可以推断"洪范九畴"在尧鲧舜禹时代，就是指集合了玉玺王印传位诏书功能的金册玉牒。但这还是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让人感觉总有些别扭，问题出在哪里呢？

金册玉牒有类似玉玺王印的帝位传承信物特征，但在被发覆考证推断前，它与它的这个特征秦汉以来已属末知历史，仅存残缺信息。在金册玉牒存世的夏商周同时期，还有另一件具有相同功能特征的类似宝物，即夏禹九鼎。

夏九鼎的传国宝鼎特征与金册玉牒相同，甚至即便宝鼎已失落二千载，其功能特征也仍为世人所共知。而金册玉牒，至少到宋代虽仍有副本、复制本"大夏玉册”，但却已无人知晓其真实由来、本质意义了。

从《洪范》文本中记录的商周鼎革时姬发、箕子两人对话内容看，这两件宝物，在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那里，其相同本质特征是历代相传并共同知悉、认同，也都给予了极其重视地。

虽然从《洪范》文本中箕子讲述的"洪范九畴"上下文来看，它既是蝌蚪文字内容的总称，也是承载蝌蚪文字的金册玉牒的名称。因为尧帝不畀鲧、舜帝锡禹"洪范九畴"时，还没有禹铸九鼎。从洪范九畴在箕子口中讲述的上下文去推断，他讲的发生在尧鲧舜禹之间关于"洪范九畴"的转让与否，只可能是金册玉牒，而不可能是还没有的禹九鼎。

但是，单从"洪范九畴"字面含义而论，它毫无疑问更切合直接指向范铸了蝌蚪文符的夏禹九鼎！这也正是推断出"洪范九畴″是金册玉牒后，仍让人感觉别扭的原因:它不太合适，夏禹九鼎才更合适。

无论是洪、或是范、或是九、或是畴，无不与夏禹九鼎各种特征重合。

洪标示了时代(洪水时代)与时代主角(夏禹)，范标示了铸鼎工艺，洪范相连甚至也直接可代指夏禹鼎。

箕子与周武王讲解时，是没有什么《洪范》文本可据的。传承至今的《洪范》，反而是后世给予箕子武王谈话记录的篇目名称。他们也不知道镌刻在金册玉牒上的、范铸在夏鼎上的符文，被后世称为蝌蚪文字。

极可能身为商王朝世代主持祭天祭社稷典礼的商王宗室家族族长箕子，他当时口中的"洪范”，甚至可以直接断定就是特指摆在商王朝社稷坛上、姬发与箕子谈话时眼前所见的范铸在夏九鼎上的符文——即后世所谓蝌蚪文。同时，他口中的"洪范"也可同义代指镌刻、范铸了这些符文的金册玉牒、夏鼎。

九与夏鼎的个数相合，也与夏鼎代表的禹定水土后划定天下九州之数相同。甚至夏商王朝社稷坛上的九鼎，本来就是分立在代表九州土地、九块缩微地图五色土之类所组成的高坛上。九畴也就是九州、是夏商王朝社稷坛上九块立有九鼎的九州缩微地图土地总称。

由此，“洪范九畴”，在武王箕子谈话特定的背景下，其实就是夏商社稷坛上的夏禹九鼎。

全面还原《洪范》序文之背景，应该如此:武王伐纣，纣焚鹿台。姬发立纣王子武庚，大体安定了殷商遗民后，前往存放夏禹九鼎的殷商社稷坛。他召见了世代主持殷商社稷祭祀的箕子家族当代族长箕子，两人围绕传国重宝金册玉牒、夏鼎谈到了上面符文的内容意义。这篇谈话，就是《洪范》。

解读了禹碑蝌蚪文字后，知道了蝌蚪文字与《洪范》文本之关系，再从禹碑、蝌蚪文、金册玉牒，和《洪范》文本序文中的有关信息，可推断出"洪范九畴"就是蝌蚪文金册玉牒。这个结论虽然比较合理，但之所以让人感觉仍然别扭，因为还有比"它"更合理的进一步推断结论:即"洪范九畴"就是当时姬发箕子眼前、立于殷商社稷坛上、夏商两代已传承千年的范铸蝌蚪文字的夏九鼎(及其符文)。

之所以在《洪范》文本中，箕子口中的"洪范九畴"只发生于尧鲧舜禹之间，显得与那时根本没有的夏鼎无关。只不过是因为古人记事，收入《尚书》里的文字都极其节约，一字一词往往包罗几个层面。让信息大量缺失的后人、今人读来，倍觉其"佶屈聱牙"。

在姬发、箕子及《洪范》文本记录者这些当时人看来，“洪范九畴"既指眼前社稷坛上禹铸九鼎，也指其上范铸的蝌蚪文符及其内容，还可代指镌刻同样文符的金册玉牒。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地。

但在历史信息大量残缺，社稷坛、禹鼎、金册玉牒都早已无存，蝌蚪文字也已是两千年后宋人刻到南岳山上、已无人能辨识，汉宋明儒及现代人当然都再也无法一目了然不言而喻。

洪范九畴既指范铸蝌蚪文字的夏禹九鼎，甚至可还原出其立于殷商"社稷坛″上，并由"九畴"还原出"社稷坛"大致形制，还原出武王"访箕子，作《洪范》“六个字后面的影视剧本场景。

洪范九畴还指镌刻了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甚至也可以还原出金册玉牒本来安置在殷商王朝祭天的"天坛"上。乃至还原出箕子让族人秘密携带其远走东北殷商故土后，安坐于社稷坛等候武王。他以一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姿态，引导胜利者周人的视野心神，使之完全聚集于仓促间无法挪移、也难以如甲骨那样及时匆匆掩埋的夏鼎上。事后，他谦卑请求远放殷商故土(红山牛河梁祭祀地？)守护祖先灵墓，获得允准，最后被封于朝鲜。

换言之，《洪范》文本记录里，当时侃侃而谈的箕子口中，“洪范九畴″在他意识中既指蝌蚪文符之内容、更特指眼前的夏鼎，也还指已被带走的金册玉牒(所以口中才会有尧"不畀”、舜"锡"之说)。但在姬发及当时周人意识中，“洪范九畴"就只是眼前社稷坛上禹九鼎及其符文了，不包括金册玉牒(或被箕子说作都被焚于鹿台)了。

真实历史情况如何？已经完全难以知晓。只能从与箕子、殷商关系渊源颇深的后世《大韩平水土赞碑》、赵家堡《禹碑》的独具一格特征，及两千年来殷商后裔孔子、儒家在禹碑、洪范、蝌蚪文字相关事件上的各种诡谲表现，从蛛丝马迹中作一点合理化推断。

二，重读禹碑，重识蝌蚪文符及其推论

把金册玉牒、夏鼎、洪范文本纳入禹碑蝌蚪文符研究视野后，尤其是失踪已久的夏鼎纳入研究范围，反过来，又再重读禹碑再解蝌蚪文，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原因很简单，夏鼎虽失踪两千多年了，但它的信息并不少。尤其是它与它象征的九州，也有详细的《尚书》相关文本信息留存至今，即《禹贡》。

在初步解读禹碑，发现禹碑与《洪范》文本关联，尤其是禹碑九行九列(左第1列只有五行)排版，正好对应《洪范》内容涉及九大范畴领域后，潜意识里就会把禹碑蝌蚪文符与《洪范》文本划等号。本相只在此中寻，无须他处更求真。

然而，禹碑77个字符九行九列布局与《洪范》文本九大领域的对应常有错位，又让人迷惑。尤其是排在左起第一列的洪范五行边上，第二列九个符号就不是《洪范》文本紧跟在五行内容后的五事、八政。五事、八政(前四个)甚至是77个符号里相对最易辨认的九个符号，但却排到第三列去了。

而第二列九个符号，却又成了九列符号中，从《洪范》文本中最难找到对应关键字眼的一列。

这是解析了禹碑蝌蚪文字识读规则后，最让人迷惑之处。在不知道夏鼎《禹贡》与蝌蚪文字关联之前，第二列九个符号甚至让人束手无策，各种尝试皆难以满意。

现在一旦清楚夏鼎、禹贡与蝌蚪文符之密切关系，这个问题甚至也可以找到思路。

第二列九个字符，也极可能就是"冀、青、兖、豫、徐、荆、雍、扬、梁"夏鼎禹贡九州的最早夏代文字版本。

如果此说经文字考古实物及相关文字演化研究可证实、成立，则禹碑蝌蚪文字，夏鼎、夏代文字，《禹贡》、《洪范》及《尚书》文本，夏商周历史研究，都可前进一大步。其意义、影响之重大，已无庸多言。

现在看来，似乎很大概率是成立地。

当然，此说成立后，金册玉牒形制基本上也就可以确定了。即它上面应该只有《洪范》文本中最关键四十五个(或五十五个)字符，与《洛书》有明确对应关联。

此说成立后，禹碑、蝌蚪文符的来历就更清晰了。它至少揉合了《洪范》文本与《禹贡》文本，按日本国内的那些所谓禹碑禹迹而论，也许还有《大禹谟》的内容。它应该是以殷商后裔(箕子家族、孔子家族乃至赵宋家族？)秘藏秘传的金册玉牒蝌蚪文符为母本，创制形成于秦汉之后的概率更大。由此，金册玉牒的传承秘密、禹碑《尚书》文本孔子儒家之间的种种诡异，也都可获得一些更合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