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的一些地主穿的也是草鞋?【图】_风闻
弗朗西斯科必胜-2021-10-27 23:24
这是下面这篇文章说的:
村里的最后一名地主
来源:《新京报》
作者陶渭熊,四川纳溪县人,重庆市璧山中学的生物老师(已退休),大学时就读于“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生物系本科。

这是陶渭熊在自己发表于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第79辑(2011年10月1日出版)上的《吃饭轶事》一文中,公布的自己1956年读“西南师范学院”时的肖像照片。
去年冬天,村里最后一名地主,79岁的曹玉林死了。
至此,我们村里除了还有一些“地主狗崽子”儿孙,作为曾经是“分子”的地主当事人,就全部死尽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地主,我不得而知。即便有,也只能像长江中的白鳍豚,濒临绝迹。这以后,作为真实的地主,就与世渐行渐远,永远地成了历史任人评说。
青少年们要知道什么是地主,就只能求教于各种戏剧中“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和“周扒皮”四位”名星”了。
这四位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就肩负着繁重的阶级教育任务,他们“克尽职守,竭诚尽忠,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南霸天的霸道,黄世仁的凶狠,刘文采的残暴,周扒皮的刻薄;再加上他们的“共性”——朱门深院,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骄奢淫逸,以及依靠剥削的发家史,就构成了完整的地主形象。
但是真正的地主是什么样子?倒是现代人完全陌生,而又无从知道的。
专家说,历史首先意味着真实。为此,趁我自己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时候,记录几件具体的“历史”,为历史留下一丝真实。
[一]年收8石租子的地主
就以曹玉林来说,他是多大一个地主?说来吓坏你,他每年收租8石稻谷! 8石是多少?现代人恐怕不大清楚。“石”是旧时的体积计量单位,各地大小可能不太一致。在我们家乡,1石黄谷大约重330——350斤。8石谷子最多也不过2800斤。按目前公家的收购价每斤稻谷1元计算,值2800元。
因为他父亲一直在外谋生,而曹玉林尚小,就把8石田地顾人耕种,于是就成了“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划为地主。
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你可以想像他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是怎样一种状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他敢不敢于企求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奢侈浪费?可不可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如果他不节衣索食精打细算,倒时时都有断炊的危险。
说白了,他就是过着一种普通农民的生活,甚至比稍稍富裕一些的农民还不如。
这就是我们潜意识中搞剥削的地主。他的罪恶到底有多大?到底应该受到怎样一种惩罚?每个人都可以评判。
解放时他18岁,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达到了划分地主分子的标准,肥猪刚够秤,理所当然地成为地主分子。他的父亲因参加土匪而被镇压之后,当年地主分子的一切“待遇”,都由这个刚刚够格的地主来“享受”:清算、没收、斗争、绳索、捆绑、棍棒、掛黑牌、游街、训斥、辱骂……
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将近30年。8石地租,害他一生又祸及子孙。
[二]穿草鞋的地主
像曹玉林这种连普通农民都不如的地主并非“个例”。
60多年前,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陈隆富,他比我大7岁,个头也高我许多,是一个青年。
那时的小学生,都穿草绿色的童子军装;中学生则流行麻灰色学生服,头上戴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脚穿白底青布鞋。可是陈隆富却是剃光头,打赤脚,穿着土白布用土法染成蓝色的粗布长衫;即使最寒冷的冬天,也只穿一双竹麻鞋(用嫩慈竹在火上烤软后撕下表层纤维织成的)。
这样的打扮在同学中显得有些“另类”。但大家并不嫌弃他,因为他人很好,很和气,力气很大,劳动又好,使用锄头能够左右开弓,挖土又快又平;上劳作课的时候,他几乎代替了我等小同学和女同学完成任务,大家都很喜欢他,并且同情他的家境贫寒。
**有一次他父亲到学校来看他。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父亲,就认定他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粗手大脚,头上包着家乡农民长年包着的冬季御寒,夏天擦汗的白布帕,身上穿的也是蓝色粗布衣,脚上则是一双草鞋。一付长年累月脸朝黄土背朝天勤劳耕作的农民模样。
没想到1951年冬天土改斗地主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小镇上看见台子上跪着一个衣衫褴缕神情凄惨的地主,他的双手姆指被细麻绳密密匝匝地捆着,姆指中间楔着一个木楔子,一个农民正用石块狠狠地向下打击楔子,痛得那地主不停地跪地求铙……
我大惊失色:“那不是陈隆富的父亲吗?”
后来才知道,原来陈隆富的家庭也是地主,有10多石田地出租,这就注定了他无法逃脱的厄运。
这样的地主,高楼大厦,锦衣御食,对他们何其遥远。
[三]作手工的地主
曹继先在土改前是我们同村的一个地主,和我家有点亲戚关系,所以比较熟悉。后来他划入了另外一个区的另一个村。
其实他是一个机匠——用古老织布机织布的工人,时常扛着笨重的木制织布机走东家串西家上门服务,靠着“唧唧复唧唧”的日夜操劳,收取血汗钱养家糊口。
由于现代纺织业的发展和洋布的输入,土法织布面临淘汰,尽管他手艺不错,他的生意也不兴隆,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是由于他经常在外织布而没有精力种田地,就把祖上留下的20石田地出租,这就成为“剥削者”,土改时划为地主。
对于这样一位地主,农民们认为他还是靠劳动为生的,因此给了他一个“劳动地主”的称呼,想叫他在土改时少受一些皮肉之苦。但是土改工作队长却给予坚决的批驳:“所有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哪有什么‘劳动地主’?”
[四]“石弯脚板”的发家史
石弯脚板是我儿时的同学石明海的祖父,在我能够记忆的时候,他已因积劳成疾而死了,但是他勤俭发家的故事,却广为人知,至今还在乡间流传。
他是一位勤劳过人而又极其节俭的农民,靠着强壮的身体脸朝黄土背朝天,与天斗与地斗,日夜操劳耕田种地,喂猪养鸡,卖粮卖谷,卖菜卖柴,流血流汗过日子。
由于长年赤足行走而又肩负重担,他的五个脚趾都互相分开,就像一把捞柴草的柴扒;两个大脚趾因为长期用力过度,向内弯曲变形,因此大家赠送他一个绰号:石弯脚板,而其真名反而被人遗忘。
由于他的克勤克俭和精打细算,不但能得温饱,还小有积蓄,于是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个农民梦寐以求的对土地的追求;也萌生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想,不但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基业。
于是他更加不顾性命地拼命干活,把地里的出产和山上的柴薪,凡能变卖成现金的,都一挑挑地挑到镇上变卖,一个铜钱一个铜钱地积累银两。同时又拼命节约开支,不制新衣被褥衣服疤上重疤,不穿鞋袜终年赤脚,夏天不穿衣服赤裸上身,腿上也只穿一条短裤;晚上用松木明子照明节省灯油……过着一种近乎原始人的生活。
而他勤俭节省最经典的故事,一是为节约买盐巴的钱,吃盐蛋时不准丢弃蛋壳,令家人把蛋壳蛋皮细细嚼碎后吞下,说是蛋壳有盐味,丢了可惜。二是说他挑着货物去100里外的城里变卖,来去三天两夜,为节省费用,不住旅店在别人的屋檐下找个角落打个盹;吃饭时只买饭不买菜,取出随身带去的一个盐蛋挑出一些来下饭——当然蛋壳蛋皮也一齐吃下,这三天的菜肴就是一个盐蛋。
就这样他用旁人难以想像的勤俭,积攒了足够的银两买下了30石田地,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把田地出租,以后就成了地主。
其实,中国的大多数地主,也不过是曹玉林、曹继先、石弯脚板一类的中小地主,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的生存也不容易,他们既无经济后盾,也无政治靠山,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地位,与普通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陶渭熊在《吃饭轶事》一文中公布的自己在1963年夏季时跟自己的学生们的一张合影照片。

那一辑《老照片》中《吃饭轶事》所属的页面的实拍照。


这是《老照片》第78辑的封面。

我买的是四辑合订在一起的《老照片》的合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