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档案：邓小平七下莫斯科维护党的原则立场_风闻

    中俄资讯网注：本文摘自商务印书馆《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 作者：张曙

    （图注：1960年，以刘少奇（前排左一）为团长、邓小平（前排左三）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前排左二）在克里姆林宫合影）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步发展。这些分歧和矛盾，既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原因，又有苏共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共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方面的原因。在中共反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邓小平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曾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从1954年4月起一直到“文革”前，邓小平主管党的对外工作。在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他曾幽默地说：“我当了十年总书记，忙于同苏联打交道，跑了七次莫斯科。”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召开。苏共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参加二十大。中共中央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为成员的中共代表团出席此次大会。邓小平一行2月11日到达莫斯科，3月1日返回北京。这是邓小平“七下莫斯科”中的第一次去莫斯科。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夜里，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重新召集大会代表，听取他就斯大林问题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近30年执政活动的历史进行了几乎是全盘否定的消极评价，骂他是“暴君”“大独裁者”，滥用职权，独断专行，制造“大清洗”，使苏联党的领导原则、党内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中共代表团在驻地听完苏方翻译口译。邓小平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简直是胡来！回国后，他在中央的几次会上一方面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同时指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不能说错误都是斯大林的，没大家的份儿。功劳是大家的，没斯大林的份儿。这两个片面性都是不对的。”邓小平的看法，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一致。中苏两党关系开始出现重大裂痕。

    对邓小平的态度，毛泽东后来评价说：“苏共二十大，他不同意（指全盘否定斯大林）。”

    1956年10月，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应苏共要求，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于10月23日至31日访问莫斯科，商谈波匈问题。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去莫斯科。面对纷乱的局势，刘少奇和邓小平严肃指出：在斯大林后期，苏共对各国共产党确有强加于人、使用压力的大国主义错误，使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要有一个原则，必须承认国与国、党与党的独立平等原则。根据毛泽东的电话指示，邓小平和刘少奇建议苏共尊重波、匈两国人民的選择，即在政治和经济上放手，声明不再干涉别国的政策、组织、经济等，让他们独立自主，相互平等。苏方接受了中共的建议。波匈事件后得以平息。

    1957年11月2日至20日，邓小平作为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他第三次去莫斯科。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了几次后，感到谈不通。就让翻译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张纸条：“关于文件的事，请你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我不参加了，好吗？”从此，邓小平走上了中苏交锋的前台。中共代表团以邓小平为首，苏共代表团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首，就会议宣言草案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双方在重大问题上争论激烈。邓小平在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指出：“各国政党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应该机械地抄袭他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这些观点的阐述使自恃老党大国的苏共感到十分不满。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并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

    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便开始把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共视为眼中钉，并挥舞大国主义指挥棒，企图压服中国。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发动各国党代表团围攻中国共产党，企图逼迫中国党接受苏联党的观点和主张。为向中国施加压力，苏联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7月16日，苏共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并中止执行和单方面撕毁几百项协议合同，导致中国数百个重要工业企业和科技项目陷入瘫痪。苏方还有意驱赶中国外交人员，在中苏边界上挑起纠纷，一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面对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中苏决定1960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以消除分歧。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情况下，毛泽东点将邓小平挂帅，得到了一致同意。副团长由彭真担任。这是邓小平第四次去莫斯科。

    9月16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一到莫斯科，就在苏方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开始了同赫鲁晓夫的交锋。针对赫鲁晓夫责怪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态度前后不一致，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反驳道：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赞成，现在也赞成。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态度。赫鲁晓夫声色俱厉地说，对斯大林的问题，我们是不能让步的，他是犯下了罪的。邓小平毫不示弱，非常严肃地回答说：“不应这样一概而论！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怎样看待，这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评，但成绩也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尤其不允许以反对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邓小平义正词严，针锋相对，一下子就把赫鲁晓夫的汹汹气焰打了下去。

    邓小平同赫鲁晓夫这场舌战以后，又与苏斯洛夫“短兵相接”，先后举行了5次会谈。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苏共不应把两党的原则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他接着用大量事实说明苏联对待中国的不平等，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关系，中苏两党应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莫斯科宣言》规定的平等和协商原则基础上解决分歧。邓小平告诉苏斯洛夫，如果没有平等的态度，而是老子对儿子的态度，就无法谈下去，中国党不怕困难，决不妥协。邓小平的话字字千钧，句句击中要害。

    邓小平回国不到10天，来不及轻松休息，很快就接受新的任务，即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去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这是邓小平第五次到莫斯科。他们一行9月30日出发，10月24日返回。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起草委员会共召开7次会议。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苏共对中国进行影射攻击，邓小平据理批驳，回击了苏共对中共的攻击，对苏共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提出了批评。在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苏斯洛夫为避免与邓小平直接交锋，剥夺了邓小平第二次发言的机会。邓小平就选择了另外一种斗争渠道，将发言稿以书面形式提交会议，将反击的炮弹打了出去。在10月22日苏方举行的招待参加起草委员会各国代表团的宴会上，邓小平与刚刚访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回国的赫鲁晓夫再次交锋。在赫鲁晓夫说中共是教条主义时，邓小平反驳说：“今天证实了你们讲我们是教条主义，讲教条主义就是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和纸老虎的论述提出质疑，认为是要东方人压倒西方人，是成吉思汗思想，不是共产党人思想时，邓小平批驳说：你的说法完全错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不是什么地理概念，而是对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正确分析;纸老虎更是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对当日宴会上的激烈交锋，参加会议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小平同志今天顶得很好，赫（鲁晓夫）又是咆哮，十分粗野。到会者都知道，彼此是针锋相对的。赫受顶，这恐怕是第一次。”

    1960年11月5日至12月3日，邓小平作为副团长，陪同团长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并同苏共交换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还参加了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这是邓小平第六次去莫斯科。这一次，他又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他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在各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这个原则。但在各国党之间则不能实行这个原则，只能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并质问道：“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样一种超党的党章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国党曾经通过这样一个超党的党章呢？”在中共和其他党的努力争取和斗争下，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声明》否定了苏共领导的许多论点，比如苏共提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单干”，实际上是反对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反对所谓“派别活动”，实际上是取消各国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少数的论点。对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邓小平在回国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最大的收获是确立了“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原則。毛泽东则表示，这次会议有伟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攻势打下去了”。

    1963年7月5日至20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会谈。这是邓小平第七次去莫斯科。当时中苏论战已到白热化，形势严峻。就是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毛泽东再次点将邓小平为团长出征。苏方团长仍是苏斯洛夫。这也是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代表团的最后一次接触。

    会谈共进行了9轮。会谈的第一天，苏方的苏斯洛夫先讲。这位“大理论家”在长达5小时（加上翻译）70页的长篇讲话中，对中共大加指责和攻击，发言中充满谩骂和不实之词。邓小平耐心地听着，不露声色。第二次会谈，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他全面阐述了我党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指出，中共代表团是抱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真诚愿望而来的;你们的发言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使用共产党人应有的心平气和的同志式的语气，而是毫无根据地指责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对此，我们是不能同意的。邓小平的话，凝重而得体，既后发制人又掌握主动，说得对方团长一阵脸红。在邓小平发言过程中，苏共代表团成员、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不时离开会场，去打电话向赫鲁晓夫汇报情况。

    在7月12日的第四次会谈中，邓小平在发言中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本来应当是独立的、平等的，没有什么“领导党”“被领导党”“上级党”“下级党”的区别，问题正是由于你们坚持着列宁所一贯反对的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兄弟党。在你们的眼里，哪里还有什么兄弟党关系准则。

    由于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分歧难以弥合，会谈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经邓小平提议，双方同意会谈暂告一段落。

    举世瞩目的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更谈不上一致意见。7月21日午后，邓小平率代表团分乘两架专机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及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的隆重欢迎。代表团刚走下舷梯，毛泽东率先走过来与邓小平握手，并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成员在飞机前合影留念。这是毛泽东为数不多的一次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来。毛泽东不久后称赞代表团“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

    回望历史，为的是开辟未来。科学总结国际共运中党际交往的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反复强调：“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他同时强调：“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中共十二大将邓小平的观点概括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后来，这四项原则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